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中文大学最近得到两笔大的捐款，由此要新建“书院”，教育方向是不但要激发学生的才，而且要巩固学生的“德”，进而为国家建设出力。开始我以为媒体报错了，这个时代，居然还有以“书院”命名的大学二级机构？

读了湖南人邓洪波的《中国书院史》，多少增添了书院方面的知识。古时，书院是私人的“读书处”或“藏书所”，与政府办的官学（州学、县学、府学、乡党之学以及“太学”、国子监）相比，最多只能算“知识普及的二渠道”。隋唐据说是书院创建的肇始期，而隋唐也正是中国科举制度的肇始期。

有些许知识的人都有一个可笑的梦想，就是希望国家或者社会能够把自己“养起来”，好像充幕僚、当小妾似的；又好像人的气节是闲养出来的而不是在各种事件中冲突考验出来的。因此，书院存在与否，不是看它有多少名正心保肺的“儒学教授”，而是看是不是有巨商大贾、高官厚爵在支持。

当“官学”不济的时候，民间的书院和私塾一样，很容易成为官学的补充。这就给为个人（或者社区）修养而创建的书院，涂布上了功利色彩。而过去的科举考试也确实开明，只要你获得了前一阶段的“上榜通知书”，你就可以参加下一阶的晋级考试。几千年来，读书中进士做官、娶美女，是这批故事中的主心骨。

由此，中国的书院和中国所有的“读书兼做官种子”一样，成了一个矛盾受难体：出于兴趣和个人本能，他们对即使在和平时代也充满命运动荡的官场有一种戒心；同时，对当政者所享有的诸多利益又有些心贪嘴馋，他们又武断地相信自己纸筑的道德堤防足够强大。

这体现在中国科举制度的教材上也很可笑，当朱熹编四书定五经的时候，他想得更多的是理学的传承。理学就是帮助每个人成为圣贤的基础读本。也就是说，朱老师趁你刚刚开蒙的时候，就把义利之辨、“为万世开太平”这些宏大理想的木桩打入了你心灵的无底洞中，希望每一个受到“圣贤文字”抚摸过的人，都能够成为坚定的理学战士。然而有趣的是，这些经典一朝被“科举教材化”之后，反而成为最伤害人的楔子，成为所有的举子骨子里嘲弄的腐朽之物，成为当政者愚弄文化人的最有效工具。这些精妙文字被严肃化的过程、偶像化的过程，也就是它被刻板化和卑俗化的消解过程。

但民间的独立价值判断和出产物相对来说具有更宏大的公益性。唐宋元明清，书院都一直在民间顽强生存着，有些书院还干出些个惊天地泣鬼神的大事，比如岳麓书院，其学子曾经与山长尹谷一起共同抗元，潭州城破之前，坚持研习学问，城危急时，上城抵抗，城破之后，又“多感激死义”，与城共亡破；有些书院更是成为儒学的衣钵传承重地，比如福建的武夷书院、考亭书院，江西的白鹿洞书院，他们与朱熹、陆九渊之间，渊源极深，朱熹为建白鹿洞书院，甚至还贪污了救灾款“三十万缗”，结果成为御史参劾他的十大罪状之一；有些书院据说还组织过政治团体，比如“东林书院”，就与著名的东林党有关。

科举与今天的高考一样，为的是帮助国家选拔、鉴别俊杰之士，为进一步提拔重用打基础；科举与高考也一样，它成了几乎所有试图改变命运进而占据政府部门高等位置者的重要通道。过去，计划经济时代似乎还有一种“养士”的假象，如今，高考甚至比过去的科举还要“急急如律令”起来。当“民办基础教育”与“公办教育”在中国幻想“通过读教材而谋大利”的时候，我们不能责怪环境。既然高考无法“养士”，那么养士大概只能推迟到“上了大学之后”。而一旦进入大学，身上的担子重了，亲友们通通盼望投资快得到回报，学校希望你发表论文为国争光，国家盼望你成为“创新载体”，此时，依旧弱小的你试图把残破的“士气”好好养一养，好像也不太可能。过去的书院显然既有今天的高中，又有今天的大学、研究所的特点，从文字表象上看，它似乎还能在自由率性的“养士”与“知有科举而不知有学问”之间拉拉扯扯，实际上，科举是中国人最富有魅力的魔症，只要你一天开了蒙，起了步，你就永远朝着“利禄之意多”的方向鼓劲直驶；在心灵沦丧之后，突然萌生归乡之意，“息隐闹市”，也已是缺乏“浩然之气”的贴金行为。如果你不信，去细细比对历史，你会看到，一旦危难当头，可能越是经过科举考试“冶炼”出来的人，越是缺乏节操之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