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第１４２０期，《中国图书商报》刊登了改革开放三十年的书业回顾专题。就阅读而言，对３０年来的大众阅读和学术出版情况进行了梳理。长篇小说的创作往往被看作是一个国家的文学发展水平的代表。而从阅读经典到文化消费的这三十年，有一个文学界代表人物——余华值得一提。从早期的先锋文学代表人物，到现在的“畅销书”作家，余华身上可以找到３０年来文坛的每一处风景。

从１９８０年代开始，小说开始走出意识形态话语的限制。其中，伤痕文学和反思文学都只昙花一现，而后的寻根文学和先锋文学的创作队伍中，涌现出很多精品。比如余华的《活着》，韩少功的《马桥词典》，阿城的《棋王》，王安忆的《长恨歌》，刘震云的《温故一九四二》，北村的《周渔的火车》，阿来的《尘埃落定》，阎连科的《受活》等。

当然，小说艺术领域的艺术走向依然如故。以启蒙为色彩的国民性批判写作一直踏步不前，以感伤失落表现情爱题材的都市小说随着个性解放让我们看到了精神失落的时代，下半身写作那赤裸裸的冲动；以乡土为镜像的现实主义写作因为没有对苦难的切身体验而沉迷在社会动荡中的自怨自艾。就当代中国的文学产量而言，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可以相提并论，小说家多如牛毛，新人的换代和崛起快到令我瞠目结舌的程度。用乱轰轰你方唱罢我登场来形容一下当代文坛也许并不十分过分。在这纷乱的文坛中，余华也并未幸免。《兄弟》这一畅销书的出版使余华处境尴尬。一方面，读者在媒体的推波助澜下继续疯狂追买；一方面，是曾经高度认可他创作的文学评论家的倒戈一击。从早期的先锋文学，到“畅销书”作家，余华是３０年文学浓缩史的代表。

１９８７年初，最为活跃的文学活动家李陀向《收获》编辑推荐了“牙医”余华的两个中篇小说《一九八六》和《四月三日事件》，发表后，余华一举成名。而后，他又在《收获》发表了《世事如烟》、《活着》、《许三官卖血记》、《在细雨中呼喊》等。现在，余华的大名早已远播海外，但他真正建立起来的民间影响主要是长篇小说《活着》和《许三观卖血记》。前者张艺谋把它改编成了电影，又加上这部片子未能在大陆公演，撩拨起读者的阅读兴趣。

今天，文学的非严肃性，使游戏文学进入某些先锋作家的观念中。这种文学观念的嬗变，其实依然没有逃脱启蒙文学的窠臼。倡导游戏文学的作家希望文学成为叙事的艺术，消闲的艺术，并试图摆脱与政治的复杂关系。应该说，游戏文学的背景不过如此。需要置疑的是，如果中国作家一直干的是消闲的“讲故事的”手艺人，中国文学会有那么广泛的读者群吗？或者说，中国会将文学这一概念摆在公共话语圈中吗？

和马原、格非不同的余华，之所以最终在创作上修成正果，就在于早期的余华对技巧的迷恋并没有使他丧失一个作家在作品中应有的现实立场。这种提法并非否定马原、格非的历史功绩。马原之后的叙事迷宫给了个体化的写作空间，可是先锋文学在文体上的尝试离开了个体的充实的体验，这实际上是对意识形态背景下宏大叙事的反拨，有其内在的启蒙色彩。

哈金认为伟大的中国小说应该是这样的：“一部关于中国人经验的长篇小说，其中对人物和生活的描述如此深刻、丰富、真切、并富有同情心，使得每一个有感情、有文化的中国人都能在故事中找到认同感。”余华的创作成功无疑符合了哈金对伟大中国小说的定义。当然，面对《兄弟》出版后的畅销局面以及余华所遭遇的批评，我们不得不承认，所谓的纯文学，已经在我们这个时代渐行渐远，中国文坛时下是畅销小说一家独霸的天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