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丁丁

数学学士、数学硕士、经济学博士，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教授，浙江大学跨学科社会科学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主席。

韦森

原名李维森，1995年获悉尼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1998年9月回国执教于复旦大学经济学院，2000年9月至2001年3月曾为剑桥大学经济与政治学院访问学者，现任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

姚洋

1996年毕业于美国威斯康星大学农业与应用经济学系，获经济学博士学位。现为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教授、副主任，《经济学季刊》主编。

《制度经济学三人谈》汪丁丁 韦森 姚洋著/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4月第1版/36.00元

感知无法被交流，交流无法被感知。——卢 曼

对话，表演和谈判

在这样一个经济学教授们都忙着朝顶级学术刊物投文章的时代，宛如艺术家们努力说服大型博物馆收藏自己的作品，这样一册对制度经济学含义进行反思的谈话录是极为难得的，它至少表明三位作者热爱的是经济学本身，而非它的功用。其中，汪丁丁教授一直是主张“对话的逻各斯”的，我却不那么乐观。不但因为引文中的那句卢曼的名言（而且卢曼认为这是他的逻辑起点），连哈贝马斯都觉得通过“话语”来“交往”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因为交往行动参与者必须把语言作为直接理解的一种媒体，发言者和听众都必须从自己解释的生活世界出发，以研究共同的状况为目的来沟通客观世界、社会世界和主观世界。黑尔指出，这种阐释学是以一种脆弱的形式实用主义的不同类型的尝试为基础。哈贝马斯也承认，这种交往行动仅仅是临时的。在很多情况下，对话都不可避免地成为高夫曼所说的“戏剧行动”，即行动（对话）者掌握行动的目的之后，以一定方式进行自我表述，从而让观众或者读者以一定方式看到和接受自己的东西。

虽然生活世界的重叠，使得我们谈话中的共识不会为空，但也仅能保证这一点，对话永远是一种冒险。故而我赞同德里达对“对话”和“谈判”的区分，后者必须套上更强的内容约束。事实上，丁丁自己也赞同博弈论新近发展中的对“共同知识”和“博弈形式”的区分，即我们需要比“逻各斯”更强的“博弈形式”来保证对话的展开，对话的逻辑一致性。只有明确了交往行动的作用，才能明确所谈内容的指涉。

对话不是聊天，正如艺术不是生活，医学不同于巫术一样，前者由于其严肃性而被分离开来，至少在这里对话是一种有目的的行动，目的就是去理解制度，理解制度经济学。

存在，认知与交往

不同的认知系统之间由于运作的封闭性而无法相互访问，可它正是因为交往行动而封闭。所以，制度是什么？当我们提出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们就默认了制度的存在。如果我们不需要理解制度，那么制度就不存在，或者说制度存在与否没有任何差异。而海德格尔则更进一步，“任何发问都是一种寻求”。我们生活在传统中，生活在时空中，生活在制度中，这注定我们必然也必须在制度中寻找制度。制度并非超越，我们自身也卷入制度，追问制度就是追问自身，我们创造了制度，在场的制度经济学才是真正的制度经济学。

《易·节》中就有：“天地节，而四时成。节以制度，不伤财，不害民。”制度以天地四时划分，即意味着制度并非原初的词汇，我们必须用更原始更基本更贴近自然的概念来诠释制度。从这个角度来看，西方经济学的思想源头根本不是古希腊色诺芬的《家政学》（那是对话），而应该是赫西俄德的《工作与时日》。在亚里士多德之前，nomos（约定）与physis（自然）并不是截然分开。韦森提醒我们从人为和自发这两种途径去反思制度的根源，从而给予“非均衡”的制度安排以正当性。但这显得并不彻底。

我们可以发现，三位作者是深知这个问题的困难程度的，于是他们换了一种提问的方式，转而追问“什么是制度”，追问事物的外延和内涵，从逻辑来看，这两者是等效的，当然列举必须完备。他们采取培根的归纳法，似拙实巧，实在有一片苦心，严复就说过，“欲有所知，其最初必由内籀（归纳）”。

制度毫无疑问有“规则约束”的意味，这也是诺斯给出的定义，但“约束”意味着“权力”的存在，权力可分成不同的等级，制度的范畴也随之时大时小。而且制度非有形之物，即使是明文记录的所谓正式制度，它的真正含义也必须在系统实际运作中体现出来。所以，制度还必须是一种过程。

主流的经济学观点都认为“制度”是经济系统的一个子系统，我们可以像控制货币，劳动一样地改变制度，这显然是有问题的。我们可以相对容易地通过“非经济化”来把握经济活动、经济系统的边界，但“非制度化”则困难得多，甚至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经济活动（市场交换）也是一种特殊的制度安排，是经济嵌入制度结构而非反过来。所以，研究制度经济学最基础的工作是沿着马克思、韦伯、涂尔干、帕森斯等人的进路重新理解经济与社会的关系。卢曼说社会理论的终极功能之一是将不确定的复杂性转换成为可确定的复杂性，即从分离、断裂、边缘、“他人”这些反常的角度来理解社会的功能和制度与组织之间的关系。

制度依托的媒介是人，或者说人的存在，而制度采取的形式（form）多种多样（按照经济学的习惯至少可以区分为正式和非正式制度安排），但内容也是人。科斯和张五常都意识到，只有鲁滨逊·克鲁索的世界里不需要制度安排。人的存在即是制度的存在，人的交往即是制度的运作，人的组织是制度的均衡，组织的变动是制度的变迁，最重要的一点，人的记忆是制度的传统。

