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行风范‘关键词’

课前到书 人手一册

□这绝非常人想象中的那么容易。新华书店几十年如一日为实现课前到书所作的努力，值得铭记。

挺拔主业 坚守主业

□几十年来发行业坚持把社会效益放在第一位，紧跟党和国家大局重大宣传任务。如今更是大力挺拔出版主业，多出精品力作，促进文化创新。

竭诚为读者 主动服务

□强调针对性，对口供应，为读者找书，为书找读者。现在书店的硬件条件比过去好了许多，倒是为读者服务的软件比拼更加激烈。

送书下乡 服务三农□流动下乡送书在过去是一件十分艰苦的工作，从开始的挑书担、骑自行车到1980年代后期的骑摩托车。现在，很多省市区新华书店都组建了汽车书店送书下乡。

出版风范‘关键词’

文化责任 质量至上

□几十年来，虽然出版环境、传播手段甚至读者本身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但中国出版人对于自身所肩负的文化责任、对于质量无止境的追求，仍然是也必将成为中国出版时代的最强音。

甘做嫁衣 发掘作者□自从有图书出版以来，编辑与作者便走到了一起。在这个过程中，编辑每每担当着幕后红娘的角色，把作者与作者写的书介绍给大众读者。

坐冷板凳 古籍整理

□如果说普通图书的编辑是“为别人做嫁衣”，那么做古籍整理工作的编辑恐怕在程度上还更有过之。他们是编辑当中真正甘于“坐冷板凳”的一群。

课前到书 人手一册

所谓课前到书，人手一册，即中小学课本要在开学前送到学校，使每位学生人手一册。这件事情听起来容易，做起来是很复杂的。因为每个学生不是一本书，而且还一本不能少，应该说这也是中国特色。解放后，这项工作一直由新华书店承担。一般来说，开学前的三四个月各地书店就开始进行调查，全国每个县有多少中小学，有多少学生，调查获得的数据与上年数据进行核实，确定当年的需求数量。

要保证课前到书，人手一册，需要涉及教材编辑、审定、出版、印刷、发行等各个环节。改革开放之前，我国的印刷生产力不足，纸张供应也跟不上，时间到了印不出来，书店只好日夜加班，希望把拖延的时间抢回来。改革开放初期，国家开始抓教育，课本显得更为重要。但上世纪80年代，我国三分之二的县不通铁路，运输是个大问题。比如陕西延安地区各县学校的课本，要从西安发运，途经铜川新华书店中转，到延安，再由延安新华书店二次中转，运至延安地区的各县新华书店，最后由各县新华书店发往全县中小学。

近几年，课本的修订、免费教材的售价又成了实现课前到书，人手一册的新问题。目前几乎每季课本都要进行修订，占用很多时间，免费教材的售价须经省级物价部门审批，有时开学后两三个月批不下来，书店只好先发书，后收款，这给学校拖欠货款以口实。不少省的课本欠款上亿元。

自然灾害对课前到书的影响也是不容忽视的。天气不好就不用说了，因为课本发行时间不是盛夏就是寒冬，特别是南方的酷暑时节，发行人员挥汗如雨，有的地方还没有空调。更重要的是水灾地震等自然灾害损毁课本，需要再加印，需要紧急下发。2008年四川汶川大地震发生后，5月19日上午，人民教育出版社、四川出版集团、四川新华发行集团向部分灾区5500名中小学生赠送的首批新加印的教科书和近万套学习用具，分别送到了灾区临时搭建的帐篷学校和教学点，截至21日上午，集团共计赶印教材55种，23万册，并与四川新华发行集团合作全部发往灾区。

另外，在现代社会中，作为一个企业，新华书店也是要讲求经济效益的。然而一些边远地区书店发行教材不但不赚钱，还要赔钱，甚至发得越多，亏得越多。比如西藏的拉萨到阿里1700公里，每公里的运费要2元。所需运费远远超出课本的进销差价，发运得越多，亏损越大，但发行课本是新华书店的社会责任，亏损再大，西藏自治区新华书店也照发不误。课本零售也是同样，货备不足无法满足需求，货备多了第二年报废又会影响企业效益。但是新华书店一直认为这是社会责任。

可见，要做到课前到书，人手一册决不是常人想象中的那么容易。新华书店几十年如一日为实现课前到书所作的努力，值得铭记。（郭虹）

挺拔主业 坚守主业

业外一直把书业看成暴利行业，其实书业是地地道道的微利行业。从历史看，解放区时期的发行业就是自给自足，当时的书店还兼营文具。时任新华书店哈尔滨分店经理的郑士德告诉记者，当时东北新华书店总店就创办了东北文化用品供应社以及一家文具厂，自己生产文具。各分支店的门市部，都设有文具部或文具专柜。1953年，新华书店总店发出通知，为了不影响发行图书的主业发展，全国新华书店撤销了文化用品的经营项目。

