９月１６日，正值凤凰出版传媒集团成立五周年之际，译林出版社首任社长兼总编辑李景端新书及出版理念讨论会在北京举行。刚出版的李景端第三本散文集《如沐清风》记录了他与数十位文坛名家交往经历，也见证了《译林》杂志从１９７９年创刊，到发展为一家专业翻译出版社，再打造出一个翻译出版品牌的一段经历。

全国人大常委会副秘书长乔晓阳，中宣部出版局局长张小影、原局长许力以，外文局副局长黄友义，《人民日报》原副总编谢宏，国家版权局原副局长沈仁干，新闻出版总署图书司副司长马国仓，中国版协常务副主席杨德炎及出版、翻译和评论界知名人士沈昌文、陆建德、白烨、文洁若等人出席并发言。

在翻译图书市场相当不景气的环境下，据译林出版社社长顾爱彬介绍，截至今年８月，全社销售码洋已达１．７８５５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１４％；销售收入９２７２万元，比去年同期增长１５％。

当年和《译林》同期创立的杂志，仅有《译林》发行量一直位居国内同类期刊的前列乃至首位；当年和译林社同领域的竞争者，也已风头不在，但译林社却成为了一个品牌。这些成就，是译林人长期努力的结果，也得益于李景端的某些出版理念得到了传承和发扬。联系李景端的书，回顾译林发展的历程，从中发现一些值得传承的经验，对出版界来说，显然是很有意义的。（文／晓 任）

李景端

资深出版人。清华大学经济系出身，毕业后从事秘书工作，４０岁后进入出版界，从创办《译林》杂志社到创办译林出版社，经历曲折。如今所办一刊一社，卓尔不群。

要做与高尚和神圣相称的出版人

■季羡林

李景端出版第二本散文集《心曲浪花》时，我曾经为该书写过一篇序，题目叫《出版人是一种高尚和神圣的职业》。现在的出版人，尽管有一些淡忘了职业道德，做出了有损出版人声誉的事，但多数出版人，应该说都是无愧于高尚和神圣这个职业精神的。而李景端，就是这多数人当中比较出色的一个。

这几年我虽身在医院，但通过阅读他在报上发表的文章，以及与他的通信，对他近些年的作为还是有所了解。总的印象是，他退休后依然很勤奋，常常透过自己对出版、翻译乃至其他文化现象的观察，发表了不少颇有见地的文章，并很快又结集出版第三本散文集。好像上海有篇文章把他比喻成"文化渔人"又要收网了。李景端的"网"中收获了哪些"鱼"，我不大清楚，但这几年他做的两件事，却给我留下了较深的印象。

第一件事，不断为翻译事业叫喊。李景端是搞翻译出版的，在实际工作中，他深感翻译工作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于是，他积极写文章，曝光劣质翻译表现，分析翻译质量下降的症结，提出治理劣质翻译的愿景处方，联络著名翻译家公开发表恪守译德的六条倡议，还促请政协委员向全国政协大会提交加强翻译工作的提案。２００４年，他更用通信形式，就翻译问题在报上发表了与我的长篇谈话，一时被许多报刊及网站转载，引起了更多的人对翻译事业的关注。这些努力的效果如何，姑且暂不置评，但至少他为改进翻译工作而不断叫喊的这种执著精神，无疑是应当嘉许的。

第二件事，热心从事文化公益活动。这主要反映在他发表的一些文章的内容上。例如，他呼吁老年文人要妥善处理自己的藏书，尽量捐赠给中小学或相当的图书馆，以免藏书"老"掉散失。他吁请一些名人遗属，不必热衷攀比建铜像，不如省下这个钱花在更有意义的用途上。针对常州一些名人故居徒有保护虚名的尴尬局面，他呼吁要发挥智慧，多几种保护选择，让保护名人故居落到实处。他认为老是重复出版名家旧作的做法不可取，呼吁出版界别去一再"炒冷饭"。他还告诉我，这几年他一直在替香港举办的三届"全球华文青年文学奖"充当内地的义工；最近，他又在协助中国光华科技基金会，向出版社募集图书捐赠给贫困农村中小学，如此等等。

