■中国出版传媒商报记者 田红媛

● 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双效”统一

《关于推动国有文化企业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实现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相统一的指导意见》指出，“要推动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发展。满足人民过上美好生活的新期待，必须提供丰富的精神食粮。要深化文化体制改革，完善文化管理体制，加快构建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相统一的体制机制。”

● 加速集团化进程，完成股改上市

《关于进一步推进新闻出版体制改革的指导意见》提出，在转企改制的基础上，鼓励支持业务相近、资源相通的新闻出版单位，按照优势互补、自愿结合的原则，跨地区跨部门组建出版传媒集团公司，支持条件成熟的出版传媒企业，特别是跨地区的出版传媒企业上市融资。

● 加快推进文化立法，全民阅读蔚然成风

《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加强公益性文化设施建设，鼓励社会力量捐助和兴办公益性文化事业，加快建立覆盖全社会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

● 渠道变革日新，线上线下共同发展

《关于支持实体书店发展的指导意见》提出，到2020年，要基本建立以大城市为中心、中小城市相配套、乡镇网点为延伸、贯通城乡的实体书店建设体系，形成大型书城、连锁书店、中小特色书店及社区便民书店、农村书店、校园书店等合理布局、协调发展的良性格局。

40年弹指一挥，文化体制深化改革迎巨变；新10年新变革，中国书业砥砺前行谱新篇！

改革开放40年，是中国文化产业蓬勃发展的40年，也是中国出版发行业不断壮大的40年。从1978年的105家出版社、年出版图书约1.5万种，发展到2017年580余家出版社、出版图书近50万种、总印数92.4亿册、出版物销售总额3704亿元，中国书业40年来经历了由小变大、由弱变强、由落后到领先的艰辛历程，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

40年来，我国出版发行业在深化文化体制改革的过程中，形成了科学有效的宏观管理体制和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现代出版市场体系，出版企事业单位的活力和积极性得到充分释放；一批典型的文化企业得以迅速成长，注重提质增效，在中央政策的指引下，始终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坚持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相统一的原则，打造了一大批优秀主题图书和大众、学术出版物。

40年来，出版发行集团基本完成转企改制，并借助政策和资本的东风，上市融资，进行收购、并购，在资本市场一展身手；大型出版发行集团打破条块分割，进行跨地域重组、跨区域合作，调整产品结构，优势互补形成合力。

40年来，在加强宏观调控的同时，党中央从顶层设计上指引我国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着力构建覆盖全社会的公共服务体系，加大对出版基础公共服务设施的投入力度，《公共文化服务保障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共图书馆法》施行，《全民阅读促进条例》出台指日可待，全民阅读蔚然成风。

40年来，国有新华书店持续发挥主阵地作用，民营书业合法地位得到“盖章认可”，图书电商形成“三足鼎立”局势，自媒体、社群营销拉动图书销售；以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北京图书订货会、全国书博会、上海书展、南国书香节为代表的全国性、地方性展会实力倍增，在国内乃至国际产生重要影响，业内、业外会展经济效应凸显。

40年来，伴随着互联网的渗入，云技术、大数据、AI、VR、AR、区块链、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层出，传统出版与新兴出版在内容、渠道、平台、经营、管理等方面深度融合。

40年来，中央在税收、金融等政策方面对文化“走出去”给予支持，中国出版从作品“走出去”，逐步到品牌“走出去”、资本“走出去”、作家“走出去”，国际传播能力和国际影响力大幅提升。

在2018年改革开放40周年之际，在中国书业迈入新时代之际，中国出版传媒商报从宏观视角出发，以顶层设计为主、产业经营为辅，概述前30年变迁历程，细数近10年行业大事，一展中国书业改革发展成就，为新时代的新发展提供参鉴。

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双效”统一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和文化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化，40年来，我国文化企业迅速成长，文化精品不断涌现，文化市场更加繁荣。与此同时，如何正确处理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关系也成了业内始终关心的一大问题。近10年来，中央多次出台方案、意见，强调将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相统一的重要性，为我国深化文化体制改革、促进文化事业发展指明方向。

