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倾听边缘群体微弱的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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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译 报道时间:2005/1/21 作者:桑海,冯琬惠

按王阳明的说法,如果看到这朵花,花就存在,不看这朵花,花就不存在。这个世界上总有一些人在灯火阑珊的角落,悄然无息地生生灭灭,对于不去看他们的人来说,他们是不存在的。近年来,关于边缘群体的图书,就像一束束火炬,投向一个个晦暗地带,让人们的眼睛渐渐地亮起来。

文/桑海

大约十年以前,我读到一本名为《他们的世界》的不起眼的小书,从书中第一次看到了一个同性恋者世界,当时的感觉可以用“震惊”来形容。两位作者王小波和李银河当时还没什么名气,可王小波在序里的一句话直如当头棒喝:“这个社会的视力在人们生活的某些方面几近全盲,谁知道还有哪些巨大而被人们视而不见的东西?”

按王阳明的说法,如果看到这朵花,花就存在,不看这朵花,花就不存在。这个世界上总有一些人在灯火阑珊的角落,悄然无息地生生灭灭,对于不去看他们的人来说,他们是不存在的。近年来,关于边缘群体的图书,就像一束束火炬,投向一个个晦暗地带,让人们的眼睛渐渐地亮起来。

所谓“边缘”,是和“主流”相对而言,由于主流的界限本身就暧昧不清,边缘的边界自然也比较模糊。和“边缘群体”类似的说法还有“底层社会”、“弱势”、“另类”等。“底层”强调地位的低下;“弱势”侧重某种欠缺或不平等;“另类”则突出文化上的非主流性。边缘群体的共性是,被压抑、被歧视,被部分或完全地褫夺了政治、经济和话语上的权力。边缘并不意味着少数,在金字塔型社会里,位于底层的人数恰恰是最多的,但他们的声音却是那么微弱。斯皮瓦克说过,属下是不能说话的。他们甚至无力为自己争取同情,正因如此,他们的地位只能愈加沉沦。从商业价值和政策风险角度看,严肃的关于“边缘群体”的书稿都很难说是理想的选题,但它们的存在却考验着出版界的良知。

在说真话方面,学术性和纪实性作品比起虚构作品来有着天然的优势,在关注边缘群体的图书中,引起的冲击波也最大。

中国最大的一个边缘群体,就是人数达八亿之多的农民。李昌平的《我向总理说实话》、《我向百姓说实话》两本书,大胆讲出“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关于“三农”提出一串“天问”式的问题。这并不是严谨的具有学术价值的书,但他用这样的音量把一些实话喊了出来,使听到这声音的人开始关注中国底层社会的主体——农村。在关于农村的学术性著作中,曹锦清的《黄河边的中国》特别引人注目。作者两次孤身进入河南农村,进行了4个月的田野作业,留下了这部当代中国内地落后农村的调查报告。书中显示出一种中国学者身上罕见的冷静和理智,原始材料和理性分析的结合缜密恰当,毫无空浮做作之态。包括陈桂棣夫妇的农民调查在内,近年来似乎还没有哪一本关于中国农民生活的书,比《黄河边的中国》更发人深省。农民进城后,在灯红酒绿的城市里实实在在地确认了自己的边缘身份,也为城市居民提供了一个触手可及的“他者”,对农民工的关注,无疑有着重大的文化和现实意义。张新民的《包围城市》出版于2004年,他用十年时间记录了中国农民向城市的远征进程,农民背井离乡之后的艰辛、挣扎、喜忧都凝固在一张张照片里。视觉记录比文字更有现场感,更有表现力和说服力,在传达和记录底层人生方面更加得心应手。

中国社会的底层是个非常复杂的构成物,在农民之外,还有许多有着不同不幸的人们。在1998年的《绝对隐私》中,我们已经能听到一点弱势群体的声音。此后各种口述实录的流行,使人们开始关注和思索别样的人生。2001年,孤身走遍中国的关山,出版了他的调查记录《一路奔走——倾听当代中国底层最真实的声音》。书里有打工致残者、歌舞厅乐手、老右派、乡村教师和其他形形色色人物的心声。他坚持自己“倾听”的原则,对讲述者不做任何限制和影响,小心翼翼地保护着生活的原汁原味,也使我们有幸能听到关于生活的大实话。2000年出版的赵铁林的《另类人生》,用几百张照片和十几万文字,勾勒出一个由“小姐”、嫖客、流氓、渔民、拾破烂者、残疾军人等构成的底层社会。他以“同是天涯沦落人”的特殊身份,“进入”了边缘群体,无意中运用了社会学者极为推崇,却很难实现的“参与观察法”。在他的书里,没有落入猎奇的俗窠,没有学者式的理论分析,也没有知识分子道德化的怜悯。读者可以跟随着他的平视的镜头,朴实的叙述,放下偏见和臆想,直接面对生活本身。许多被我们忽视的人生,就这么自然真切、不厌细琐地浮现了出来。稍早出版的另一本关于中国底层的书,缺乏的就是这种洞察力、平常心和纯净的真实感。何建明也是一位有意识关注弱势群体的作家,他关注贫困学生的《落泪是金》和问题少年的《恐惧无爱》等纪实文学作品,都能给人带来心灵的震撼。

