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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蒙时代》的青春内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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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译 报道时间:2007/5/11 作者:关圣力

一部记忆之书,融入了一代青年的成长过程中,尤其是他们思维的无序和张狂、盲目和孤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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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安忆

出生在南京,是作家茹志鹃的次女。1976年开始发表作品。著有中短篇小说集《雨,沙沙沙》、《流逝》、《小鲍庄》、《荒山之恋》、《乌托邦诗篇》等,长篇小说《黄河故道人》、《流水十三章》、《米尼》、《纪实与虚构》、《长恨歌》等。其中《本次列车终点》获1981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流逝》、《小鲍庄》分获1981~1982年、1985~1986年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其作品在海内外都有较大影响。

佛学上有种说法,叫做涅 。而人存在于世,会经历许多不如意,烦恼使人对真谛、无忧、解脱、实相、吉祥等等,产生了无休无止的真诚渴望。“涅 ”便是对此简洁的概括。

王安忆长篇新著《启蒙时代》在文学的内涵之外,就给读者带来了对存在的哲理提示。王安忆这部小说,以细腻细密的叙写,将一部记忆之书,融入了一代青年的成长过程中,尤其是他们思维的无序和张狂、盲目和孤寂。这一显著特征,却又是依附在想有所作为而又不能的一代人的精神之中。记忆与真实,使《启蒙时代》具有了重要的文学价值。

《启蒙时代》文本宽厚纵深,远远超过了文字本身承载的内涵,作品叙事平缓,不急不躁,以王安忆式的叙事手段,演绎了那个年代那一特殊人群(高干子弟们)的真实生活,揭示了他们内心的脆弱和无能。南昌、陈卓然、小老大、安娜和舒拉们的青春,与社会躁动的行为、思维等混乱现象纠缠在一起。孩子们的心智的成长,被革命的激情催生得失去了常态,几乎是在一夜之间,他们都在红袖标的束缚下膨胀了,《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的文字,在“文革”制造出的社会背景下,对孩子们充满了诱惑,激励着他们迅速变成“革命者”。

于是,与家庭的碰撞、父子的碰撞、出身的碰撞、异性的碰撞等等成为可能和必然。他们对过去的记忆、对家庭的敷衍、对现实的无奈,终致整日无所事事。他们的思想承载着对社会,甚至是对世界的美好想象,人却蜷缩在“小老大”的沙龙里,徜徉在大字报的海洋里,骑着自行车穿行在灰暗、躁乱的大街上,在“诗”一般的疯狂中挣扎,试图颠覆传统人性中道德的质朴,却又无法塑造那新的模式,因为他们不知道那个未知是什么。他们用青年甚至少年的目光看世界,看生活,眼神迷蒙中带有天真和老成参半的焦虑、幻觉、不解与反抗;还因为他们随时被迫在社会主流与边缘间徘徊,父辈的身份、功劳、现状,决定着他们的存在。一切原生态的人性、道德和精神价值,在一夜间被革命,替代为忠诚的混乱与毫无价值,随之,生命和日子也变得无价值,这便是“启蒙”的代价了。

大上海的十里洋场、南京的军营、皖南的乡村、革命的道路,作者从容往来于故事发生的核心。一切风土民情、一切来自民间的朴素道德、市井里弄居民的保守好奇、小姑娘们的纯真和妒忌,甚至连不断被自然侵蚀着的古旧民宅,都充满了叙事情趣,自然流露在作者的笔下,也注定使这部作品具有了更广泛的地域性、人群性的比照意义。我们曾经的生活,大都不能脱开那样的模式。

《启蒙时代》是一部需要认真去读的书,走马观花似地浏览或猎奇,无法贴近故事内核,也就无法理解作品的深层含义。这部书文本严谨,故事丰满,人物的身世,包括那些过场似的人物,无一不具有典型意义。看似是几个青年成长的琐碎经历,说是他们青春的启蒙,看过以后,才会感悟到,这原来是对我们失忆的及时提示。

书里写到的所有人、所有事,都具有当时的存在特征,充满了哲学的思辩精髓,揭示了人们内心深处的无奈和无助。作品展示的是两代人的亲情脱节、精神分裂,在他们的家庭中,缺少父子情、母子爱,缺少温暖与和睦,也就逐渐养成了这一人群的人格缺陷。年长几岁的陈卓然,凭借着多一点的阅历,具有充分的革命意识,作为启蒙者,他的话语、行为,虽然惊醒了南昌等人,却也仍然在自我意识的混沌状态下,摇摆于青春的纯朴和懵懂之中。

南昌与父亲的对话,不能将父子间固有的隔阂与陌生感消除,这样的现实,沿着亲情温馨的边缘,被推向了崩溃。“小老大”沙龙里青春的萌动、肌肤与肌肤的浅层接触摩擦,注定使他们先于那些普通市民家庭的孩子早熟,因此被烦恼缠绕也是必然,启蒙的真实意义或许正是在此。而躺到高医生手术台上的嘉宝,似乎是以自己早孕的代价,使南昌们终于明白了身体疼痛和思想痛苦的不同。对比之下,他们反倒没有敏敏、丁宜男等那种得过且过的日子来得轻松。

特殊的时代,使这些青年们存在于激情岁月里,却被迫生活在被冷落的一隅,所有正常的成长过程,在这里被施以“思想”的化肥而改变,使他们无所适从,只能在抑郁、怀疑中探寻。他们寻找“光与真理”,却又不知道什么是“光与真理”。他们“激扬文字,意气风发”,集体的时候充满朝气,个体的时候则毫无生气!根本无法摆脱忧郁与迷茫。社会的现实,总是在适当的时候,为他们提供了意想不到的打击。正像书中所写“他们不需要我们了!”“放逐,你知道吗?这是一种放逐!”而后诞生在他们头脑里的,仍然是幻想。如此经历,使他们的思想在青春期的启蒙里脱臼错位,不断地生成了冷漠无情的意识,持续地扭曲着自己的道德概念与从众标准。这一“启蒙”所造成的可能,正是伴随着他们这种经历,深深地溶解在他们的血液里,溶解在他们的思想中。

作家正是以清晰的记忆、理性的选材,审视了一个时代青年们的混沌状态,讲述了没有花前月下的青春启蒙,为读者再现了那一特殊群体的真实与曾经,试图以道德返原的理性期盼,对这一特殊人群后来可能的生存状态、道德状态和行为状态进行当代的精神救赎!

大众,也就是书里不断被提及,不断被蔑称为“市民!”“小市民!”的人,可能永远无法摆脱这个群体冷漠的白眼和荒谬的仇恨!文学的真谛,于此辉煌。

《启蒙时代》是一部难得的好作品。它的文本价值在于理智,在于厚重的真实记忆,在于作家以文学的仁慈之心,带给读者的阅读思索,也可说是《启蒙时代》的启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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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蒙时代》王安忆著/人民文学出版社2007年4月第1版/20.0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