２０世纪７０年代后，随着社会生活的变迁，西方思想与文化发生了一系列强有力的变迁，从“上帝之死”到“人之死”，历史进步受到质疑，历史理性受到颠覆，“大写的历史”为“小写的历史”所取代，历史学经历了从科学的客观到后现代的挑战。福柯、巴特、德里达、鲍德里亚等人，都把批评的矛头指向启蒙运动依赖的西方现代哲学与文化，怀特等人更是明确地阐释了后现代历史哲学。

杨耕，１９５６年生，安徽合肥人。１９８２年毕业于安徽大学哲学系，获哲学学士学位；１９９１年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先后获哲学硕士、哲学博士学位。现为北京师范大学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马克思主义学院副院长，北京师范大学校务委员会委员，兼任中国辩证唯物主义学会副会长。教育部跨世纪学科带头人。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大攻关项目首席专家。

质疑和否认历史的客观性

客观性问题是历史哲学中的重要问题。历史有没有一个本来的真实面目？人类能否透过历史研究认识到它？由于后现代思潮的影响，相对主义和怀疑主义日益活跃，在文学和文化理论中盛行之后，也浸透到了历史学中。和人文社会科学中的其他学科一样，后现代历史哲学的兴起意味着知识的不确定性，表征的则是社会的不确定性。以往建立在神学、政治或科学基础上的确定性认识，在２０世纪中后期以来受到强烈的质疑。一股失望的潮流席卷全球，许多人失去了确定性的信念，觉得现在转瞬即逝，过去难以琢磨，未来更是无法预料。后现代历史哲学对客观性问题的质疑，是通过三种相互关联的途径展开的：

首先，把语言符号和事实等同起来，认为不存在独立于语言符号的纯粹事实，语言本身就是自足的领域，它的意义存在于语言游戏之中，亦即语言的网络之中。在德里达看来，历史事实永远被语言覆盖着，语言的功能又被文化规范的影响掩盖着。人类不可避免地陷于语言的牢笼之中，没有任何理由把历史研究与语言研究视作完全不同的东西，历史写作必须运用语言。

其次，重新引入修辞学。随着结构语义学、逻辑学和诗学的发展，西方学术界开始了重建修辞学的努力，修辞学零度、形象化表达的空间、转义度、隐喻度、义位转换法等概念得以提出，“隐喻的真理”几乎成为唯一的真理。隐喻不仅仅是名称的转用，也不仅仅是反常的命名，究其实质，隐喻是对语义的不断更新，换言之，一切语义都只有以隐喻的方式才能得以描述。研究历史著作最有效的方法，就是特别注重其文学性的一面。只要历史研究依然以通常的教育言辞和写作作为表述往昔的优先方式，就会继续保持修辞性和文学性，历史学家的工作就依然保留“文学性”，而不可能是严格意义上的科学的话语方式。

再次，认为历史叙述可以采取各种各样的方式，如喜剧、悲剧或讽刺剧。历史仅仅是一种叙述或“情节化”，各种叙述方式具有同等的价值。由此，一些历史学家对“种族大屠杀”的处理，就是把它当作一般的文本，抽掉了它独特的悲惨性质，削弱了它的真实性。

一言以蔽之，历史研究中重要的是文学性而非科学性，隐喻、比喻和情节取代了如实性、概念性和解释性规则。没有事实，也就没有了真理，世界被看作是真实的还是虚构的，这无关紧要；理解它的方式同样如此。以往史学家对真理的追求成为“高贵的梦想”，追求真理的行为演变为逻辑上无限可能的解释。这样，怀特等后现代历史哲学家就废除了“真实的”与“虚构的”叙事、“科学的”与“诗学的”历史编撰学的区分，把历史学完全归结为情节编码和文学修辞，历史只能作为话语或文本而存在。巴特指出：“历史的话语，不按内容只按结构来看，本质上是意识形态的产物，或更准确些说，是想像的产物。”基于这样的认识，也就不难理解，他把历史符号的意义指认为理解而非真实，彻底摒弃了历史的客观性乃至真实性。

在后现代历史哲学的观照下，重新梳理历史哲学的基本线索，我们不无惊讶地发现，历史上诸多的历史哲学家，像狄尔泰、克罗齐、文德尔班、齐美尔、汤因比、罗素等，都认为优秀的历史学家必定同时也是富有想象力的艺术家。甚至，希腊历史女神和史诗女神克里奥的魅力，也再度熠熠生辉。事实上，后现代历史哲学的思考业已追溯到神话时代。自从希罗多德在《历史》中宣称为了保存希腊民族及其他民族的伟大业绩，他将以这些民族自身的传说故事叙述历史以来，大多数历史学家站在修昔底德一边，把神话视作非科学乃至反科学的，极力予以排斥。在后现代思想氛围中，历史哲学家们再度讨论这一古老的话题，开始调和史学传统中的神话派和历史派，承认神话在构建个人认同、公共认同方面的关键作用，提出历史学的任务不在于消除这些虚构，而是要利用它们，说明它们是如何进入历史并形成历史事实的。这方面工作最为深入的当属马里。他追溯了神话派自古代世界的起源到现代世界的演变，叙述了李维和马基雅维利是如何从变幻无常的神话中重新发现真正历史的，分析了维柯、米什莱是如何颠覆这种分析模式，又是如何从变幻无常的历史中分析出真正神话的，并借用尼采、维特根斯坦、乔伊斯、艾略特等人的作品，重新定义了现代史学，阐明了后现代史学与古老神话的历史观念之间的历史性关联。