2014年2月，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深化文化体制改革实施方案》，突出方向引领，明确提出文化体制改革要坚持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相统一。同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强调：“一部好的作品，应该是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同时也应该是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相统一的作品。文艺不能当市场的奴隶，不要沾满了铜臭气。优秀的文艺作品，最好是既能在思想上、艺术上取得成功，又能在市场上受到欢迎。”

2015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推动国有文化企业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实现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相统一的指导意见》，并被列入当年中央深改组关于文化体制改革的重点工作，对促进文化产业持续健康发展有着非同寻常的意义。《意见》指出，“文化企业提供精神产品，传播思想信息，担负文化传承使命，必须始终坚持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实现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相统一。建立健全确保国有文化企业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实现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相统一的体制机制，打造一批具有核心竞争力的骨干文化企业，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

2017年，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指出，“要推动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发展。满足人民过上美好生活的新期待，必须提供丰富的精神食粮。要深化文化体制改革，完善文化管理体制，加快构建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相统一的体制机制。”

2017年，原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表示，将推动已制定“双效统一”考核办法逐步落地实施，在上市国有出版传媒企业开展股权激励试点，推进职业经理人试点相关工作，推进制作与出版分开改革试点稳步扩展，适时扩大对外专项出版权试点。

为减少职能交叉，适应新形势，提高管理效率和文化传播力，2013年、2018年中央分别进行了两次机构改革。2013年，国务院将新闻出版总署与广电总局职责整合，组建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加挂国家版权局牌，主要负责监督管理新闻业、出版业、广播电台、电视媒体和电影业。2018年，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的基础上组建国家广播电视总局。中共中央印发《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方案》，中央宣传部统一管理新闻出版工作。将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的新闻出版管理职责划入中央宣传部。中央宣传部对外加挂国家新闻出版署（国家版权局）牌子。

加速集团化进程，完成股改上市

在2003年国家文化体制改革的推动下，大多数出版集团完成企业改造，建成法人治理结构。近10年来，个别综合实力雄厚的单体出版社、部委社加速集团化进程，教育社、少儿社等出现子集团裂变效应，大型出版发行集团进行跨地域重组、跨区域合作。多数出版集团借助政策和资本的东风，进一步完成股份制改造、上市融资。

继中国出版集团、中国科技出版传媒集团、中国教育出版传媒集团、中国财经出版传媒集团之后，2013年部委社合并成立专业化集团出现典型案例，以人民邮电出版社和电子工业出版社为基础的中国工信出版传媒集团，成为第5家“国字头”出版传媒集团。

2009年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完成改制，组建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集团。2014年，二十一世纪出版社集团有限公司挂牌成立，成为国内首家内生裂变而成的少儿出版集团，在图书出版、数字转型、版权输出等方面产生示范效应。

2009年，原新闻出版总署出台《关于进一步推进新闻出版体制改革的指导意见》，提出在转企改制的基础上，鼓励支持业务相近、资源相通的新闻出版单位，按照优势互补、自愿结合的原则，跨地区跨部门组建出版传媒集团公司，支持条件成熟的出版传媒企业，特别是跨地区的出版传媒企业上市融资。同年，天津出版总社、内蒙古新华发行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分别与北方联合出版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开启跨区域合作新篇章。

出版传媒企业股改上市对全面规范企业经营管理、创新企业体制机制、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以及形成有效的市场评价机制具有重要作用。2008年9月，安徽出版集团以其所持有的出版、印刷等文化传媒类资产，认购科大创新定向发行股份，成为上市公司第一大股东，在全国率先以出版业务整体上市，上市公司更名为“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中南传媒、天舟文化分别在2010年，凤凰传媒、皖新传媒分别在2011年，读者传媒、中文在线分别在2015年，南方传媒、新华文轩分别在2016年陆续完成上市工作。

