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知远 男，1976年生人。2000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微电子专业。曾任《PC Life》执行主编、中国先生网主编、e龙网内容总监，现为《经济观察报》主笔。著有《那些忧伤的年轻人》、《纳斯达克的一代》等。

或许正因为日常生活乏味，我们对于转折点具有特别的偏爱。我们总是期待，这个世界或是我们自己在某一时刻发生了突变，一缕阳光穿透屋内的黑暗，世界从此变得不同，你的生命走上了截然不同的轨迹。我不知道1995年对我来说具有如此的转折意义。那一年，我开始读大学，而且是在有过那么多动人传说的北大。

芝加哥大学魅力四射的教授阿兰·布鲁姆曾在1987年出版的《走向封闭的美国精神》中批评美国青年，说他们在18岁进入大学前，基本没有受过人类文明的教育，是不折不扣的野蛮人（多年后，电影《美国派》不但表现了这种无知，而且炫耀了这种无知）。在欧洲的传统中，年轻人在家庭与社会中完成了他们的教养学习，书籍很早就是他们生活的一部分，他们通过模仿书籍中的角色而进行了自我性格的塑造，大学对于他们来说更多的是技能的教育。

上大学时我已经19岁，是个彻头彻尾的“野蛮人”。我们这一代人的青春大多消耗在准备无聊的考试和对性的猜想（而非实践上），阅读与课本无关的书籍和偷偷进行的手淫一样，常常不可避免地给你带来罪恶感。关于世界、关于自己，我都了解甚少，它们也没有可供选择的标准答案。

现在回忆起来，我的确浪费了大学五年（我留了一级），我们本来应该在阳光明媚的图书馆和可供晒太阳的静园草坪读更多一点书的。我总是耿耿于怀于没有一段发狂阅读的青春时光，我最喜欢的两位南美作家马尔克斯和略萨都深情回顾过他们什么书都读的岁月。

当我真正开始热爱书籍时，阅读已经与我的职业离得太近，它带有了过分强烈的功利色彩，因为是一名媒体从业者，我不自觉地成为阅读风尚的俘虏（偶尔也是制造者）。三股潮流在我印象中非常鲜明。

一是，商业阅读的兴起。1997年，我在风入松书店令人吃惊地发现了《读者文摘传奇》、《蔚蓝诡计》与《媒体帝王》、《蓝血十杰》这四本书，对于那个20岁的年轻人来说，他从未见过这么有趣和设计漂亮的书，它向我展现了一个前所未知的世界，一些年轻人利用自己的才智创造了一个崭新的商业帝国，从前我只知道这种故事发生在拿破仑或者是巴尔扎克身上，在我们熟悉的语境内，传奇总是与政治人物、文学家与革命者相伴而生的，而且写作者总是那些早已死去的作家，从1997年的《媒体帝王》到2002年的《杰克·韦尔奇自传》，我们目睹着中国的商业出版的杂乱无章却活力十足的崛起。很多人还迷恋上迈克·波特这样的Guru们。

其二是，我对于国际事务的兴趣。在9·11之后，我突然对于整个世界产生了巨大的好奇心，我想知道国家与国家的关系是如何建立，战争是否真的是政治的延伸，我们该怎样缔造一个新世界。我读了各种国际入门读物，中东问题、美国的霸权之类的书，还访问很多政治学家。但由于缺乏理论框架，我的判断总是出错。伴随着中国概念在过去几年中的持续升温，人们对于如何定义中国在世界中的角色，也产生了巨大的兴趣，只可惜，我仍没有看到类似的杰出作品。

第三是，历史写作的复兴。历史是一个国家的灵魂，在灵魂被歪曲多年之后，人们突然发现原来历史并非是教科书上描述的线性与刻板，它充满了不为人知的细节和随意性。我是如此热爱剑桥中国史和史景迁的写作，黄仁宇的《黄河青山》同样迷人。但糟糕的是，一种历史阴暗处的过分迷恋似乎赢得了更多的尊重，不管从何种标准衡量，“潜规则”这样分析，不过是“厚黑学”的一种高级一点的翻版。

在我成长的年代，书籍早已不再是社会风尚的风向标。我很遗憾，在我灵魂最初的形成期，没有阅读足够的经典作品，不管是文学、历史还是哲学，它们本应帮助我塑造理解世界的方式，给予我更充分的情感理解力，筑造我的性格。时至今日，我仍常常觉得自己是野蛮人，因为我没有接受“人类文明”的教育，而只是了解那么杂乱无章的知识。

我常常抱怨自己成熟得太晚，在没有足够内心力量之前，就一头扎进了喧闹的世界。对此，我深感遗憾，期待在没有心灵没有彻底衰老之前，能够弥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