在对历史客观性质疑的背后，隐含了文化的转向这一时代潮流。在后工业社会中，现实世界不再以自身的本来面貌存在，而仅仅以文化的形式登台、表演、展现、想象。在后现代主义的种种范式中，各类文化不断地指向和表征其他文化实践，而非传统的各类经验。使后现代文化实践与众不同的是文化想象的世界可以被不加区分地攫取。意义常常被颠覆、嘲弄，变得含混不清，以至于成为没有任何深层含义的场景展示，道德的、美学的意义都不复存在。像费瑟斯通所说：“如果我们来检讨一下后现代主义的定义，我们就会发现，它强调了艺术与日常生活之间界限的消解、高雅文化与大众通俗文化之间明显分野的消失、总体性的风格混杂及虐式的符码混合。”在“新文化史”和“微观史学”的作品中，历史与文化的界限已经相当模糊，后现代史学进而把历史和文学等同起来，认为历史研究只不过是一种写作，和文学写作没有什么特别的不同。

历史哲学、思辨哲学高层次回归

后现代历史哲学否认历史的客观性，却依然保持了批判性，不过这种批判的指向和模式有了巨大的游移。历史学科作为现代性的一个侧面，特别是自１９世纪职业化以来，一直是与真理的客观性和理性的视野相联系，这种视野不可避免地带有政治的维度，并服从于自由的价值评判。质言之，历史是以批判为旨趣的。后现代史学的出现，也是针对大一统的现代知识秩序，追寻更多的自由，如果依然可以说它是批判的，那么，特色在于怀疑，怀疑史料，怀疑语言，怀疑史学家的真诚，怀疑叙述，历史思考和写作的整个过程都是值得怀疑的，例如，福柯就全面揭示了历史知识与权力的勾连。从这些怀疑出发，它更多地把史学定位于建立认同感，而非展示普遍真理，因而，极大地强化了普遍性与认同性之间的张力。坚持普遍性观点的人相信并致力于历史事实，强调认同性的学者呼吁忠于本民族的感情和利益，我们看到，出于民族主义或其他意识形态的需要，借古喻今、文过饰非、甚至编造谎言的现象已经比比皆是，后现代主义似乎对此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它对于事实与虚构、客观实在与概念之间区别的抹杀为谎言提供了佐证，从而使得具体历史问题的解决变得更为艰难。

怀特等后现代历史哲学家否认语言形式和内容的区别，把历史写作和文学写作完全等同起来，显然是走向极端和误区了。澳大利亚的文舒特不无愤慨地批判说，这无异于历史的谋杀。不过，后现代历史意识否认历史的客观性，却并没有否认历史的意义。甚至可以说，它在相当程度上复活了思辨的历史哲学对历史意义的追寻，当然，这种意义不再是线性的、一以贯之的简单线索。利科指出：“历史真理的问题——不是在对已经过去的历史的真正认识的意义上，而是在历史创造者的任务的真正完成的意义上——在文明的历史运动的基本统一性问题中，找到了它的重心。”怀特的《元史学》从书名就可以看出，目标在于展示历史思想模式的一般性结构理论，所回答的问题是“历史地思考指什么”。安克斯密特关于历史表现本质的理论旨在“让我们看清楚，在历史话语与伦理和政治话语的最精细分支的交汇之处，以及它们彼此缠绕之处，到底发生了什么”。无论是“文明的基本统一性”，还是历史思想模式的一般性结构，还是伦理和政治话语的“交汇”，都表现出这样的努力，即经由史学方法论的深化，培育出一般的历史性认识理论。由此，我们完全有理由说，后现代历史哲学是对现代历史哲学两大流派、两种理路的综合与发挥，也是对历史哲学的最初梦想以及思辨的历史哲学的高层次复归。

“后现代历史哲学译丛”宗旨是什么？

后现代主义对现代思想的挑战，从根本上说，是冲击了启蒙以来的社会和历史理论，包括线性思维、目的论、乐观主义、宏大叙事等等，提供了新的历史思维方式。一切现代思想包括经典的历史唯物主义，都不能不接受后现代思想的挑战，并做出积极有效的回应，包括话语方式的转换、主旨的游移，等等。编辑“后现代历史哲学译丛”，正是为了从历史哲学的观念层面入手，积极地应对后现代主义。