值得一提的是，2017年新股审核进度逐步提速后，中国出版、中国科传、新经典、掌阅科技、山东出版、世纪天鸿6家出版企业上市，创历年最多。中国出版、中国科传两支出版“国家队”成功上市，成为2017年度出版业备受关注的资本事件。

加快推进文化立法，全民阅读蔚然成风

随着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不断推进，人民群众的文化需求与日俱增，优质的公共文化服务有待充实，体系建设刻不容缓。经过10年蜕变，我国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基本框架已经搭建，初步实现了从传统文化事业向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转变，公共文化服务配置向基层倾斜、优质产品供给日益丰富、公共文化服务效能显著提高，充分保障了人民群众的基本文化权益。尤其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从顶层设计上指引我国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将加快构建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纳入“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明确提出到2020年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基本建成，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步入发展快车道。

2006年10月，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审议通过《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加强公益性文化设施建设，鼓励社会力量捐助和兴办公益性文化事业，加快建立覆盖全社会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

在地方立法上，广东省2011年制定了《公共文化服务促进条例》，这是全国第一部关于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的综合性地方法规，提供了加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立法的一种整体思路。江苏省制定《公共文化服务促进条例》和《农村公共文化服务管理办法》，上海市制定《社区公共文化服务规定》，探索公共文化服务立法。

2014年3月，由文化部牵头、26个部委组成的国家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协调组成立，承担起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的统筹协调职责，推动出台了一系列重要政策文件，初步形成了构建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制度框架。

2015年1月，中办国办印发《关于加快构建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意见》，对加快构建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推进基本公共文化服务标准化均等化，保障人民群众基本文化权益作了全面部署，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指明了方向。

2016年12月，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发布《公共文化服务保障法》，并于2017年3月正式实施。这是我国文化领域的第一部基本法。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要完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深入实施文化惠民工程，丰富群众性文化活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共图书馆法》在2018年1月正式施行，成为党的十九大后的首部文化立法，形成了中国特色的公共图书馆法律界定和一系列制度规范，对促进公共图书馆事业发展，健全文化法律体系，保障人民群众的基本文化权益具有重要意义。

从2007年农家书屋建设启动到2008年全面铺开，截至2017年10月末，全国有农家书屋58.7万家。10年来向广大农村配送图书突破11亿册。农民人均图书拥有量从工程实施前的0.13册增长到现在的1.63册，增长了10余倍。10年来，在增强农民文化自信、保障农民基本文化权益、加强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和农村精神文明建设等方面作出了重要贡献。

10多年来，我国全民阅读立法迈出实质性步伐，全民阅读活动有序开展，全民阅读氛围日益增强。2006年，中宣部、中央文明办、原新闻出版总署等11个部门联合发起开展全民阅读活动的倡议。从2012年全国两会，全国政协委员、韬奋基金会理事长聂震宁联名13位政协委员，提出了《关于将城市阅读指数纳入文明城市指标体系的建议》，到2012年11月，党的十八大报告历史性地写入“开展全民阅读活动”，标志着全民阅读已经成为党中央的一项重要战略部署，再到2014年全民阅读首次写入政府工作报告，全民阅读上升为国家战略，至此连续5年写入政府工作报告。2017年3月，国务院法制办公室向社会公布《全民阅读促进条例（征求意见稿）》，我国全民阅读立法迈出了实质性步伐。

渠道变革日新，线上线下共同发展

40年书业变革中，新华书店作为国字号发行渠道，始终发挥着主阵地的作用。“二渠道”民营书业凭借灵活的机制、敏锐的市场反应能力、逐渐形成的品牌优势以及可圈可点的复合经营表现，在书业市场中站稳脚跟。三大图书电商迅速崛起，线上成为发行渠道的半壁江山。