上述这些事，李景端本来可以不去做，但他主动做了，而且做得挺卖力，这就很难得。值此李景端新书出版之际，希望他再接再厉，永远做一名与高尚和神圣相称的出版人。

从译林的发展回眸李景端出版理念

■顾爱彬（译林出版社社长）

李景端１９７５年进入出版界，１９７９年创办《译林》外国文学季刊，１９８８年出任译林出版社首任社长兼总编辑，１９９６年退休又返聘至今。在他后半生近三十年的出版生涯中，译林的丰富实践，催生出他特有的某些出版理念，而这些逐渐成型的出版理念，反过来又推动着译林的事业向前发展。

结合译林发展的实践，李景端出版理念大致涵盖以下四个方面。

立足中国国情正确把握出版导向

翻译是涉外行为，在翻译问题上，不少人强调翻译是两种文字转换，根据翻译学原理不能删节。而李景端在工作中发现，翻译出版最容易出事的，就在于对待删节和禁书的失误。

他认为，翻译作品不是译者用来自我欣赏，而是译给他人看的。翻译的使用价值，必须通过传播并被读者接受之后才能得到实现。因此，既要尊重翻译学原理，也要受传播学要求的制约，重视作品对受众产生的社会影响。根据这些理念，在选题上，他要求"贵在精心选择"，"要用智慧瞻前顾后，左顾右盼"，"不与人比胆大，只与人比胆识"。他还把"洋为中用"的方针具体化，说"中用"，就应该贯彻党的出版方针，立足中国国情，把握出版导向。他要求编辑不仅"黄"的不能要，就是"淡黄"的也不要。所谓"淡黄"，包括虽无露骨色情描写，但有明显副作用。对外国禁书，他认为精华与糟粕并存，要学会鉴别，反对人云亦云。

当然李景端也不是"宁左勿右"，固步自封。对要不要删，怎么删，他强调区别对待，认为这是一种编辑艺术。出版《尤利西斯》时，萧乾曾担心第１８章会被删节，李景端认为这是经典名著，不同于西方当代那些商业化的书，他不但向萧乾保证对经典名著不作删节，还配合萧乾用通信形式，在报上为《尤利西斯》不宜删节造舆论。这些说明，李景端在翻译取材和导向上是有原则和分寸的。这种严肃、慎重的态度，影响着译林的编辑，保证了译林在出版导向上没有发生什么偏差。

竞争优势在于最大挖掘资源潜力

李景端从实践中认识到，出版的竞争，最重要的就是占有出版资源的竞争，不断占有和最佳配置出版资源，是出版人的一项基本素质。既要极力争取表面资源，又要善于开发潜在资源；既要用足新资源，又要挖掘老资源的潜力，最大限度扩展出版资源的附加值。

出版是创意行业，知识就是资源。李景端在掌握知识的人力资源上下工夫。他一方面通过"毛遂自荐"、"多次蘑菇"、"真诚感动"等种种方法，终于请到钱钟书、卞之琳、冯亦代、萧乾等译界大批名家出任《译林》编委。像钱钟书先生，连《译林》中"名词解释"一栏出现问题，都会专门来信指点；至于冯亦代，几乎更成了不拿工资的"通信主编"。另一方面，网罗上海外语学院大批中青年教师。给任务、送词典、发表译作，预支打字复印费，推荐出席全国性学术会议，吸引了一批有才干的青年译者。名家与青年译者成为译林的资源优势。

随着１９９２年我国加入世界版权公约，李景端积极向外买版权，作为抢占出版资源的高地。译林社的继任领导，本着同样的理念，又陆续买下外国大批现当代文学及社科名著的版权。随着译林版权资源库的不断充实，势必进一步增强译林的竞争力。

