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十一五”开局之年，是出版发行体制改革整体推进的一年，也是整个书业冷静思考、归于理性的一年。

一年过半，出版、发行领域都做出了新的探索，颇有可圈可点之处。本报以“环境·大事”、“理念·热点”、“分销”、“出版”为大框架，进行了不完全梳理，期望对业界有所启迪，以更好地推进全年工作，推进“十一五”发展，同时也是读者回顾本报上半年报道的导读。（本报近期还将推出本文的姊妹篇——’06阅读市场大事［上半年回顾版］）需要说明的是，有些话题是不能截然分类的，如教材招投标、“三农”出版发行、信息化建设、全民阅读等，这也恰恰说明，健康、快速发展的书业环境，需要全行业共同营造。

环境·大事

“十一五”

“十一五”，文化产业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十一五”，出版产业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

上游出版生态困局待解，下游流通格局变数纷呈。去年岁末的全国新闻出版局长会，承担着起承转合2006乃至“十一五”中国出版新布局的使命，未来五年中国出版业发展路线图成为业界最关注的话题。

“十一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是我国图书出版业在“十一五”期间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政策保障。与“十五”规划相比较，“十一五”规划具有五大特点：子规划导向鲜明，彰显时代要求；医药科技、文化和艺术唱主角；社科出版成为规划最活跃的力量；区域板块基本形成，北京占半壁江山；强势出版社领军图书规划。

“十一五”期间，出版发行业将面临因特网、手机短信、数字出版等科技发展引发的对出版环境的影响，不少出版社和发行单位已经或者正在开始着手对自身未来发展的思考和规划，这种现象本身也是出版业理性回归的一个重要标志。对于出版发行单位而言，战略规划的最大价值在于它的过程，在于培养一种在市场经济环境中的系统思考与应变能力，而不仅仅是规划的结果。

链接：１月３日６版《“十一五”：中国出版业酝酿破题》，３月１０日１版《拓展出版产业上升空间》，３月２８日４版《编制“十一五”规划三要素》，４月４日２版《网络化、标准化：“十一五”市场挖潜之重》，４月２１日３版《战略规划走进出版社》，６月６日１版《强社领军规划 社科出版活跃——“十五”“十一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之比较》

出版发行体制改革

试点单位大胆改革，紧紧围绕与书业本身内部规律，与国内外大势的“对接”，坚定前行与“腾跃”，初见成效。

2006年１月上旬，《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的若干意见》颁布；２月，新闻出版总署发出《关于深入学习贯彻〈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的若干意见〉的通知》。

新闻出版总署领导在５月举办的“全国出版发行体制改革培训班”上表示，新一轮改革将兑现多年来的有关政策倾斜的承诺，积极为兼并重组穿针引线，推动出版、发行单位之间相互参股，要有大手笔，体现大战略。

根据加入ＷＴＯ的承诺，2006年是我国出版分销行业全面放开的最后一年，深化体制改革以应对入世，正在成为出版发行行业的重中之重。５月２４日，上海新华发行集团借壳上市，成为出版发行业第一个经历了从国有到国有多元，再到混合所有制，最后迈向上市公司的企业，其标本意义自不待言。

链接：３月２１日１版《对接，并腾跃着》，３月２４日２～４版《试点、变革、创新——出版发行体制改革试点单位报道》，３月２８日１版《直面市场是不二之选》，５月２６日１版《中国新华第一股借壳上市》，５月３０日１版《解读新一轮出版发行改革路线图》

教材招投标

基础课程改革的推进、教材招投标的试行，势必给出版业带来重大影响。

继２００２年在福建、安徽、重庆三个省市试行中小学教材出版发行招投标后，新一轮试点从今年１月１６日开始，包括福建、安徽、重庆、浙江、江西、山东、广东、广西、四川、云南、陕西等１１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就各试点省2006年秋至2008年春两学年的中小学义务教育课程标准实验教材部分品种的印制、供货权责，以及全部品种的总发行权进行公开招标。