面对实体书店在2011年前后经历的“倒闭潮”，2013年12月，财政部发布《关于延续宣传文化增值税和营业税优惠政策的通知》，自2013年1月1日起至2017年12月31日，免征图书批发、零售环节增值税。2016年6月，中宣部等11部门联合发布《关于支持实体书店发展的指导意见》，将实体书店建设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纳入基层宣传思想文化工作考核评价体系，纳入文明城市、文明村镇、文明校园考核评价体系。落实中央城市工作会议精神，推动实体书店在城市文化功能区建设中发挥重要作用。

发行集团将大书城的重装改造、实体门店的转型升级作为一项长远规划。2015年1月，以广州购书中心重装开业为标志，全国各地新华书店多数大书城陆续完成或初步完成了转型升级改造，注重舒适的店面环境，扩展经营业态类型，把关图书品种选择，提供一站式综合服务，整合线上线下渠道，适应读者多元需求的发展大势。另一方面，发行集团还加大了电商平台的开发力度，新华文轩、博库网、北京发行集团北新云网、重庆新华阅淘网、河南新华云书网、广东新华悦读网等“新华系”电商，进行营销组织创新与供应链体系优化、实施项目合作制和供应链体系、建社群打造互动平台等方式，迎来变革新机遇。“24小时无人智慧书店”“智慧书城”“共享书店”从新概念发展为新业态。（下转第7版）

1970年代 《飘》玛格丽特·米切尔著/傅东华译/浙江人民出版社1979年出版

2000年代 “牛津通识读本”帕萨·斯达古普塔著/译林出版社2008年出版

2010年代 《中国艺术哲学》朱志荣著/华东师大出版社2012年出版（德文、俄文版将于2019年出版）

2010年代 《隐身衣》格非著/美国纽约书评出版社2016年出版英文版（人民文学社输出版权）

（上接第6版）

另一标志性事件打破了读者对“新华老字号”的传统认知。2018年4月，全国新华书店网上联合发行平台——新华书店网上商城正式上线运营，以资本为纽带，以技术为支撑，链接全国1.2万家实体门店、584家出版机构和3000家公共图书馆，推动出版物全产业链线上线下融合发展。

2010年，原新闻出版总署发布《关于进一步推动新闻出版产业发展的指导意见》，首次提出了非公有资本进入新闻出版产业的“四条路径”，并将通过加强和改进服务，为非公有制文化企业快速健康发展创造良好的政策环境和平等的竞争机会，民营书业的合法地位得到官方认可。近年来，西西弗、言几又、钟书阁等一批民营实体书店形成示范效应，品牌、特色、连锁经营势头凶猛。据《2017年民营书业发展报告》显示，截至2016年，民营企业数量增幅显著，达到12.73万家，较上年增加3500多家，增长2.8%。民营企业在全国的比重较上一年也又有所提高，占到全国的85%，比上年度提高了1个百分点。

图书电商平台也成为出版传媒业发展变革中绕不过的话题。从1999年当当网创立到2010年京东正式上线图书板块，再到2012年天猫商城图书板块上线，国内图书电商已形成“三足鼎立”之势，曾经名震一时的卓越网在被亚马逊收购后，基本退出争霸舞台。在电商价格战让出版社苦不堪言的同时，当当网和京东图书近两年从线上转战线下，布局实体书店。

除了传统渠道外，自媒体渠道也随着移动互联网的发展而兴起。具有代表性的当属“罗辑思维”效应，2015年“罗辑思维”与出版社合作，仅凭借公众号这一渠道，营销60种书，就在当年达到了1亿销售额。自媒体渠道、社群营销成为2015年火爆全行业的关键词。

代表性会展迅速成长，影响辐射国内外

从最早的全国书市到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北京图书订货会，再到以上海书展、南国书香节为代表的地方性书展，到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中国北京国际文化创意产业博览会为代表的业外展会，会展经济早已渗透到我国书业的各个方面，逐渐成为书企实现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双丰收的助推器，在国内甚至国际“文化圈”都产生了非常重要的影响。

