坚持不懈地秉承“守正出新”理念

□沈致金（中华书局副总经理）

应该说，机遇和挑战都是并存的，其中有利于古籍出版社的地方，包括政府正加大了投入，年度补贴由过去的８００万元增涨到２０００万元，并有望逐年增加，重大的古籍整理项目也在不断增加，投放的主体在古籍出版社。与此同时，社会经济的发展，对传统文化的需求也在增加，向下延伸出来的国学热和传统文化热，也正好说明这个问题。这都需要古籍出版社重视，抓住良好契机。

需要注意的是，无论从规模效益还是从经济效益，对于作为企业的出版社来讲，古籍整理出版都会比较小，古籍资源本身的稀缺性，研究整理古籍资源的从业人员也稀缺，整个出版流程很长，投入很大，比如出版５０万字的一般图书可以很快完成，但古籍一年内都不一定能够完成，而且作者和编辑都需要高学历，市场需求又相对比较有限，销售周期比较长，回收周期也比较长，因为销售量不足以支撑出版社的发展，这个制约古籍出版社发展的根本问题至今也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

在我看来，古籍出版社的突破点主要有两个方面：一个是往教育出版领域跨越，出版教材教辅；另一个就是往大众出版领域跨越，出版传统文化普及读物。中华书局一方面仍然非常重视古籍整理，给了很好的机制以及人员投入，出版品种也更多，在年出版５００种新书当中，古籍和学术著作占到３／５，去年有天一阁《天圣令》获首届政府出版奖，今年重点出版了《天一阁藏明抄本》，《二十四史》的修订项目也正在进行。另一方面，中华书局近年来也借助国学热和百家讲坛资源，推出了诸如于丹的《〈论语〉心得》等一系列图书；同时立足向青年读者传播传统文化，出版了不少经典图书的普及读本，如“中华经典藏书系列”一套３０种，每种图书的销售都在四五万册。可以说，中华书局在坚守古籍整理的阵地之余，向相关和相近的出版领域进行探索，５年来发货码洋翻两番，由２００３年的７０００多万码洋上涨到2007年的２．５亿码洋。

值得一提的是，随着数字出版、电子出版和网络出版的兴起，古籍出版社的自身资源还是有一定的优势，比如常规店面在架销售，经常无法保证古籍图书的在架率，而现在网上书店大多全品种进货，网上销售这种形式则可较好地延展古籍图书的销售周期。中华书局自２００４年后网络销售量的增长每年都达１００％，其中畅销书的增长没有古籍专业书增长快，很多畅销品种在网络的销售只占１／４０，而专业书占到了１／２０以上。

大型集成文献初成规模

□高克勤（上海古籍出版社副社长）

文化大繁荣大发展、弘扬传统文化潮流带来国学热，引发全国古籍类出版社重新焕发出了一定的活力，包括“全国古籍图书订货会”也在停了两年之后再次召开。但古籍出版题材比较狭窄，读者面也有限，如果没有教材教辅确实很难实现跨越式发展。因此自上世纪８０年代末９０年代初以来，不少古籍出版社纷纷转型，出教材教辅或出版一些经典读物，其中既有成功也有失败，而近年以中华书局为首借助百家讲坛等资源进军大众读物市场的图书取得了较好的市场反响。

上海古籍出版社建社至今已５０多年，前身为古典文学出版社，随后曾改组为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１９７８年独立建制后发展比较迅速。需要说明的是，上海古籍社一直坚持专业出版方向，坚持古籍整理和学术著作与普及传统文化读物并重，排印和影印并举，大、中、小型图书合理安排的出书框架。就目前来看，社里９０％的出版品种都是有关传统文化，这９０％当中有７０％是古籍整理，此外还有一些画册、工具书、大专教材、历史、哲学等著作。同时正着力开拓海外汉学家的一些作品，如“中华学术丛书”、“海外汉学丛书”等在海内外享有很高声誉。

在古籍整理方面，上海古籍社的大型集成性文献丛刊与古籍整理已形成规模。如已出版的《敦煌吐鲁番文献集成》、《续修四库全书》，都获得了学界的广泛好评，并获得不少奖项。目前还将出版任务融入国家大型出版工程，如积极参与出版《中华大典》中的《历史典》，《清史》当中的《清人文学丛刊》，也获得了较好的经济支持。在普及读物方面，结合当代观点，出版了不少弘扬传统文化的读物，如近年来陆续出版了“中华古籍译注丛书”中的《周易译注》、《仪礼译注》、《孟子译注》、《论语译注》等，并力邀全国各地二十四史专家新编、新撰、新评《二十五史新编》。而学术著作则有“社会经济观念史丛书”、“历史上的大事件书系”、《历史上的大阴谋》、《国学经史教程》等品种问世。