新一轮招投标呈现出四方面特征：一是招标规模大，１１省（自治区、直辖市）教材发行招标的年度总码洋约为７０亿元；二是参与投标的单位范围广、数量多，且实现了“跨区域、跨行业、跨所有制”；三是招标、投标、开标、评标的全过程遵循了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四是招标结果实现了出版环节和发行环节的分别让利，教材总体价格降低，使学生和家长受益。

链接：３月３日１版《新一轮教材招投标全面展开》，４月７日１版《六省市教材出版发行招标揭晓》，５月９日１版《出版发行中标人浮出水面》

知识产权保护

知识产权已经发展成为决定一个企业、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生存和发展的关键因素，被提到前所未有的战略高度。

“2006年中国保护知识产权高层论坛”吸引了来自世界各地约４００位高官、专家、学者、企业家，论坛规格之高、范围之广、人数之众，表明中国加大知识产权保护国力度、营造和维护创造与创新环境的决心。

《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７月１日起全面施行，意味着我国的网络信息传播开始迈入规范化发展的轨道，也因此成为我国网络信息产业发展历史中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笔。《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在明确保护权利人合法权益的基础上是鼓励知识传播和信息共享的，从而符合了当前社会的发展趋势。立法者明确支持了教学科研合理使用权和图书馆合理使用权。鼓励为知识的传承和创新而合理使用现有知识的趋向十分明显。使用者和权利人以市场化的博弈方式确定报酬标准的模式不仅较之以往有所突破，而且使之更具有操作性。

链接：４月２８日１版《知识产权是企业核心竞争力》，２版《保护，为了创造和创新》，６月２７日１、２、５版《业界细品条例 各方详说规则》

理念·热点

理想与理性

对于眼下的中国书业而言，过度依赖教材出版、严重库存、出版改制的障碍等诸多问题的存在，无疑是我们走向世界出版强国的心头之“痛”。理性承认、分析并解决这些问题，将直接影响出版格局的演变方向。

本报今年改版第一期，发表了题为《重塑中国书业的理性与理想》的社论，旗帜鲜明地提出了呼唤理性、建设理想的观点。业内不少有识之士对中国书业如何理性发展提出了自己的见解。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社长赖德胜认为，出版业要发展，必须有好的微观基础、好的市场环境和好的宏观管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总编辑周蔚华提出，最重要的是以创新的精神，通过观念、体制、机制、技术手段、形式和内容等方面的不断自主创新，形成别人无法取代的核心竞争能力。复旦大学出版社社长贺圣遂认为，美国出版业集团化后，把经营目标置于文化追求之上的做法使出版业的优秀传统消失得无影无踪。浙江发行集团总经理助理郑重提出，要理性看待出版利润、书价、“教材改革”和“减负”、渠道连锁、“改制”、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业内资深专家巢峰呼吁，从实际出发，发布出版市场动态，压缩浮夸，引导生产部门和企业调好生产指标，是缓解出版业滞胀现象的必要措施。

链接：１月３日１版社论《重塑中国书业的理性与理想》，２月２１日２版《三重视角求索书业之“是”》《当代中国出版的“灵”与“肉”》，２月２４日２版《他山之石犹可鉴》《重塑书业理性的几点看法》，３月３日２版《“调整”是出版“十一五”的当务之急》

竞争力

行业对竞争力的关注前所未有，任何研究报告、市场调查、行业排名都会触动出版社敏感的神经。

本报所做的《谁是出版业的前２０％》调查显示，国内不仅出现了销售码洋突破２０亿元的出版社，而且出现了４家销售码洋超过１０亿的社，３亿元以上的出版社更是已超过了三十家，显示出大社“强者更强”的增长态势，也证明行业集中度有所提高。２００５年的“亿元社”里，“稳定规模，提高单品种图书销售量”的声音很高。这与前几年很多出版社以扩大出版品种数量获得快速增长的做法有所不同。相当多出版社都表示对新书品种的选择要慎重，减缓扩张的速度，有的还出现品种数量下降的情况。这种“以质量求效益”的思路，也反映着出版界的成熟和理性。《谁是北京最具竞争力的出版社》报告，对２００４年北京地区进入竞争力指标体系监测系统的１８９家出版社进行了竞争力排名。分析表明：上榜出版社经济总量大，对北京甚至全国的出版产业具有重大影响；教育出版对出版社的竞争力影响大；经营成为最主要的提高竞争力的手段；形成了相对稳定的竞争力优势；少数出版社竞争力变数较大。