北京图书订货会、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全国图书交易博览会（前身为“全国书市”）作为图书业界三大盛会，在10年改革发展进程中交出了让行业内外瞩目的成绩单。以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以下简称“BIBF”）为例，BIBF自2002年开始办展周期从2年1届缩短为1年1届，截至2018年已成功举办25届，目前已经成长为国际性书业盛会，版权交易规模连续多年屡创新高。2008年第15届BIBF期间，来自51个参展国家和地区的1300家海内外出版单位，进行了展览展示、版权贸易和合作洽谈，版权交易量超过5000项，观众达15万人次。这也是北京图博会首次在外地（天津）举办。到2018年，第25届BIBF国内外展商达2500多家，中外版权贸易协议达到5678项，吸引30万人次进场参观，参展商和参观人次都已接近10年前的2倍，文化引进和文化输出的方式更加多样化，活动形式更加活泼、具有吸引力，会展影响辐射全球。

上海书展、江苏书展、南国书香节、华中图书交易会（湖北）等地方性展会模式也在10年发展中打开思路、创新模式，基本成熟。尤其是上海书展，自2010年起，500余家出版社、超过15万种优秀出版物经过筛选参展，高品质的要求和服务读者的准则，使得“上海书展”自2011年起正式升级为国家级书展，从一个区域性展会成长为全国知名的文化品牌和全民阅读活动示范平台。

经过多年的探索和培育，与“羊城书展”合二为一的南国书香节俨然已由单一的图书交易活动，发展成为集出版成果展示、出版物展销、文化活动、信息服务交流于一体的文化盛会。2009年，南国书香节被中宣部和新闻出版总署评为“全国全民阅读活动优秀项目”。每年举办一次南国书香节被写入《广东省建设文化强省规划纲要》，成为广东文化强省建设10项工程的重要组成部分。2018年南国书香节规模空前，广东全省19个地级市全面设立分会场，实现书香节对全省地级市全覆盖，有近300万人次参与。官方APP与时俱进，对接新技术，提供3D网上观展、AR情景互动体验、AR现场观展导引等智能化服务，数十万读者通过APP“智能导览”实现“手机观展”。

文博会、动漫展、游戏展等业外展会近年来也成为了书业拓展资源、找寻新的发展空间、涉足版权和文创产业的重要接口。

新业态蓬勃发展，深度融合实效初显

互联网和新兴技术的迅猛发展，正在重新塑造我国出版传媒发展格局。推动传统出版和新兴出版融合发展，把传统出版的影响力向网络空间延伸，是出版业巩固壮大宣传思想文化阵地的迫切需要。近10年尤其是近5年来，我国出版传媒业扎实推进传统出版和新兴出版在内容、渠道、平台、经营、管理等方面的全面融合，取得了可喜的成效。

2014年8月，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推动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融合发展的指导意见》，提出要推动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在内容、渠道、平台、经营、管理等方面的深度融合。

2015年3月，原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财政部出台《关于推动传统出版和新兴出版融合发展的指导意见》，强调“立足传统出版，发挥内容优势，运用先进技术，走向网络空间，切实推动传统出版和新兴出版在内容、渠道、平台、经营、管理等方面深度融合……力争用3~5年的时间，研发和应用一批新技术新产品新业态，确立一批示范单位、示范项目、示范基地（园区），打造一批形态多样、手段先进、市场竞争力强的新型出版机构，建设若干家具有强大实力和传播力公信力影响力的新型出版传媒集团”。为切实推动传统出版影响力向网络空间延伸、实现出版融合发展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遵循。

相关政策出台后，原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在2016年从200家申报单位中遴选20家，确定为出版融合发展重点实验室依托单位和共建单位，围绕出版融合发展的重大课题、重大项目和重大发展方向开展集智攻关，创新理念观念、管理体制、经营机制和生产方式，创新技术、产品和业态。截至2017年底，实验室相继挂牌运行，一批有引领性的出版融合发展重点项目初见成效。

