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教育部１１月２８日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新闻发言人王旭明在回答记者关于私塾问题的提问时表示，义务教育阶段，每个中国公民都应该享受国家规定的九年义务教育。至于非义务教育以外的各类学校，按照《民办教育促进法》和《民办教育促进法实施条例》申报有关部门，按照有关部门程序批准也可以办。在今年７月被称为“全国第一家全日制私塾”上海孟母堂事件之后，这也是政府主管部门的正式表态。

从中国古代的征辟制、察举制、军功制、血统出身制、九品中正制、科举制到如今的高考定终身制这些人才选拔术、剔除术之间，它们中有一些特点是共通的，那就是都要考试。前五者主观随意性多一些、社会舆论能力强一些，后两者客观僵硬性猛一些、变通能力要求高一些。但无论是哪一种，都给有特权者留下了钻营和取巧、消解“制度严肃性”的空间。

在西式的教育制度设计与中式的通过考试选择人才方式结合并养育出一个结晶体，并在中国普及之前，所有面向社会的吸纳人才术，其人才资源都有一个共同矿床，就是私塾里培养出来的青年（或中老年）才俊。清朝之前鉴别人才的方法有一个很率性的特点，那就是只论才能（能按规则通过乡试、会试、殿试），不论年龄（每次考试，都既有十来岁的才出道的童子，又有七八十岁的“童生”“秀才”“举子”，有不少人“老考童生，童生考到老”）。这样一来，让出身贫寒的村民有了暮登天子堂的机会，也让不少老儒一旦中了进士就马上要求娶美貌少妻的理由。

因此，私塾在中国，是极富传统的滋养、抚育人才的方法，深合中国人的行为方式、制度设计方式和看待世界的方式。私塾绝不仅仅是官学的预科班、开蒙幼儿园，而且是社会人士获得教育的主要形式。太学、州学、府学、郡学、县学、乡党之学这样按官僚层级循序配备的“官学”，甚至可能只是私塾的补充。

只是五十多年之前，教育主管部门觉得可以通过一统制的教学设计方式，来挖通人才流向的单一主干渠。在这种制度的严格挟制下，社会办学、民办高校，一直在尴尬的制度边缘中艰难跋涉。

这种制度还产生了一个后果，就是让绝大部分人，一生主要读教材、培训课本，很少读经典和文化精华，好逻辑和推理而害怕文学感染。教材是线性的，既能投资又易投机的，可以帮一个人在最短的时间内获得最快的“就业投资回报率”，获得最多的控制资源和他人的权利。而经典是无目的的、非线性的，它经常让受感染者产生另外一些世界观和人生观，产生在社会看来非常可笑、难以容忍的行为方式。知识教材化和教材快餐化是广大土地上文化多样性流失的很可能的原因。

如果说私塾还多少让少数古代人通过结交知识和智慧、觉察能力，以“养身”“养气”“养志”的话，那么在功利教育完全与所有人“无缝对接”的今天，试图办私塾、民办低分高校、私立封闭学校、贵族特长班、周末小灶班，表面上可以让孩子们（或“终身教育”信仰者）在更多知识通道上走一走，实际上，仍旧可能是幻想而已。因为政策的关系，这些私塾今后当然可以随时注册并招生成功，而且也会让孩子们在多读古经，多读古史，多读古子，多读古集，多读自然，多读劳动，多读情感，多读神话、传奇和戏曲之后，可能顺便吃上几口传统文化土地上种出的麦子和大米。但只要教育是为了功利而存在，那么我们任何的教学设计方案，最终都会向考试而屈腰折尊，所有的多样化尝试，最终都因为人才选拔政策和主管者昏浊的线性眼光，而变成各种形式的“高考冲刺班”和“资源交易能力提高专业技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