全民阅读

全民阅读和图书出版发行是一个事物的两个方面：没有公民的阅读需求，图书出版的市场只会越来越萎缩；图书市场的徘徊不前，正说明我们出版人需要下大力气出好书，大力倡导全民阅读风气的迅速成长。

今年的４月２３日显得与以往有些不同——中宣部等１１个部委联合发出倡议，要求在４月２３日“世界读书日”前后，开展“爱读书，读好书”的全民阅读活动，鼓励读者用一年的时间积极参与“我最喜爱的一本书”征文活动。当天，全国新华书店以至少八五折的幅度优惠售书。

政府主导营造良好的阅读氛围，可谓给出版业打了一剂“强心针”。只有从中央到地方联合诸多部门建立起全民阅读的常设机构，进行现代人接受知识方式的比较研究，建立读书数量、内容、方法的衡量体系，深入研究并协调解决读书活动中的各种问题，全民阅读才有望持续下去。现在的关键是，出版发行界应当抓住契机，大力培育和创造书业消费市场。

链接：３月７日１版《2006：全民阅读总动员》，４月２１日１版《借势福音谋利好》，４月２１日《阅读周刊》１版《建构以经典阅读为根基的书香社会》，４月２５日１版《书店与读者一起过节》，４月２８日《阅读周刊》１版《中国儿童早期阅读现状堪忧》，６月３０日１版《探访当下少年儿童阅读生态》

诚信

完善诚信体系、规范诚信秩序，是当前中国出版业可持续发展的关键所在。

思考乐书局１月１８日再度流拍，曾经在图书分销领域名噪一时的品牌一文不值，无疑是诚信危机引发恶果的典型反面案例。而与此对照的是，社会科学文献、作家、浙江少儿、上海外语教育、武汉大学等出版社与经销商签订“诚信合同”，此破冰之举引发业界关注。

出版社与经销商签署“诚信合同”以图走出怪圈，是件有意义的好事。但在法律专家看来，签署合同本是商业行为的应有之义，这在书业内一直是“应为而未为”之事，因此，签署“诚信合同”不能说是创举，最多是补上了这一课而已。尽管如此，这一课仍是重要的、意义深远的：其一，在意识层面上树立了信规则、守规则、建规则的愿望，能够引领和形成信守商业道德的共识；其二，在法律层面上建立了权利保护、义务履行、责任承担的范例和规则，能够逐步建立出版社权利保护的体系和机制。诚信的商业道德需要培养和弘扬，诚信的法律义务需要遵守和履行，“诚信合同”之举是一个有意义的肇始。

链接：１月２４日１版《供货商经销商要签“诚信合同”》

“先畅后销”模式

畅销书榜单是一个很好的形式，在市场上图书品种极大丰富的情况下，榜单起着帮助指导销售的作用。

中国出版集团４月启动“畅销书推广计划”，借鉴国外书业成功的“先畅后销”的畅销书推广和运作模式，其宗旨是通过推选、发布具有中国出版集团自身特色的畅销书，积极主动、定期持续地向读者告知、强化“双效”畅销书的出版情况，以畅销书拉动市场。

通常我们所认为的畅销书的产生都是自发的，有一定的盲目性。畅销书榜单是一个很好的形式，在市场上图书品种极大丰富的情况下，榜单起着帮助指导销售的作用。现在的这个榜单和真正通过市场产生的畅销书是有一定距离的，但通过畅销书榜单向读者推荐新书，再结合书评等方式，逐渐建立完整的推荐体制，以指导读者更好地阅读，是符合出版规律的。推荐榜单应该和市场相结合，离开了市场的推荐书目如同无源之水，过于主观或过于高端都是不行的。如果全国的图书机构都能借鉴中国出版集团的做法，无论对读者还是对整个出版业，都将获得一种全新的体验与收获。