中国出版集团的数字精品内容综合运营平台、中国工信出版传媒集团的印数决策支持系统、辽宁出版集团的五大运营中心融通一体化、浙江日报报业集团的媒立方、咪咕数媒的有声阅读云平台、中文传媒的新闻出版领域物联网应用、安徽新华发行集团的“共享书店”、新华文轩的“共享书屋”等一批项目进展良好。国家知识服务建设工作全面启动，截至2017年年底，50家出版单位确定为专业数字内容资源知识服务模式试点。得到APP、喜马拉雅、悟空、知乎等知识服务新业态蓬勃发展。

“十二五”时期，原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选定170家数字化转型示范单位，确定了72家重点标准应用服务模式创新试点示范单位，积极推进中华字库工程、国家知识资源数据库工程、国家数字复合出版工程、数字版权保护技术研发工程，促进全国出版产业融合发展。中国出版集团、江苏凤凰出版传媒集团、湖南出版投资控股集团、中原出版传媒集团等着力规划了新兴出版平台，利用云计算、大数据、VR、AR等技术，推动出版产业转型升级。

加强知识产权保护，版贸产业稳健发展

2018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博鳌亚洲论坛上指出，“加强知识产权保护是完善产权保护制度最重要的内容，也是提高中国经济竞争力最大的激励”，并将”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列为我国近期在扩大开放方面的四个重大举措之一。

自2008年国务院发布《国家知识产权战略纲要》至今，我国国家知识产权战略实施工作已走过了整整10年。10年来，法律法规的集中颁布、打击盗版和非法出版物力度的逐渐加大、“走出去”战略的实施，都为我国版权产业发展提供了强劲的保障和动力。

据国家版权局数据，10年来（2006~2015）中国版权产业对国民经济的贡献持续增长，创造的行业增加值翻了近两番，年均名义增长率为15.68%，整体上高于GDP增速2.19个百分点，占GDP的比重也提高了0.91个百分点，业已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新引擎。

迈入21世纪，随着传播方式的改变，国内侵权盗版问题严重，网络中的侵权盗版问题更甚。2005年开始，国家版权局联合有关部门开展打击网络侵权盗版专项治理“剑网行动”，针对网络文学、音乐、视频、游戏、动漫、软件等重点领域和APP、网盘、电商平台、广告联盟等新型网络应用开展分类治理，严厉打击各类网络侵权盗版行为。国家版权局数据显示，2013~2018年，全国各级版权执法部门共查处包括网络案件在内的各类侵权盗版案件22568起，依法关闭侵权盗版网站3908个。“剑网行动”不断加大对网络侵权盗版的打击力度，网络空间版权秩序逐渐清朗，网络版权治理工作取得显著成效。

为促进我国知识产权发展水平的提升，国务院在2015年发布了《关于新形势下加快知识产权强国建设的若干意见》，确立知识产权强国建设目标，实现对国家知识产权战略的升级。推进知识产权管理体制机制改革，研究完善知识产权管理体制，改善知识产权服务业及社会组织管理，建立重大经济活动知识产权评议制度，建立以知识产权为重要内容的创新驱动发展评价制度；实行严格的知识产权保护，加大知识产权侵权行为惩治力度，加大知识产权犯罪打击力度，建立健全知识产权保护预警防范机制，加强新业态新领域创新成果的知识产权保护，规制知识产权滥用行为。

具有国际知识产权保护里程碑意义的《视听表演北京条约》在2012年6月获得通过，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个在中国签署并以我国城市命名的国际条约。该条约摆脱了由美国、欧盟等发达国家和地区制定国际规则的惯例，表明中国和发展中国家在规则制定中的重要作用，也肯定了近年来我国知识产权保护取得的成绩。