其实，坚守主业就是坚持把社会效益放在第一位，为党和国家大局服务，紧跟重大宣传任务。比如1949年出版了一套《干部必读》12本，新华书店全力以赴发行了100万套。1951年抗美援朝时期，书店把“抗美援朝读物”1亿册发行到广大农村的家家户户。特别是书店组织的朝鲜战地文化服务队，在全国募集图书，经过筛选，把战斗英雄《董存瑞》《刘胡兰》等的小人书送到朝鲜战地坑道，供战士们在战斗的间歇时间阅读，甚至用小人书作战前动员。当时山东新华的高照杰就牺牲在朝鲜战场上。第一部《婚姻法》公布时，一部《婚姻法图解》在农村发行了1000多万册，对于当时破除买卖婚姻，妇女解放，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农业合作化时期，合作化文件销售了4000万册。这些都体现了书店为国家大局服务的精神风范。

改革开放以后，图书发行也出现了若干高潮。比如恢复高考时的《青年自学丛书》发行了上百万册。北京王府井书店门前排成长队购买《许国璋英语》，当时正赶上来我国访问的美国出版代表团路过王府井，看到书店门前的购书“长蛇阵”十分惊讶，觉得不可思议。

一系列理论读物的发行也很能说明问题。邓小平《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发行100万册，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著作如《周恩来选集》发行700万册，《邓小平文选》发行1亿册，《十七大报告》发行4000万册，《理论热点面对面》发行上百万册等等。

近几年的阅读推广活动更表明了书业坚守主业的决心。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亲自策划指导的《读点经典》，备受市民欢迎，成为重庆市多数干部随身携带的“口袋书”。今年1～7月，已发行270万册。

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书店也越来越注重发挥自有资源的效用。充分利用卖场提高坪效，多元经营补充主业。上世纪80年代，中宣部出版局曾作过一次调查，得出的结论是当时的书店数量少，门面小，危房多。后来全国新华书店最早实行利润留成。到1980年代末，绝大多数县级新华书店都新建扩建了书店卖场，焕然一新，场地宽阔，为坚守主业提供了很好的条件。从1990年代到今天，许多大中城市新华书店都建起了数千平方米乃至上万平方米的书城，经营图书品种均在20万种以上。

大力挺拔出版主业，多出精品力作，促进文化创新——2009年，中国出版集团公司在出版更多优秀读物，传播积极的人生追求、高尚的情感境界、健康的生活情趣上下功夫。事实上，全国所有的书业企业都在挺拔主业，坚守主业上实践着自己的诺言。（郭虹）

竭诚为读者 主动服务

竭诚为读者，主动服务强调的是针对性，对口供应，为读者找书，为书找读者。这就不得不提到邹韬奋先生。邹韬奋从主编《生活》周刊开始，就决心“帮助读者解决种种困难，凡是在自己力量内所能勉力办到的事情，必须尽忠竭诚为读者办到”。韬奋在接办《生活》周刊后就设立了“读者信箱”专栏，为读者解决思想、工作、生活上的种种问题。读者来信日益增多，有时一天收到1000多封。为了更好地为读者服务，《生活》周刊于1930年创办了“书报代办部”，专门处理读者委托代办的各种事情。除了代购书报以外，还要代购衣料、鞋子等其他物品，甚至代找律师、医生、旅馆等。

新华书店在上世纪50年代就提出了主动服务的理念。新华书店总店原副总经理郑士德认为，主动服务的前提是熟悉读者，熟悉书。在主动服务精神的引领下，那时的新华书店出现了不少“活目录”，这些员工对书的内容了解很多，他们通过自学掌握了书的亮点、热点。上海新华的余福寿就是一个典型的“活目录”。后来全国涌现出一大批为读者找书，为书找读者的先进典型。例如，全国“三八“红旗手、上海南京东路新华书店营业员谢翠凤，她刻苦熟悉书籍内容，精心收集各种新书目录和报刊书评，认真摘记，不断翻阅，年长日久，对读者的提问对答如流。北京市劳动模范、西单科技门市部医药卫生组营业员黄腊荣，1980年代初期平均每月收到读者来信600封，她对每一封来信都做了认真处理，不仅代购图书，还代读者买药、代订杂志等。黑龙江牡丹江市新华书店营业员王维英是推销图书的能手，1984年市书店积压了2万多册技工教材，找不到销路，一筹莫展。已经退休的王维英凭借人熟、地熟、业务熟的优势，仅用10多天时间就为这批书全部找到了需求单位。

虽然现在书店的硬件条件比过去好了许多，但是书店竭诚为读者服务的精神不能丢。事实上，目前很多书店都加强了硬件设施的建设，倒是为读者服务的软件比拼更加激烈，谁是胜出者，谁就能吸引更多的读者，谁就是更大的赢家。　　　　　　　　　　　（郭虹）