现代元素诠释古籍

□曾德明（岳麓书社副社长）

近两年来，央视百家讲坛带动了一系列有关传统文化图书的出版，打破了古籍图书出版市场的沉闷。但古籍图书出版的瓶颈，在于古籍图书的出版规模和销售码洋依然无法突破，有效的销售品种还是不多，特别是跟新媒体相比，古典名著、古籍整理的出版方式没有太多的更新，形式和内容也没有太多突破。为此，我们也正在思考如何将数字出版引入古籍整理，因为古籍本身对年轻人没有太多的吸引力，但他们是潜在的读者和今后的阅读主力，因此需要迎合他们的需求，如引入数字出版形式对图书进行全新诠释，加入动漫等现代元素等等。

而作为地方出版社，湖南有不少地方文献，岳麓书社建社以来也在湖湘文化方面做了不少开拓，树立了一定的品牌，出版了《船山全书》、《魏源全集》、《曾国藩全集》、《左宗棠全集》、《郭嵩焘日记》、《湘绮楼诗文集》等一大批具有湖湘文化底蕴的精品图书，其中针对《曾国藩全集》做了一系列的深度开发，今后还将推出包括诸如其他作者用不同的题材和角度对曾国藩研究的成果等。这将是传统的古籍整理和挖掘的主攻方向，“十一五”期间，出版社还承担了《湖湘文库》、《中华大典》、《大中华文库》等多项国家重大出版项目。

与此同时，岳麓书社在古典名著方面也有一定的品牌，在零售市场列全国同行前列，比如四大名著，无论从内容还是形式都在不断进行更新。此外，岳麓书社在历史教材、教辅方面也投入了相当的精力。

依托馆藏资源开发民国文献

□郭又陵（国家图书馆出版社社长）

在社科、科技、少儿等类别的出版社中，古籍类出版社几乎是出版业最小、最苦的出版社，其生存环境是比较艰难的。纵观全国多家古籍类出版社，单纯依靠出版古籍书几乎难以养活自己，很多社都要依靠教材来支撑。虽然近年兴起的国学热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昭示传统文化图书的“复兴”，但是这股热潮为古籍类图书带来的助力似乎并不够大。

由于我社是全国图书馆专业的唯一一家出版社，可以依托国家图书馆及全国各地图书馆、藏书机构的丰厚资源，相对来讲，形成了方向鲜明的出版特色。前几年，社会上的一些有识之士提出民国文献亟待抢救的问题。由于民国时期是中西文化碰撞激荡的一个年代，各种思想潮流极其活跃，这一时期出版的各种文献资料的思想文化价值非常之大。但是，当时我国新的造纸技术还比较落后，目前民国图书的纸张严重酸化，纸张老化速度极快，以致损毁严重。国家图书馆馆藏的民国文献中度以上破损比例超过９０％，相当一部分民国文献图书失去机械强度，一碰即破。由此，从2007年开始，我社致力于开发民国资料文献，成立了专门的编辑室且渐成规模。出版的民国文献包括《民国文献资料丛编》与《民国期刊资料分类汇编》。《民国文献资料丛编》已出版《中和月刊》、《文献丛编》全编、《史料旬刊》、《申报》康梁事迹汇抄等；《民国期刊资料分类汇编》的依敦煌学卷、佛教卷、版本目录学卷、红楼梦卷、三皇五帝卷、人物传记卷、文物考古卷等专题也在陆续推出。

从地方文化挖掘商机

□徐忠良（浙江古籍出版社社长）

在我看来，古籍类出版社目前共同面对的困难，最主要的莫过于古籍图书受众面相对较窄，而且懂古文人数的比例还在不断缩小，也就是说，随着国民阅读率的下降，古籍图书的读者群正减少这个趋势是不可逆转的。

不过，从2008奥运会开幕式上展示活字印刷技术这个角度来说，似乎意味着古籍类出版社正面临新的机遇，随着国力的强盛，中国文化重新走向世界成为可能，国家也正大力向世界推介中国，这背后五千年的文明是非常重要的资源，而这些资源，古籍类出版社应该说掌握得更多一些，这实际上告诉我们如何将传统文化与现代生活结合起来。在这方面，我们的理念是“借时尚之火，点文明之灯”，用现在的一些方式、形式去解读经典内容。比如社里现在出版的四大文学名著，采用１６开软精装、注释本、轻涂纸，提倡绿色阅读，在浙江省新华书店销售得比较好。

其次是随着国民富裕程度的提高，特别是浙江省有讲究耕读传家的传统，地方政府也很重视寻找经济发展背后的文化根源，因为浙江经济相对西部更为发达，文化寻根更为迫切。这就提示古籍社要为地方文化做好服务，并从中发现商机。因为地方政府缺少这方面的人才，浙江古籍社就投入了相当的精力为地方政府提供此类服务，挖掘地方文化和思想大家，推出了黄仲羲、王阳明等地方名人思想史。需要注意的是，这种服务既要符合当地的需要，又要符合学术规范，而地方政府往往时间上要求较紧，要立竿见影，加上政府采购普遍实行招投标，参与其中的出版社越来越多，彼此的利润空间也在逐渐下降。

另一方面，浙江古籍社自１０年前开始向与古籍相近的书法篆刻等艺术类图书靠拢，不断地从低端向高端拓展，目前品种已占出版社总品种的３０％～４０％，其中以毛笔为主，钢笔为辅。现已出版如浙派篆刻、国家图书馆历代字帖藏等，同时推出的艺术类学术著作书法史、绘画史、篆刻史等也重印了多次。