敢于"标新立异"注意在被冷漠的空间求开拓

李景端认为，出版是传播知识的，出版手段的创新固然重要，但学科知识的创新更重要，有了后者的创新，才会有出版物的出新。追热门，走现成路，难有作为；真创新，就应该敢于"标新立异"，拒绝跟风，注意在被漠视的空间求开拓。

１９７９年他创办《译林》时，学术界正统的观点是，只能翻译外国进步作家及有定论的古典文学作品。李景端觉得，《译林》的宗旨是"打开窗口，了解世界"，只看巴尔扎克、狄更斯等古典的作品，根本无法了解今天西方的社会。要形成出版特色，就要突破当时翻译界的旧观念，开拓一条自己的路。经过调查请教，他决定在长期受人们冷漠的外国通俗文学领域另辟蹊径，确定《译林》重点介绍外国当代文学，特别是健康的、反映现实的通俗文学。尽管因为刊登《尼罗河上的惨案》挨了冯至先生一棍子，但《译林》的这个创举，却促进了翻译界的思想解放，加快了文学翻译开放的步伐。

到了上世纪八十年代后期成立译林出版社之时，市场上外国通俗读物很"红火"，不少人都想跟进抢分这块蛋糕，大有泛滥之势。这时译林刚建社，经济很困难，李景端自然也想赚钱，但他没有去跟风，而是提出"要靠创新翻身"。他从日本连环漫画的热销中得到启示，发现国内这个领域未被重视，于是大力支持美编开发译林版的外国漫画名著系列，不仅带来了可观效益，更增添了一个受欢迎的品牌。同时，他着力更新和扩展译林版世界文学名著，并利用本社的外语优势，瞄准文学翻译中的大空白，推出了西方当代最有影响的两部名著《追忆似水年华》及《尤利西斯》，得奖又畅销，全社经济很快得到改观。

李景端还提出，人不在多，在精；书不在多，在优；在精中求优，以优促规模。当年译林是小社，在竞争中他不去同大社比规模、拼数量，而是要求在局部和自己的长项上争优取胜。译林抢先出版《追忆似水年华》、《尤利西斯》、《蒙田随笔》等名著，就是在填补文学翻译空白上超越了大社。在局部的优势积累形成一定实力后，近几年译林不忘跟踪世界文学的新发展，及时买下一批西方现当代文学名著版权，又在这个领域形成了我有人无的优势。

参与社会文化活动全方位塑造译林品牌

李景端认为，塑造品牌既需内功，又需外功，两者必须相辅相成。内功就是多出好书，外功则是要开门办社，关注专业学科的发展，积极参与社会文化活动，通过出版与社会文化相结合的方式，提升品牌形象。为此，他在出好书的基础上，注意抓好三件事。

一是大力支持翻译和外国文学研究事业，使译林赢得了在"共同事业"中的话语权。多年来，李景端为提升翻译和外国文学研究的地位大声呼喊；译林还举办了建国后首次英语翻译奖、日本岛崎藤村作品翻译及阅读奖、戈宝权文学翻译奖等评选，大力发掘和扶植翻译青年。这些学术性的视角，提升了译林的学术品位。

二是开门搞活动，使不同层次的活动，成为联络作者、译者及读者的活广告。译林除了举办编委会、笔会、联谊会以外，１９８７年，针对已故翻译家及诗人穆旦政治上虽已纠偏但学术上尚未平反，主动联络北京英国文学研究会举办了"穆旦学术讨论会"，并出版了一本穆旦纪念文集。这种由一家杂志发起为一名蒙冤学者进行"学术平反"的举动，在学术界赢得广泛好评。

三是讲究宣传策略，追求最大宣传效果。这方面最突出的例子，就是《尤利西斯》的宣传。从约稿至出书的５年中，李景端与萧乾密切配合，从不同的角度，在海内外媒体上发表了百余篇不同体裁的文章，还举办了萧乾捐献译书稿费、京沪宁签名售书及"乔伊斯与《尤利西斯》国际学术研讨会"等活动。正是凭着名著、名译者，加上有效的宣传运作，终于把一本晦涩难懂的书，变成累计销售１６万册的畅销书，在文坛一度形成了《尤利西斯》热。