链接：４月７日第１版《试水“先畅后销”运作模式》，５月１９日５版《淡季更显品牌力量》，６月１６日２版《从容不迫 备战暑期》

分 销

“十一五”规划

发行集团的“十一五”规划展示了未来五年书业分销领域的新景观。

“十一五”是出版发行产业大调整、大改革、大发展的关键时期，也是发行集团推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重要战略机遇期。各发行集团的“十一五”发展规划体现了十大“耀”点：务实的总体目标、教材与一般图书发行之重、股份制改造之梦、高层次人才战略、战略性投资的网点建设、通过建设物流中心打造中盘、产业链延伸战略、寻找战略伙伴“走出去”、衍生品牌与主体品牌合理组合、涉足其他行业的产业新格局。十大“耀”点向我们展示了未来５年书业分销领域的新景观。

链接：３月１４日６、７版《“十一五”：发行集团做什么？》

信息标准化

宣传贯彻“发标”工作开始启动，但发标之路任重道远。

中国书业信息化走过了十几年的历程，《图书流通信息交换规则》行业标准（简称“发标”）的制定和出台，为书业信息化建立了中国特色的“国标”。但信息标准化是个系统问题，不是一个环节能解决的。４月１８日，“发标”宣传贯彻培训班在北京举行，这是继“发标”４月１日颁布实施后新闻出版总署首次举办的宣传贯彻培训班。来自出版社、新华书店及一些民营发行公司的近百位代表参加了学习和讨论。发标之路任重道远。

链接：４月２５日３版《发标之路任重道远》，６月１６日３版《普世“发标”，路有多远？》

“三农”出版发行

一系列减轻农民负担的政策今年出台：在中国延续２６００多年的农业税废除，中央财政扶贫资金在原有基础上增加了７个亿，教育部门继续实施“农村实用技术培训计划”，对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学生实行“两免一补”，商务部继续推动“万村千乡市场工程”快速发展。种种利好，让农村图书出版发行在“山重水复疑无路”中，找到了“柳暗花明又一村”。

虽然业内对于农村图书出版发行一直关注有加，但发行渠道不畅是多年来没能得到很好解决的问题。１０年来农村图书销售额、网点、出版品种等不升反降的数字，让从业者不愿啃这块“硬骨头”。农村图书发行网点经济效益不佳是不争的事实，但任何事情都有两面性，这种不理想的现状孕育了较大的开发空间。

今年以来中央发出的政策倾斜、资金投入、税收减免等种种利好，无疑是农业、农村和农民的福音——收入增加，支出减少，农民用于文化消费的支出比例会逐渐有所增加，这对图书销售链向农村延伸将产生积极的作用。在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号召下，各地新闻出版局在相关部门的支持下，纷纷建立了农家书屋，长期困扰图书发行业的农村发行有所突破。不少出版单位表示，今年会增加“三农”图书的品种，不仅要推出种养殖图书，还要出版有关社会文化、信息技术、法律等方面的图书。

链接：３月３１日１版《打造“新农村”出版发行“特区”》，３月３１日２～３版《“三农”图书出版发行：求索路漫漫 突破当逢时》，７月１４日２、３版《农家书屋：公益性起步，经营性发展》

馆配

从去年年底一直持续到今年上半年，各地书店图书馆现场采购会此起彼伏，形成了现采高峰，图书馆用书配供市场受到空前关注。

在图书馆供应市场上，民营经过２０００年～２００４年的快速发展后，目前进入平稳发展时期。３月１日，民营书业最大的图书馆用书现货采购基地——天时文化产业园在北京密云开业。４月的民营长沙图书交易会上，经营特价书的图书供应商很多，社科文艺区三分之一强的摊位都在经营馆配书。但上半年馆配业务市场上动作最大的还是国有新华书店。他们主动参与图书馆招标或召开现采会，反抢图书馆市场。年初，新华出版物流通公司召开了大规模的图书馆采购会。３月中旬上海新华发行集团举行全国图书馆商务恳谈会，订货１３００万元。３月下旬浙江新华书店集团召开浙江省馆藏图书订货会，订货１２００多万元。４月下旬，辽宁北配公司举办图书馆馆藏订货会，实现１２９２万元的销售额。５月中旬，深圳发行集团借深圳文博会之机召开全国图书馆看样采购会，订货达４０５０万元。