此外，在学术品种方面，浙江古籍社出版的《中国印刷史》带来了极大声誉，对2008奥运会开幕式都有一定的影响，目前正在为参加法兰克福书展制作英文版；２００５年的推出《圆明园１８６０年大劫难》，法国总统希拉克亲自写序，并获得法国外交部资助，当中讲述了英法联军为何要打这个战争、怎么打、用的什么武器以及谁是帮凶等内容。值得一提的是，此后浙江古籍社介入圆明园学术研究出版领域，并获得了圆明园研究“样式雷”等不少出版资源，先后推出了《重建圆明园》、《乾隆御评圆明园》等，销量也很好。

学术精品普及读物并进

□刘文君（天津古籍出版社社长）

当前，总的感觉是图书品种过多、良莠不齐，各种现代化媒体对传统出版造成很大冲击，古籍社的很多产品也面临着与网络媒体分天下的局面，加上古籍类读物生产周期与销售周期都较长，造成投入大、产出慢，很难在激烈竞争的情况下很快实现预期收益，也阻碍出版规模的扩大，没有教材教辅的古籍类出版社生存日趋艰难。

但是我们也要看到挑战与机遇并存。随着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民族文化的软性作用日益彰显，世界需要了解中国文化，中国的对外交流也需要有特色的文化产品，这样为专业出版带来新的机会。古籍社应抓住这个机遇，在传承优秀文化方面有所作为，推动中国文化走向世界。

从规模上说，古籍类出版社大多属于小型出版社，要想在众多出版社中确立自己的位置，就要在做强、做出特色上做文章，要更加准确定位，通过精心打造专业图书板块，形成自己的特色和品牌，才会提高核心竞争力。国家非常关注民族文化的传承工作，政府的财政政策日益向大的文化工程倾斜，各地政府也越来越关注和支持有积累意义的文化项目。古籍社应通过项目进行联合，争取政府更多的资金支持，发挥专业社的特长，为抢救与积累文化做更多的事。

天津古籍社秉承做“有特色的专业社”的宗旨，努力在古籍整理和学术精品等标志性板块上下功夫、做文章，古籍整理注重版本价值和整理水平；学术精品注重原创性和权威性，力求所做的图书具有较高的使用价值和保存价值，因此受到图书馆采购和高等院校师生的喜爱，销售趋势稳定。作为地方专业社，我们既立足地方、充分挖掘地方馆藏资源，又注重面向全国学界，为广大读者做更多的好书。目前我们继续在学术精品和学术普及读物方面延伸选题，初步尝到了一些甜头，因此还要继续做下去。

加大方志年鉴出版力度

□周兴俊（线装书局社长）

对于古籍出版社来讲，机遇是现在自上而下都强调传统文化，如提倡和谐的儒家文化、道家观点等都受到不同程度的推崇，这为古籍出版提供了很好的契机。但问题是，除古籍社之外，社科类出版社甚至科技类出版社也都在出版古籍图书，这就加剧了本就不大的古籍市场竞争，古籍资源是有不少，但总的来说是有限的，而且越做越少，特别是大家都集中在诸如二十四史、二十五史等项目上。

线装书局作为以编发古今中外各类典籍、社科学术著作、文化艺术精品为主的国家级出版机构，自上世纪９０年代初成立至今，已出版《毛泽东选集》、《毛泽东评点二十四史》、《邓小平文选》、《江泽民文选》、《国学十三经》等大型经典线装书数十种，如《国学十三经》包含了儒学、佛学的一些经典，都采用线装的简注本，在甘肃省委的支持下出版了高占祥的《四书五经》，与天一阁出版了《天一阁范氏奇书》，当时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许嘉璐也到场出席研讨会。同时出版了《永乐北藏》、《碛砂大藏经》、《宋集珍本丛刊》、《抄本明实录》、《大清五朝会典》等超大型影印书数十种，出版中外历史、中外哲学史、国学系统读本、名家诗词书画选集等数百种，如《国学启蒙四书》，发行都不错，市场比较走俏。

与此同时，线装书局也出版了一些当代人写的古典诗词，诸如《中国诗学举要》、《中国诗词年鉴》等，袁行霈等人也非常支持，并都有不错的市场反响，其所在国学院也大力支持，出版了《穿越千年的智慧》，从古籍派生出来的大型出版也有２０多种，如《唐诗宋词起源》、《金圣叹评点才子古文》。此外，还出版了丝绸版《金瓶梅》全文版，并曾作为国礼对外赠送。

值得一提的是，中国版协的年鉴工作委员会就设在线装书局，因此出版年鉴会比较有优势，今后还将加强方志年鉴类图书的出版。如国家机关在做各种大典，如１０００多种的《姓氏大典》，政府部门要给名中医做传，挖掘其中的古典医学名著；当代方志年鉴如《中国诗词年鉴》（2008）、《东盟年鉴》；地域性的如《长江三角洲中国学院讲》（９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