李景端退休后，依然十分关注出版工作，在报刊著文呼喊，并针对有些社还在竞相重复出版名家旧作，他撰文"泼冷水"，认为这是"炒冷饭"，不是真繁荣。近日他又写文章，对有出版人宣扬"个性无管无束"、做豪华大书的"堂吉诃德精神"提出质疑；认为不调查读者需要，只顾做大书造成大量压库的观念，有悖出版改革与时俱进的要求。杨绛先生曾戏称李景端"爱管闲事"，其实这正表现了他对翻译出版工作的热爱。

李景端执著创新开拓，显示出作为出版人可贵的责任感。"李景端出版理念"体现了一种精神，那就是植根在译林这块土壤中的"译林精神"。由李景端开创，并由译林几届继任领导继续开拓前进，使得"译林精神"不断丰富和发展，以至成为译林品牌的内涵、译林企业文化的精髓。

翻译出版界的译林现象

■赵德明（北京大学西语系教授）

把李景端现象和译林现象联系在一起，要追溯到《译林》杂志问世。《译林》突出的特色表现在，敢冲破禁区，把眼睛盯向面向世界文学的窗口。１９７８年前后，在改革开放的准备阶段，由于极左的影响，刊物在外国文学方面有很多禁区，但李景端开始创办《译林》杂志的时候，就打破了这个禁区。他首先在杂志上刊登了侦探小说，但当时侦探小说在外国文学领域被看作格调低下。这类作品刊登后，立刻引起了当时有的老先生的非议。但他的行为是很了不起的勇敢，一种严峻的空气冲破总要有勇敢分子的，他就是这个人。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度扩大后，李景端一直在学习、创新，敢于涉足别人未涉足的领域，可以说他是一个弄潮儿。《译林》对外国文学的各种题材都进行了涉猎，并持之以恒；同时他保持了清醒。如出版界有一阵子只追求新，忘了经典，但他这时就出经典，让人眼睛一亮，。退休后，他还参加了很多社会性的公益性的活动，并爱打抱不平。概括起来，他的精神在于：敢于争先，敢于冲破条条框框说真话；他除了是个勇敢分子之外，还有正气。

每个行业可能出现弄潮儿，但这些人分很多层次：有的勇敢而不清醒，有的是为了钱，有人敢干没有远见；可他个人素质全面，是在时代大潮中玩水的人。译林现象是改革开放大潮的复杂变化在外国文学出版领域的折射。他的经历也有起有落，但他遇到问题不是就此害怕关门整顿，而是沉着思考，拐弯前进，执着而进取。

从编辑方针来讲，他能在整体框架下听取专家意见，并作出独立判断，然后坚定干下去；如果错了，就会及时调整。同时他在把握出版社与读者之间的关系来讲，处理得相当成功，他心里有读者，获得了他们的信赖、支持和反馈。

（赵德明口述，商报记者晓任整理）

李景端是"译林现象"的人格代表

■陈海燕（江苏出版总社社长、凤凰出版传媒集团总经理）

译林从一本杂志，发展为一家专业翻译出版社，并成为翻译出版的一个品牌，这条路是怎么走过来的？北大赵德明教授称之为"翻译出版界的译林现象"，李景端就是"译林现象"的人格代表，这个现象又是怎么出现的？

我认为，这首先是得益于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出版业迅速发展的大环境；其次是各界对译林的支持；此外，也有译林自身的因素。顾爱彬社长对"李景端出版理念"所做的分析，实际上就是对这个"译林自身因素"的解读。