链接：２月２８日２版《天时文化共赢天下》，４月１８日３版《今年长沙图书交易会有点冷》，５月１２日１版《新华民营竞技馆配市场》，５月１６日７、８版《图书馆配供市场的演进》，５月１６日《首届图书馆看样采购会会刊》

反抢

新华书店反抢大中专教材市场和图书馆供应市场的势头强劲。

中小学教材发行招投标使新华书店利润不断遭到挤压，迫使其主动出击寻找新的经济增长点。改制、连锁的推进正在不断提高着新华书店的市场竞争能力。从需求和实力两方面来看，新华书店有理由将目光重新落在不断壮大的图书馆市场和几年前曾经丧失殆尽的大中专教材市场上。针对这两个团购市场，各省市新华书店成立专业中心，召开现采会，加强营销队伍主动出击投标，提升服务手段，收到了明显的效果。在不长的时间内，乌鲁木齐市新华书店大中专教材的发行量就从１８０万元增长到１３００万元。虽然目前新华书店在这两个市场上的份额还不是很高，但睡狮猛醒，前途不可限量。

链接：２月１７日２版《从１８０万到１３００万》，５月１２日１版《新华民营竞技馆配市场》，７月４日２版《新华反抢大中专教材市场》

民营

民营交易会普遍趋冷。

第十三届长沙图书交易会４月中旬举行，来自供货商和经销商的共同反映是：冷清。一些大的有实力的供货商没有参展，经销商来的也不多。６月上旬在乌鲁木齐市举办的全国书市民营书业会前会同样出现了冷清的局面，据说有参会者曾要求主办方退还会务费。民营书业交易会普遍趋冷，原因包括书业经济增长整体趋缓；大型民营图书供货商渠道稳定、信息畅通，可以自行召开经销商大会，不再需要“骡马市场”；各种会议相互交叉，彼此影响等。

链接：４月１８日３版《今年长沙图书交易会有点冷》

跨省连锁

跨省连锁渐成气候。

年初，四川文轩更新经营模式连锁跨省到西安开店，传统书店“变脸”文化商城。江苏新华跨省连锁最大卖场，经营面积５０００平方米的万卷书城在贵阳开业。６月，昆明新知赴川再开万米书城。据了解，还有不少书店正在谋划或进行跨区域连锁事宜，跨区域连锁渐成气候。

链接：１月１０日６版《传统书店“变脸”文化商城》、《江苏新华跨省连锁最大卖场开业》，６月２７日３版《昆明新知赴川再开万米书城》

联营

联营的倾向不容忽视。

１月６日，全国民营书业少儿读物分销联合体在北京成立。一流的少儿图书代理商携起手来，寻找一流的少儿图书供货商，目标是规范市场，做足增量。联营的倾向不容忽视。

链接：１月６日２版《一流代理商联合一流供货商》）

出 版

文化遗产保护

出版界一直以来都不遗余力地践行着自己的责任。但更为重要的是，出版人不仅仅是编辑者、印行者，还应当是发掘者、保护者。

今年初国务院下发《关于加强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通知》，决定从2006年起，每年６月的第二个星期六为我国的“文化遗产日”。文化遗产包括物质文化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而出版物是其传承的主要载体之一。物质文化遗产指那些历史上各时代的重要实物、艺术品、文献、手稿、图书资料等可移动文物；非物质文化遗产则是指各种以非物质形态存在的与群众生活密切相关、世代相承的传统文化表现形式，包括口头传统、传统表演艺术、民俗活动和礼仪与节庆、有关自然界和宇宙的民间传统知识和实践、传统手工艺技能等等。知识与文化的代代流传，正是出版活动的意义所在，也是出版人应有的担当。事实上，出版界一直以来都不遗余力地践行着自己的责任。但更为重要的是，出版人不仅仅是编辑者、印行者，还应当是发掘者、保护者。此过程中，一些出版老字号、出版活动本身如荣宝斋的木板水印、杨柳青的版画等也成为中华文化遗产的一部分。

链接：６月９日“文化遗产日专题”