妓女是中国边缘群体里的一个特殊现象,人们总是避之不及,似乎连说起来都觉得有违道德。前不久出版的一本调查著作,就暧昧地用起了“性工作者”的说法。对于中国人了解和正视妓女现象,贡献最大的也许是潘绥铭。《存在与荒谬》和《生存与体验》是潘绥铭深入红灯区,对中国妓女问题进行调查的成果。他反复强调:小姐也是人,对她们进行的研究,也必须是在平等和尊重的基础上进行。正所谓“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 前面提到的赵铁林,也打破了中国文人惯有的犹抱琵琶半遮面的做作姿态,真实地展现了一个“她们”的世界,足令许多正人君子汗颜。

按说文学是适合表现底层社会的,沈从文的《丈夫》、老舍的《月牙儿》、曹禺的《日出》、路遥的《平凡的世界》都是根植于底层的力作。但近年来作家关注底层的少,写底层也往往如毛泽东所说:“衣服是劳动人民,面孔却是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 好在从这几年老舍文学奖获奖作品中,还能扒拉出一些眼睛向下的小说。近年最受大众欢迎的底层题材小说,可能要属《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1999年被华艺作为畅销书出版。但小说中的狂欢化演绎,已经削弱了其作为底层作品的严肃性。新科老舍文学奖得主——阎连科和刘庆邦,也是以底层题材著称的。阎连科描写农村苦难的《日光流年》、《受活》在文坛格外醒目。不过我更看好文字技巧稍逊的刘庆邦,他的《神木》改编成电影《盲井》,在柏林电影节上拿了“银熊奖”。顺带说一句,在表现底层和边缘方面,独立电影比出版物走得更远。还可以提一笔的是盛可以的《北妹》,虽然充斥着过多肉体的东西,但年轻的作者对打工妹生活状况的描述还是可信的。林贤治是一个应该提到的底层关注者,他主编的《2003:文学中国》,重申了“永远站在弱者一边”的立场。在他这样以“社会的良心”自命的知识分子看来,关怀底层是文明社会应该遵守的普遍原则。

以上提到的这些作品,是近年涉及到边缘群体的图书的一个粗略回顾,肯定有很多遗漏,不过有的是故意遗漏的。比如有些“另类”的书,实质上只是“小资”或“朋克青年”们对边缘状态莫名其妙的憧憬。《亲爱小资》里自知之明地说:“当每一个小资都认为自己是边缘时,荒谬就显示出来了——所谓边缘,其实还是一种时尚而已。”在另类和小资的边缘,漂浮着九丹、卫慧、棉棉、慕容雪村、木子美等水平参差不齐的写作者,他们虽说也揭示出了一些什么,但更多的是炫耀和卖弄。此外还有流浪艺术家,《黑白宋庄》里,我们可以看到行为艺术、光头、盲流、裸体、手淫、酒。这是一群边缘人,但更是垂钓者,更需要的是艺术商人的关注,而不是一相情愿的关怀。

关注边缘群体的图书多起来了。我期待着廉价的“泪流满面”式的煽情逐渐冷却,而更多地看到冷静的观察、理智的思考。着眼边缘的写作,不仅仅需要大勇气,还需要科学的观察方法,坚韧细致的工作原则,仔细倾听的谦恭态度。我们要警惕商业化和虚假化的倾向,小心那些只想拿苦难卖钱的人,用悲悯作秀的人。不正确的立场和方法,必会带来失真的再现,甚至会将虚假布之天下。而这,对我们意味着灾难。

关注底层、根植底层的作品是最有生命力的,因为它铭记着这个时代的真相,也拷问着每个人的心灵。阿多诺说“奥斯维辛之后写诗是野蛮的”的名言,看到了边缘和底层的真相之后,我们如何才能保住文明的底线呢?相信越来越多的这种思考,会逐渐改变我们如今的阅读和写作状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