首先，"译林现象"来源于对外开放，又促进了对外开放。

"文革"以前，地方出版社很少出翻译书。自从党提出对外开放，特别是１９７８年长沙出版工作会议提出，地方出版要突破"地方化"，这给了当时的江苏出版人极大的鼓舞。经过论证，决定创办《译林》外国文学期刊。当时的宗旨和目标很明确，就是"打开窗口，了解世界"，"立足江苏，面向全国"。办译林，正是适应对外开放的形势，面向全国，了解世界。正因为有了这个指导思想，通过李景端和译林人的努力，才产生了"译林现象"。译林社的成功之路，就是坚持了对外开放这个大方向。

２７年来，译林的成绩可以列出很多，出好书，得大奖，培养了人才，经济实力大壮等。但它最大的贡献，应该是进一步促进了对外开放。这表现在推动了读书界特别是翻译界的思想解放。现在四五十岁的知识分子中，不少人还会记起当年阅读《译林》时那种欲罢不止的新鲜感。八十年代有一批翻译家，冲破思想束缚，积极译介西方现代文学流派，给文坛吹来一股新风，被誉为"开放翻译家"，他们中的许多人，有的就是译林传统的译者，有的则是经译林扶植走向译坛的。译林发展为专业翻译出版社之后，一直努力向外向型转化，不仅搞外译中，也搞中译外，近几年又与牛津大学出版社合作，出版国标中小学英语教材，反响、销路都很好。这一切都反映出，译林在促进对外开放上，正继续发挥出积极的作用。

其次，要牢记出版人是一种高尚和神圣的职业。

季羡林言"要做与高尚和神圣相称的出版人"，对此，我非常有同感。李景端以他对出版社事业的高度责任感，为年轻一代出版人树立了榜样。二十多年前办《译林》，他敢于承担风险，大胆在健康的外国通俗文学领域中另辟蹊径，通俗读物泛滥之时，他没有随波逐流，而是去发展漫画，填补翻译空白，开发英语教材，后来又舍得花钱向外购买精品版权。他对出版事业的忠诚、热爱和责任感，让他总不愿跟风凑热闹，他总在思考，总在奔走，总在呼喊，他的热情努力有益事业、有益社会。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出版人有高尚和神圣的，也有唯利是图、不惜粗制滥造、甚至侵权造假的。这当中，就存在职业道德和思想境界的明显差别。从李景端的出版工作实践和出版理念中，人们可以得到启示：不论顺境逆境，也不论富社穷社，都要牢记出版人是一种高尚和神圣的职业，都必须把对出版事业的责任感放在一切考虑的首位。

第三，开拓创新，永远是繁荣出版的灵魂。

"译林现象"也好，"李景端出版理念"也好，其核心灵魂，就是开拓创新。作为精神产品的图书，内容是一本一个样。你不去更新，旧面孔就没人要；你不去开拓，就要受到市场的惩罚。所以，出版的繁荣，首先依赖知识更新的范围扩大，更新的速度加快，更新的形式多样化。有作为的出版人，必须认清、适应形势，主动介入创新的进程，并通过自己开拓性的工作，促进学术和创作也包括翻译的创新，实现出版真正的繁荣。

李景端和译林社，用自己的实践，对上述这个道理做了实在的注释，又一次证明：开拓创新，永远是繁荣出版的灵魂。

从上世纪九十年代开始，历经十年时间的悄悄酝酿，中国书业似乎突然从文化出版时代一头撞进商业出版时代。其表征，就是由少数畅销书支撑整个零售市场的景象。全新的、陌生的时代环境，给出版人带来困惑乃至惶恐。如同地质年代的变迁造成物种危机一样，中国书业面临大分化、大动荡、大改组，这是源于出版大环境的根本性变迁。"雅"与"俗"，"寡"与"众"，这是当今出版人最难驾驭的范畴。有些书雅而寡和，有些书受众不少却失于媚俗。商业出版，亦称大众出版。译林走的大众出版－高端路线，即俗中求雅，雅不失众，把雅与俗结合起来。只有为数不多的出版机构较好地适应了商业出版时代，而李景端"出版理念和译林现象"也可以给我们带来启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