大学社改制之惑

对于大学社改制，不要强求步调一致，应该多元化、特色化推进的呼声尤其高。

今年年初，哈尔滨工业大学社、哈尔滨工程大学社、东北林业大学社三家出版社取得事业法人执照，大学出版社改制话题引起业内外广泛关注。据悉，三家出版社是主动申请在体制上成为按照事业单位经营的非赢利性学术出版单位的，而国内目前与这三家社规模和出版定位类似的大学社数量不在少数。

在二十多年的时间里创造了快速发展奇迹的大学社，有的在建社之初便注册了企业身份，有的虽然是事业编制却长期以来按照企业化经营。在发展中，大学社的水平和规模参差不齐。对于改制，很多大学出版社的领导都持谨慎态度，而转企要求强烈或者固守事业体制的只是少数。大学社改制会给学校带来什么好处？给出版社带来什么好处？从现在来看，相当一部分大学、大学社都还没有显示出必须改制的需求，那么改制的动力源自何处？争论的焦点似乎都集中在大学社的主业——学术图书的出版上，一些人把学术出版与改制后的出版社市场化经营对立起来，好像要做好学术出版就不能市场化，市场化就出不了高品位的学术图书。

联合体

联合体以市场为主导，这种非官方色彩的联合，被业内寄予了很高的希望，因为这极有可能成为今后出版企业资源重组、购并联合的改革主流路径之一。

从企业规模论，大众类的出版社几乎全属于中小型出版企业，因此在目前出版业转型时期，抱团的愿望特别强烈。在此背景下，中国媒体出版社联盟于去年下半年浮出水面，在今年初北京图书订货会期间，联盟成员再一次聚到了一起，举办了首届北京论坛。随后，今年５月，酝酿数年的中国音乐出版物发行联合体也正式在京宣告成立，音联体由人民音乐出版社、上海音乐出版社、湖南文艺出版社、上海音乐学院出版社发起，中国文联出版社、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现代出版社、四川文艺出版社、安徽文艺出版社、中国青年音像出版社首批参加。十家在音乐书市场具有绝对影响力和占据绝大部分市场份额的出版社联手，如此高的产业集中度在其他细分图书市场并不多见，表明对该市场进行整合和规范的条件已经基本具备，其成立势必会对整个音乐书市场产生巨大影响。

不仅是这些新组建的联合体踌躇满志，就算那些成立多年的，也为扩大合作范围、丰富合作内容、创新合作形式而绞尽脑汁。如拥有２０年历史的华东六省少儿出版社联合体，今年将成立反盗版联盟，集合六家的人力、物力和各种资源，对盗版进行最坚决的打击。“分灶吃饭，抱团御侮”，无疑是反盗联盟最好的注解。另外，华东六省少儿出版社联合体也正在积极探索以资本为纽带的新型合作路径。

联合体以市场为主导，这种非官方色彩的联合，被业内寄予了很高的希望，因为这极有可能成为今后出版企业资源重组、购并联合的改革主流路径之一。

链接：１月２０日《媒体出版社如何逆风飞扬？——“国彩杯”中国媒体出版社联盟峰会北京论坛发言选登》，５月２３日《音联体升级“联合体现象”》，７月２１日《“华东六少联” 合作谋新篇》

信息化建设

随着信息化时代的到来，出版社逐渐将信息化建设提上了议事日程，各种信息系统陆续上马。

诚如有业内人士告诫，信息化建设是全方位的，要将ＥＲＰ信息系统、出版社网站和网络出版三块统合起来，现在没有建网站的出版社可以说是越来越少，声称介入网络出版的据说已有４００多家，而在今年５月“第四届中国电子书产业年会”上，来自全国各地的出版社、图书馆、传统书店、网上书店、信息服务商等，再次一起研讨了互联网时代的内容服务战略，指出电子书多元并存、图书馆和大众市场互为促进、出版社成立专职机构推进网络出版机制、ｅ纸一体化等四大发展趋势，除纸书之外，电子书、移动电子书、多媒体电子书、按需印刷、按页打印等新兴图书产品形式也已开始并行发展。同时还评出了前一年度的“网络出版先锋奖”和“网络出版标兵奖”。