交往行动是维系制度媒介与形式的关键。同时，交往是一个自我决定的过程，或者说是系统的自组织。人们制定制度，制度指向自身，指涉的指涉，递归无穷，终于趋于稳定，即所谓的均衡，纳什均衡。

参与社会交往的理性个体，必须要独立地观察社会，按照经济学假设，他们至少要观察市场价格。因为不会观察价格，或者不会按照特定模式对环境变化作出反应的人，也就是不符合主流社会科学优胜劣汰的个体都已经在地球上消失了。所以，社会科学研究者可以轻松却又严肃地仅仅观察“别人如何观察”，这是社会科学工作者参与社会交往增进制度理解的唯一途径。

自发，扩展和演化

演化是个复杂的概念。在百年前，以章太炎为代表的中国人观念中的演化就至少包括以下几个层次：达尔文的物种演化；斯宾塞的社会演化；黑格尔的精神演化；柏格森的有机演化。现今的社会科学演化理论五花八门，有数十种之多，但两个要素总是必须的，一是复制，无复制无以延续；一是创造，无创造无以变化。

复制的概念出于柏拉图的相论，通过法国重农学派尤其是马克思的工作，使得我们理解社会是如何通过系统组织自身结构的复制来保证功能的一致性。而且，社会的各个功能子系统始终都是一些自我指涉的系统：它们预先假设并且复制出自己。它们通过对其各个组成部分的安排布置来设立它们的这些组成部分，而这种“自我生成的”闭合状态就是它们的单一的整体性。这种存在方式暗示，这些系统能够进行自我组织和自我调节，即熊彼特所倡导的“创新”。

经济学家似乎更多地喜欢哈耶克，谈论秩序的自我展开，这个问题尤其复杂。汪丁丁仔细阐释了“自发－扩展秩序”的两重含义，一是自发，一是可扩展。自发的概念不甚清晰（当然也和翻译有关），所以姚洋始终以人为设计来拷问自发秩序的合理性。殊不知社会交往必然由人参与，一切规则/制度/秩序/习俗由人设立亦依托于人，没有人的实施这些文化制度因素（道金斯称之为meme）就不可能自我复制，而厘定这些文化制度因素的“自发性”，则必须努力跳出封闭系统来进行观察。遵循马克思的传统，“社会生产关系”不断再生产，不断自我复制。

正如前文所述，自发秩序与人为规则从历史上就不能完全分开。而社会系统从认知角度来看是封闭的，所以我们站在更高层次从时间上来审视它，一切制度的变迁都是自发的，内生的。冯·诺伊曼等人提出的元胞自动机（Cellular Automata）模型，剑桥大学的康韦（J．Conwey）编制的“生命”游戏程序都证明个体——种群自发演化所具备的强大生命力，现在这种仿真技术也已经被大量引入制度经济学的研究。另一方面，我们返回社会系统内部来观察社会制度变迁，很自然地，一切的改变都是人为的，都是个体面对环境的变化所按照特定规律采取策略所导致的，偶在性是永远存在的。所以，自发和人为并不冲突，同一性和偶然性才是永远的敌人。制度形式的变迁是要满足子系统特定要求，运作（performance）本身含有“管理”与“表演”的两重含义。在无法追溯原初制度安排的情况下，细节地情境地设身处地地把握制度，这才是最重要的。

而秩序的扩展也必然会遭遇逻辑上的困境，即没有一种秩序可以无限扩展，当下基督教思想在中亚地区遭受强烈抵制即是一例。根据卢曼的分析，对一个系统来说，自身扩展当然增加了复制的数量，同时吸收包容其他的秩序。这是一种制度的生命力与合理性的生动体现，但是随着自我指涉复杂性的增加，潜在的可能性也大大增加。现实与可能性之间的复杂性梯度逐渐拉大，而系统内部由于普遍的模态化，每一个给定个体只与极少数其他个体发生指涉关系才可能获得意义，这样的社会充满了偶然性，必然要面临分化的困境。

演化当然是一种复制，只有可复制的部分才可被复制，即卢曼所说的冗余物。冗余物并非指它们可以不存在，只是说它们可以被其他元素所替代。这即意味着它本身并不与它所象征的东西，它所指涉的环境对应，冗余物只是偶然地出现在了那个位置。在主流的生物/社会演化模型里，一切个体都只是这样的冗余物，不含特殊的价值，而这正是它们遭受诟病的地方。

所以，缺乏知识社会学的社会学是无法想象的，而宗教子系统自身维系的纽带则是教义学。制度经济学的知识学阐释，并非只是为了增加制度内涵，而是为制度经济学直接提供答案，让我们真正意识到制度经济学本身的功能和结构，是制度经济学的灵魂。

结语

如果我们坚持萨缪尔森－贝克尔等的新古典经济学范式的话，“效率”则是唯一合法的经济学价值，如同“上帝存在”之于神学，“美”之于美学一样。而系统形式存在的社会科学观察方式意味着取消了“绝对价值”。对于经济子系统来说，这即在暗示一般均衡模型的解体，当然这并不排斥局部均衡，而且必须要坚持局部均衡，坚持局部的绝对价值——帕累托最优。这样，我们就有必要来重新审视作为全局的经济生态与其子系统之间的关系。

回到开头，制度是什么？这和谁来谈制度、怎么谈制度是一回事，是一种自我包含、自我维持、自我拒斥的社会观察方法。制度经济学的根本特征在于自我指涉，所以它必然是一门实证的学科。最终真正的价值只有一个——实证。所以古德曼会说，世界只能在世界中创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