韦森教授的书向来难读。他的新著《经济学与哲学：制度分析的哲学基础》，收录了作者多年理论思考的专著更是难读。作者说，正是为了消除学界朋友们对他“玄而又玄”的误解，所以才编了这本选集。不过，结果却是造出一本更难读的书，真是吊诡。既然难读，那么如何来读这本书就显得尤为关键了。这五卷十五篇文章自然不是随意拼凑，结构中的深意颇耐人寻味。

第一种读法自然是从第一卷第一篇开始，一篇篇一卷卷地往后读。第一卷的主题是“行政控制”，第二卷是“基于博弈论的制度分析”，第三卷“人类社会的生活形式”，第四卷“道德，文化，文字”，第五卷是“制度的形而上学”。显然这些分析方法都是围绕“制度”（制序）这一关键词展开。但是这些约定的力量，符码化的正规程度，或者用经济学术语说，约束条件的强度，正在不断降低，制度的边界不断模糊。

当然我们也可以说，这样做的结果就越来越不像经济学，至少不像我们所熟悉的主流经济学了。我的很多朋友都认为，制度经济学说到底还是经济学。如果不再是经济学了，那还研究制度干吗。博弈论大师托马斯·谢林就曾嘲笑这类经济学家，说他们“对自己研究的对象毫无兴趣”。显然韦森教授不是这样，他并不关心“什么是经济学”，而是对“制度—制序”这个问题本身有兴趣。我们也只有用“制度导向”的眼光来审视这本书，才可能理解韦森的一片苦心。

所以，我要向那些没有“经济学优越感”的朋友推荐第二种读法，那就是倒过来读。作者认为最后一章最不好读，太抽象，却最最关键，因为只有最后这三篇文章才“真正开启了自己的学术建构”。其实这些话完全是对经济学读者说的，其他读者无需在意。要知道，对熟悉哲学的读者来说，最后一章反倒是最容易的，因为意向性与本体论的形上思考本就是最接近对象，最靠近大地，最符合本原的。从后往前读，正是要返回古典，返回到对“制度”直接的贴切的感觉。

正如胡塞尔归于“生活世界”，维特根斯坦归于“生活形式”一样，韦森暗示对“制度”的思索最终必须回归生活。尼采就启发过我们，我们的前辈本来都是非常清楚“制度”的含义的，都是被后来的逻各斯给败坏了，让我们忘记了本原的生活方式，也就越来越搞不明白“制度”的含义了。我们失落了先人的智慧，现在反过来重新去研究“什么是制度”，可是要理解“制度”，就必须回归生活，回归现实，唤起回忆，用新的眼光来审视这本书。

所以这本书还有第三种读法。也就是从第三卷的最后一篇开始读，把这本书拆成三部分来读。作者已经在前言里面偷偷暗示我们了。第三卷的最后一篇文章，再加上第四卷的三篇文章，构成了一个自我封闭的独立整体，即作者所说的“现实问题意识”指向的思索，是文本与“生活世界”的接合点。

这个“现实”部分把全书隔成三段，前段用的是分析方法，后段却是综合方法；前段讨论制度的认识论基础，后段超越地理解制度的本质，中间的则是制度的实践。这很自然地让人想起康德三大批判的顺序。韦森教授是熟读康德的，全书的最后一篇论文“语言，道德与制度”正是为了纪念康德逝世200周年而作。这难道只是一个巧合吗？

作者熟捻语言游戏。我们认真阅读这本书，就是要跟作者玩一场语言游戏。这本书的主题是“制度”，是“约束”，是“结构”，而他的叙述结构本身也在实践着这些“结构”，“约束”。更微妙的是，他在后记里提醒我们要注意德里达的“播撒”。他给我们提供了文本，接下去的事情与他无关了，文本已经有了独立的生命，我们要自己学会如何阅读。“制度”是什么？这不仅仅写在纸上，“理解制度”也是“制度”的一个方面，这项工作必定是由共同生活在“生活世界”里的作者与读者合作完成的。

文本的内容，文本的结构，再加上阅读的技巧，再次印证了无处不在的三位一体结构。这是作者真正想说的吗？

韦森

原名李维森，男，籍贯山东，经济学博士，教授，博士生导师，现任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1982年获山东大学经济学学士学位，1989年获澳大利亚国立大学硕士学位，1995年获悉尼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1998年9月回国执教于复旦大学经济学院。2000年9月至2001年3月曾在剑桥大学经济与政治学院访学。自20世纪80年代初以来，曾在《中国社会科学》、《经济研究》、《开放时代》，香港《二十一世纪》、《中国社会科学季刊》，纽约《知识分子》等著名学术刊物上发表论文数十篇，并经常在国内外有影响的报刊上撰写专栏文章和学术随笔。学术专著主要有：《社会秩序的经济分析导论》（上海三联书店，2001）、《经济学与伦理学：探寻市场经济的伦理维度与道德基础》（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文化与秩序》（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个人随笔和论文集《难得糊涂的经济学家》2002年由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经济学随笔集《经济学如诗》2003年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