健康口袋本

以优质正版口袋本占领市场，此举既具有现实的产业意义，也有深远的社会意义。

４月２３日，由中宣部出版局、新闻出版总署图书司主办，中国版协少读工委承办的“健康口袋本在行动”启动工作会议在京举行。一场由政府推动的绿色风暴劲吹口袋书市场。上半年，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接力出版社、四川少年儿童出版社等十家专业少儿社，陆续出版了３００种口袋书。这些内容健康、活泼好读、装帧精美、携带方便、价格低廉的口袋书较受小读者的欢迎。书店也纷纷表示，将为这些健康口袋本的销售给予最大支持。

口袋书是青少年钟爱的出版形式，长期以来正规出版社由于书号、利润、渠道等因素的限制，对该市场的投入相对有限。而大批盗版、非法出版物趁虚而入，不仅扰乱了正常的市场秩序，也严重危害了青少年的健康成长。由政府主导，并借助市场化的手段，一方面严厉打击盗版和非法出版物，另一方面打通口袋书的上下游，以优质正版口袋本占领市场，此举既具有现实的产业意义，也有深远的社会意义。

链接：３月２１日《口袋书市场掀起绿色风暴——政府强势推动 书业集中发力》，４月２７日《健康口袋本在行动——相关部门将出台政策扶持“口袋本工程”》

教育情结

新一轮国家级教材申报的热潮正起。有人担心，如果都这么大规模地上教材，当初教辅图书市场的闹剧会不会重演？

近年来，许多专业出版社陆续采取“基于教育的专业化出版”、“科技与教育并重”、“立足科技，面向教育”等出版策略，计划进入或正加大教育出版力度，科学出版社年初还正式在原ＬＯＧＯ的基础上加上ＳＴＭＥ字样，强调科学、技术、医学和教育并举。而这正好在新闻出版总署随后公布的2006年全国图书选题审读分析报告中得到印证。据报告显示，在各科技类专业出版社今年报送的选题中，科技类教材占有较大的比例，高校教材、高职高专、中职中专、专业职工培训教材品种都增加不少，其中科技类大学出版社的专著与高校教材的选题平均占本社选题的６０％以上，科技类的中央部委出版社和部分地方科技类出版社也有一大批各种层次科技类教材的选题，而且越来越多的科技类出版社参加到科技教材的出版行列，成为今年科技类图书选题的一大亮点。

韩流

由成人图书市场向儿童图书市场转移的趋势已日益明显。

中国图书市场遭遇“韩流”早已不是什么新鲜事情，不过从今年上半年情况来看，却仍有一些值得说道的地方：除了“韩流”本身愈刮愈烈，其内涵也日逐丰富多元。以往，韩国的爱情小说和影视小说是“韩流”的绝对主力，像《菊花香》、《七朵水仙花》、《我的野蛮女友》等，至于其他种类则较为少见，但现在，人们越来越多在科普、学习、性教育、绘本、认知等类的图书专架上看到韩版图书的身影。业内普遍认为，“韩流”由成人图书市场向儿童图书市场转移的趋势已日益明显。另外，愈刮愈烈的“韩流”也给出版业带来了一些麻烦，比如韩国图书版税、预付金两三年来翻了几番，使得国内许多出版社已不堪重负；又比如对经管书市场伤害颇大的伪书风潮，年初以来在韩版图书市场也露出苗头。

链接：１月１７日《韩版童书版税看涨》，３月１４日《８本书引发“韩国伪书”质疑风波》，４月１８日《2006，“高烧”韩流开始回归理性——出版人士和版权代理聚会本报畅言韩版图书出版前景》，５月９日《“韩版书”叫阵“日版书”》

博客出版

今日的读者更趋成熟和理性，仅把博客作为炒作噱头是难以点燃读者购买的热情了。

据说，２００２年博客在中国刚刚出现时，用户数量不足１万人；到今天写博客人数占中国互联网网民总数的约１０％。博客的风生水起，刺激了相当一批出版商淘金的热情。今年初以来，徐静蕾、潘石屹、王晓峰、郑渊洁等人的博客图书相继推出，成为一种重要的出版现象。出版风风火火，随之而来的，业内外关于博客写作、博客出版的讨论也热闹起来。不过，仔细读来，与当年伴随网络兴起红极一时的网络文学、网络出版的谈论总觉得有些似曾相识。现在看来，没了当初的新鲜劲、网络文学不再被视为时尚标签的时候，相关图书的出版行为也日益回归到基本面——即内容本身成为出版的标准。从已出版的博客图书市场表现来看，一些号称点击率过百万甚至过千万的博客，出版成图书之后市场反响却相对平平，可见今日的读者更趋成熟和理性，仅把博客作为炒作噱头是难以点燃读者购买的热情了。