送书下乡 服务三农

送书下乡是新华书店的悠久传统。在解放区时期，为工农兵服务、发行通俗读物是新华书店的宗旨。1944年1月20日，延安出版的党中央机关报《解放日报》用一个版面介绍陕甘宁边区新华书店送书下乡的经验，并在头版发表了艾思奇写的社论，充分肯定新华书店送书下乡。1947年，当时在东北书店牡丹江分店担任经理的郑士德回忆说，那时，配合土地改革，《土改手册》农村演唱材料、冬学课本、年画、农家历大量下乡。农民缺少现钱，可以用粮食换购图书。一碗黄豆就可以买一张年画，或冬学课本（识字用）。1948年冬，依兰支店最早在农村创办图书室，由全村青年集资，一人买一本书，大家轮换看可以看百本书，实为今天的农家书屋的先驱。现在由于有了国家的支持，农家书屋发展迅猛，截至今年7月已达9万余处。

新中国成立初期，新华书店强调图书下乡，要求经理带头，专职人员负责，全店人员轮流下乡。1956年，文化部、全国供销合作总社联合发展农村发行网点，在农村供销社中设专柜卖书，新华书店派人指导，中间由于种种原因经过了收缩调整，撤销。1963年，两单位又联合发出通知，要求恢复供销社售书。实施经销包退、加大给供销社的折扣，有些地方还将课本经营让给供销社，书店加强辅导，使供销社售书走入正轨。

但是，这种供销社守点，书店管面，即农村发行的双轨制方式，虽然扩大了农村发行的覆盖面，但是县书店实际是亏损的。为了社会效益，书店毫无怨言，坚持着送书下乡服务“三农”的精神不动摇。1980年代，冬季年画的发行曾达到每年7亿张的规模，许多连环画的发行量达四五十万册，甚至上百万册，逐渐形成了供销社售书的品牌效应，全国供销社售书网点稳定在4万处左右。进入1990年代，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年画、连环画销售急剧萎缩，动漫、电视等的普及以及多媒体的竞争，极大地影响了农村图书市场。再加上供销社实行个人承包，县书店收回课本经营，停止经销包退，多种原因造成供销社售书点锐减，1990年代中期以后，每年以几千处的数量下降。

流动下乡送书是一件十分艰苦的工作，过去每个县级书店都有七八个人从事这项工作。开始是挑书担、骑自行车下乡流动供应图书，1980年代后期是骑摩托车，再后来是开汽车。进入21世纪，包括湖南、新疆、内蒙古在内的很多省市区新华书店都组建了汽车书店送书下乡。四川眉山县新华书店农村发行员余德槐30多年来跑遍了全县农村，他善于发行农业技术书，热情帮助农民脱贫致富。湖北利川市新华书店农村发行员牟长清长年累月，身背五六十斤重的图书包件，在崇山峻岭之中不息地奔波，整整26年，人称“铁脚板”。每年约在农村发行一般图书万余册。他把适合农村需要的图书编成顺口溜，利用农村集日、区乡干部开会、放电影或演戏的时机，取出三才板边打边唱，生动地介绍图书内容，人们越聚越多，图书销路大增。利川市店有个制度，新来该店工作的年轻人，第一课就是跟随牟长清下乡流动售书两个月。20世纪80年代以来，该店已有7名农村发行员成为第二代“铁脚板”。内蒙古阿拉善盟新华书店门市部主任岳·莫勒腾（女）则办起了“骆驼书店”，她们冒着风沙、牵着骆驼在腾格里大漠荒原向牧民供应蒙文图书。1983年，“骆驼书店”变成“汽车书店”。　　　　　　　　　　（郭虹）

文化责任 质量至上

出版人对于文化责任的坚守，对于图书质量的坚持，是有悠久传统和广泛基础的，这种精神在教材和工具书出版领域体现得尤其明显。

早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叶圣陶先生作为人民教育出版社首任社长，不仅担纲新中国成立后第一套《语文》教材的主编，更是审定了“文革”前人教社出版的500多种中小学教材的绝大部分文句。当时各科教材的编辑都是以“战战兢兢”的态度进行着教材编写和加工工作，而正是这种态度，使得人教版基础教育教材在随后的30多年间成为经典。即便在新课程改革的新阶段，以教学科研为基础做基础教育教材编写，做符合当前教学实际需要的教材产品，不仅仅是人教社的一贯准则，更成为基础教育教材出版界的一种追求。

