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是不深入理清其中的头绪，人大教授张鸣辞职事件在外人看来，简直是一场闹剧。人们依稀记得黄健翔辞职时激起的漫天波澜，要不是半路杀出一个女记者吴虹飞，对生活感到了无生趣的城市小资产阶级几乎要把黄先生当成反体制的英雄了。当然，不读《南方周末》的家庭情景喜剧的爱好者和赵本山的ＦＡＮＳ联合起来，将我们所热爱的阿黄最终塑造成了这样一个励志形象——这形象被精明的商家反复使用，以至于人们奇妙地认为阿黄从ＣＣＴＶ这种国字一号大店出走的胆略是郎酒壮出来的。

以上两例著名的辞职事件都以个人恩怨开场。这相当于给事情本身穿上了一双名叫道德的高跟鞋。网易新闻中心为该事件制作的专题有一个大大的标题：张鸣、李景治，到底谁撒了谎？作为中国人大国关学院的院长，看起来文质彬彬的李景治一开始就占不到多少胜算，理由如下：第一，张鸣尽管是政治系的系主任，但跟他的顶头上司李景治相比，张只能算“一介草民”，所以这是一个“官民之争”的问题；第二，不论谁是谁非，这是一个家丑问题，而李景治显然不得不披上“家长”这件破道袍；第三，人们习惯在官员的履历上寻找污点，而习惯在学者的履历上寻找辉煌；第四，首先发言的张鸣称李景治认定自己对其没有“敬畏之心”，并打乱了院里在“某些事件”上的部署，因此要被“撤职、搞臭并赶走”，这个逻辑上的高起点导致接下来的悬疑是“张鸣到底会不会被撤职”，而不是“张鸣被撤职是不是因为对李景治缺乏敬畏之心”——当张鸣声称接到解职通知时，后一个问题的备选答案立即由三个（Ａ．是，Ｂ．不是，Ｃ．说不上）变成了两个（Ａ．是，Ｂ．不关心这种无聊的问题）。

在接下来的事态发展中，非常不幸的是，李景治自觉地将事件本身人格化了。我的意思是，当有良媒体都期待他回避个人恩怨（在萧延中评教授一事上和张鸣所结的梁子），将辩论焦点引到张鸣提出的所谓“高校衙门化”的理路上来时，他的做法则令所有人大跌眼镜：一连四篇大字报文风的“告全体师生书”，不但让“搞臭”成为事实，而且为张鸣更为过激的言论（高校已“帮派化、黑社会化”）提供了证词。

之所以说这是一场闹剧，是因为当事人并未将他们的困境阐发成当代中国高校的普遍困境，唯一有价值的命题被揣进裤兜，只顾聚精会神，趁其不备，出其不意，在敌手的裆部拉开一条口子，让他丢脸。网易给读者设置的问题一如既往地“白痴”：你认为张鸣和李景治，谁的人品更受质疑（注意：是“更受”而不是“更应该受”）？结果３７１７名投票者中有３４３１名选李景治。当事件本应具有的宏大价值被消解后，当事人无一例外都将变成娱乐民众心性的消遣品——嗯，鼠标轻轻一点，好人的篮子里就会多一颗鲜鸡蛋，坏人的篮子里就会多一颗臭鸡蛋。

正如黄健翔不会被当做反体制的斗士一样，张鸣也不会被看做“揭黑英雄”。作为一个古典词汇，“英雄”在当下的价值体系和话语体系里，不再被解释为“勇敢”、“悲情”、“荣誉”和“是非之心”，它也许仅仅拥有的是这样一个义项：无聊。这着实令人绝望。

当然，张鸣教授指出的那些问题，并不会随着辞职（或解职）风波的平息而冲淡。张鸣戳到了高校管理方面的痛处，而我们真正需要的，是那些戳不到痛处的针灸师（哪怕他是个哑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