加大合作交流，扩大中国文化影响力

伴随着综合实力和国际影响力的持续增强、文化传播理念进一步创新，我国文化“走出去”步伐越来越稳健。近10年来，各部委、新闻出版主管部门对包括新闻出版产业在内的文化产业进行指导和支持，在税收、金融、平台、人才等各方面产生积极的推动作用。

原新闻出版总署自2007年出台扶持新闻出版“走出去”的8项政策，对优秀的“走出去”企业、项目、内容进行资源倾斜、政策扶持后，2011年又专门制定了《新闻出版业“十二五”时期走出去发展规划》，将新闻出版“走出去”划分为版权贸易、数字出版产品出口、实物产品出口、印刷服务出口、新闻出版企业“走出去”五方面。

2011年10月，《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 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指出：“实施文化走出去工程，完善支持文化产品和服务走出去政策措施，支持重点主流媒体在海外设立分支机构，培育一批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外向型文化企业和中介机构，完善译制、推介、咨询等方面扶持机制，开拓国际文化市场。”

2012年1月，原新闻出版总署以年度1号文件形式，出台了意义重大的《关于加快我国新闻出版业走出去的若干意见》，第一次从国家层面对新闻出版业“走出去”进行全方位布局，第一次围绕新闻出版业“走出去”出台专门文件，第一次系统梳理归纳已有的推动新闻出版业“走出去”的所有优惠政策，第一次就加快推动新闻出版业“走出去”提出资源配置10条“新政”，第一次提出把推动新闻出版业“走出去”作为各地新闻出版行政管理部门的“一把手”工程。

2013年，习近平总书记先后提出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共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倡议。2014年以来，全国新闻出版业大力推动“一带一路”倡议的落地实施，加强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贸易往来和文化交流。

党的十八大以来，《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中华文化走出去工作的指导意见》《关于加快发展对外文化贸易的意见》《关于加强“一带一路”软力量建设的指导意见》陆续出台，统筹我国对外文化交流、文化传播和文化贸易，努力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推动文化“走出去”的力度空前加大。中宣部、原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文化部、教育部等陆续发布中外图书互译计划、国家社科基金中华学术外译项目、丝路书香工程重点翻译资助项目、中国出版物国际传播渠道拓展工程、国际合作出版工程等，资助范围覆盖文化“走出去”的内容、产品、渠道各方面。

除顶层设计，各出版集团、出版社实力创新“走出去”路径——中国出版集团、中国外文局、科学出版社通过建立国际编辑部（海外编辑部/海外分社）的方式，以优质内容资源为依托，深耕当地市场，拓展海外布局；北京出版集团在布拉格、爱丁堡、加德满都等地打造“十月作家居住地”，为作家体验当地生活、激发作品创作创造条件；国际文学舞台上，莫言、刘慈欣、曹文轩等中国作家斩获大奖，作品输出海外，大大提升了中国作家与世界对话的自觉和自信，扩大了中国文化的国际影响力。

● 代表性会展迅速成长，影响辐射国内外

《广东省建设文化强省规划纲要》中提到，每年举办一次“南国书香节”，“南国书香节”成为广东文化强省建设十项工程的重要组成部分。

● 新业态蓬勃发展，深度融合实效初显

《关于推动传统出版和新兴出版融合发展的指导意见》强调，要立足传统出版，发挥内容优势，运用先进技术，走向网络空间，切实推动传统出版和新兴出版在内容、渠道、平台、经营、管理等方面深度融合。

● 加大合作交流，扩大中国文化影响力

《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 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实施文化走出去工程，完善支持文化产品和服务走出去政策措施，支持重点主流媒体在海外设立分支机构，培育一批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外向型文化企业和中介机构，完善译制、推介、咨询等方面扶持机制，开拓国际文化市场。

● 加强知识产权保护，版贸产业稳健发展

《关于新形势下加快知识产权强国建设的若干意见》提到，深入实施国家知识产权战略，深化知识产权重点领域改革，有效促进知识产权创造运用，实行更加严格的知识产权保护，优化知识产权公共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