译丛的宗旨，在于客观地研究和评判后现代历史编撰，对后现代思潮特别是后现代历史意识做出哲学高度的把握。后现代主义对历史的未来意味着什么？人们可以用后现代主义的笔法来写历史吗？后现代主义与历史、历史学之间的关系是怎样的错综复杂？所有这些问题，在本丛书中都有很深入的明确思考。各位作者的侧重点不尽相同，旨趣各异，但把他们联系在一起的共同点是，都把后现代主义放在知识和历史的背景下，来论述这些理论是怎样成为西方宏观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的。既不把后现代主义视作是一种时尚，也不必把它看做是一种普遍的修订，而是以一种简洁明了的语言，说明、评判德里达、福柯、利奥塔等后现代主义者及新叙事主义者对历史带来的影响。

译丛所收书目，属于后现代历史哲学研究领域重要的研究成果，在域外的历史、文学、哲学等人文社科研究领域，这些书目都是最为基本的参考文。

《历史哲学：从启蒙到后现代性》选辑了近２５０年来历史哲学领域最具代表性的著作，梳理了启蒙主义、古典历史主义、实证主义、超历史、世俗历史主义、解释学、文化批评、叙述主义和后历史等流派，对休谟、康德、赫尔德、黑格尔、狄尔泰、兰克、尼采、海德格尔、马克思、福柯、罗兰·巴特和海登·怀特等大家做了新的诠释，对历史与哲学的关系、哲学的发源及意涵、历史哲学的原则议题做了深入思考，并揭示了历史哲学当前的发展趋势。

《历史的逻辑：把后现代主义引入视域》一书揭示了历史学家对往昔时间描述、解释的理性基础，讨论了后现代主义给历史学带来的影响。作者捍卫传统的历史，认为传统的历史是可靠的，历史学家应尽力公平地叙述历史，不要误导读者。

《超越伟大故事：作为文本和话语的历史》一书所关注的，是在后现代主义的挑战面前，今天的历史研究应该服务于何种目的，具有何种形式，采用何种方法等重要问题。后现代主义的“去自然化”、“去神秘化”、“去等级化”、“去指涉主义”以及“解构”，业已在相当程度上改变了历史研究的条件和基础，传统的历史研究套路已经不再可能，历史学研究应当遵循一条“自反性”的思路。

《历史哲学：一种再审视》选编的论文反映了在评价和讨论历史哲学问题上学者们所持观点的多样性。作者们来自不同的传统，所持观点多种多样，他们向读者呈现其观点的方式也各自不同，但无论如何，大家都相信，历史学是可能的，存在某种方式的历史理解，我们能够从历史当事人那里学到经验教训。

《我们关于过去的知识：史学哲学》研究了我们对历史的认识及其本质，这种认识的历史发展过程，认识的界限和范围，特别探讨了历史学家、比较语言学家、文本批评者和进化生物学家怎样就他们关于历史的观念达成共识，他们的理论和方法是什么。

《后结构主义和历史问题》辑录了利奥塔、斯皮瓦克、本尼特、卡勒等当代思想大师的宏论，主题包括历史学、马克思主义和机制，延异与历史，美学与历史，历史作为文本等，极大地扩展了对黑格尔、马克思、尼采和弗洛伊德的研究和评价。

《历史哲学：学习指南》分为三个部分：思辨的历史哲学、分析的历史哲学和历史的终结。该书从史学家和历史哲学家的著作中，梳理历史观念变迁的基本线索，引导读者迅速地进入历史哲学的殿堂，与后现代历史哲学谋面。

这套丛书围绕在后现代视域中如何理解历史的本质，如何书写历史，历史叙述、历史表征、话语的修辞、想象、形式和内容等，提供了非常深刻的思考，甚至可以说是提供了一套方法论的思考，从而拓展了整个历史思维的视域，建构了历史思维的新方式。我们相信，这套译丛的出版，有助于国内学术界对后现代主义特别是后现代历史哲学做出深入研究，探求其理论渊源和现实背景，把握其基本的概念、思想和特征，充分体认它为形成一种更富有批判性和更具有分析能力的方法所做出的贡献，以及在历史认识方法、目标和知识基础的讨论方面的推进；有助于我们直面后代主义对现代性宏大叙事的批评，坚持和维护马克思主义对科学、进步和客观性的信仰，澄清马克思主义哲学对本质、基础和中心的寻求，在原则上不同于本质主义、基础主义和中心主义；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始终坚持历史决定论与主体选择论、历史进步论与历史代价论的辩证统一，与机械决定论和宿命论有着本质上的区别。

（注：此文是《后现代历史哲学译丛》总序的第三、四部分，标题为编辑所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