链接：４月４日《博客出版，谁的蛋糕？》，５月１２日《别把博客不当书》，６月３０日《Ｂｌｏｇ的未来发展趋势》，７月１１日《博客成网络侵权重灾区》

抄袭

不能为了拿到某位畅销书作家的稿子，而放弃出版人自己的原则和底线。

５月２２日，北京市高院终审判定认定，郭敬明的小说《梦里花落知多少》剽窃作家庄羽作品《圈里圈外》，郭敬明作品中有１２个主要情节与庄羽《圈里圈外》雷同，在一般情节和语句上共有５７处雷同，侵犯了原告的著作权。判处郭敬明及春风文艺出版社，共同赔偿庄羽经济损失２０万元，并追赔精神损害抚慰金１万元。而在大洋彼岸，另一位畅销书作家丹·布朗也因为涉嫌抄袭而官司缠身。不过，经过长达数周的审判，伦敦最高法院宣判，受到指控的《达·芬奇密码》不构成抄袭，作家丹·布朗最终胜诉。

抄袭也不是什么新鲜事，古已有之。当然也不是件光彩的事情。而郭敬明抄袭案引发如此巨大的社会反响和争议，除了因为他本人名声大外，还与他强硬的态度有关。抄袭就像偷窃，被抓住了还理直气壮不肯认错，这是许多人都接受不了的。当然，大众舆论关注抄袭案件的切入点往往是作家的人品和职业道德。而我们从产业角度切入，这些案件提示业者，对出版社而言，无论是从防范侵犯著作权的角度，还是防范不正当竞争的角度，都应当把好作品的审核关，“尽到合理的注意义务”，不能为了拿到某位畅销书作家的稿子，而放弃出版人自己的原则和底线。与作者签署出版合同，或者由作者出具承诺书，由作者保证作品为原创，不存在任何侵犯他人著作权（包括但不限于剽窃、抄袭）的情形，不存在直接或者间接与他人作品发生冲突的情形，不存在潜在的侵犯他人名誉权等人身权的情形，并约定发生上述情形的惩罚措施等等。

链接：７月４日《作家陆天明指认郭敬明的行为是“小偷”》《对郭敬明看法不一“８０后”阵营裂变》

天价稿酬

高稿酬改变了出版的成本和利润结构，最后结果可能是出版社承担所有的经营风险，能预见的最好结果却是获取相对作者而言十分有限的利润。

安妮宝贝１３万字的《莲花》拿到２００万元的预付稿费。韩寒也因其新作《一座城池》拿了２００万稿费。接着，《王蒙自传》也爆出２００万预付稿费的消息。随后，《易中天品三国》版权拍卖，更是拍出首印５５万册，３年内再加印２０万册，版税１４％的天价。这些还只是大众媒体披露的一部分，另外像余华、郭妮等作家的稿酬也基本达到甚至超出该数字。高稿酬有人认为合理，有人认为搅局，双方各执一词。

不过，有两点是肯定的：一是高稿酬改变了出版的成本和利润结构，最后结果可能是出版社承担所有的经营风险，能预见的最好结果却是获取相对作者而言十分有限的利润，即业内常常抱怨的出版社为作家打工。当然，出版社可能有自己的考虑，利润不是单一的目的，可能还有打造品牌、拓展渠道等多种因素；二是高稿酬只能是少数“富人”的游戏，绝大部分出版社是没有实力和胆量参与竞争的，因此高稿酬能走多远，最终取决于“富人”们的心情。

链接：３月２４日《“天价稿酬”究竟值几何？》，６月９日《高额版税，泡沫还是催化剂？》

以上是截至2006年上半年的梳理。今年下半年，以ＢＩＢＦ、法兰克福书展贯穿成线的“走出去”，将成为敲得更响的书业鼓点，敬请读者共同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