商务印书馆作为专业的工具书出版社，对于产品质量的高标准甚至享誉国际。1998年，商务印书馆荣获了国际白金星质量大奖，这标志着商务的图书品质达到了国际一流水准。当前任总经理杨德炎代表商务印书馆到西班牙领奖前，考虑良久，决定用《新华字典》彰显出版社图书的高品质。当时《新华字典》的发行量已经达到3.5亿多册，这甚至让白金星质量奖组委会都大感吃惊。而这种高品质不仅是商务人的荣耀，也成为了国家和民族的骄傲——商务印书馆的精品图书，多次被选作“国礼”赠送给外国元首和国际友人。

而在种种荣誉的背后，是商务老出版人上百年来在质量标准上的严苛要求。同叶圣陶一样，商务原总编辑吴泽炎老先生，在《辞源》修订工作中是名副其实的主编，《辞源》修订的10万多条目每一条都是他亲自过目，每一条都经过了他的仔细审订。这种传统的延续，使得百年商务即便在市场竞争激烈的今天，仍然在工具书出版领域拥有最大的市场份额与无可辩驳的品牌影响力。

世易时移，虽然出版环境、传播手段甚至读者本身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但中国出版人对于自身所肩负的文化责任、对于质量无止境的追求，仍然是也必将成为中国出版时代的最强音。　　　　　　　　　　（王东）

甘作嫁衣 发掘作者

自从有图书出版以来，编辑与作者便走到了一起。在这个过程中，编辑每每担当着幕后红娘的角色，把作者与作者写的书介绍给大众读者。以长篇小说《红岩》为例，自1961年，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了该部长篇小说以来，到2007年，已印刷68次，总印数超过1000万册。该小说的成功，自然是作者罗广斌、杨益言精心创作的成果，但是其中也蕴含着中国青年出版社7位文学编辑的辛勤工作。这些老编辑中多位已去世。其中几位曾写过文章，谈到这部名著是如何诞生的，根据他们的文章，即可看出编辑在图书出版和发掘作者当中的作用。

首先，编辑以特殊的职业敏感，发现重要书稿的组稿线索，并抓住不放。据《沙汀与〈红岩〉及其它》一文中说：1958年10月，共青团中央常委，中国青年出版社社长、总编朱语今到成都出差，去访问作家沙汀。在闲聊中，沙汀热情地介绍重庆市文联为庆祝建国10周年，计划组织罗广斌、刘德彬、杨益言写反映“中美合作所”狱中斗争的回忆录。沙汀说：这是个大题材，搞成了会是一部有价值的书。他建议朱语今总编亲自挂帅，把这部书抓出来。朱语今敏感地认识到这个题材的重要，同意由他和沙汀共同抓这部书的写作出版。沙汀的推荐与朱语今等编辑的果断而正确的判断，使这部回忆录以《在烈火中永生》的书名1958年在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这正是小说《红岩》的创作先声。《在烈火中永生》出版后因内容非常真实感人，大获成功。

其次，编辑需要认真审读书稿，提出中肯的修改意见，为作者修改完善书稿当好参谋。

1959年1月，中共重庆市委决定，由罗广斌、杨益言两人进行长篇小说《红岩》的创作，小说初稿于同年8月完成，暂名为《锢禁的世界》，中青社先后派出7位编辑，参与书稿的审读与提出修改意见。据阙道隆在《编辑与作者之间》一文中说：《红岩》是“依靠编辑集体的力量，当好作者的参谋”。“在《红岩》的修改过程中，编辑帮助作者完善书稿所做的工作，主要是认真研究原稿，反复和作者讨论修改方案，积极提出建设性的意见。”作家沙汀在看到初稿后认为：“小说稿写得过于沉闷和压抑”，“作品的精神状态要翻身。”“要打开眼界，从狱内到狱外，从城市到农村、从各方面反映那个时代的生活和斗争。”如何达到这一修改要求，沙汀建议让作者到北京去参观、学习、开阔眼界。当时北京革命历史博物馆与军事博物馆初建，正在内部展出。1960年6月，两位作者来到北京，与中青社编辑充分交换意见后，开始参观学习活动，看到了1947～1949年的一批革命斗争珍贵档案，从而形成了修改思路：用2/3篇幅写狱中斗争，用1/3篇幅写狱外斗争和地下党的活动，放到全国面临解放的时代背景中写。修改后把小说的精神状态彻底翻过来了。在1961年作者来京修改过程中，中青社文学编辑室有3位同志经常与作者联系，“几乎每一周”“就有一次例行的讨论会”，除讨论小说的主题、结构外，更多是围绕某个人物，某些章节进行专门研究。书稿修改是作者完成的，但编辑的建议确实起到了触发作者灵感的作用。经4次修改后，1961年《红岩》正式出版。

最后，编辑还要确定书名与装帧设计方案。小说的初名不理想，为此作者与编辑专门开了一个“命名小会”，提出的书名有《地下长城》《红岩朝霞》《红岩巨浪》《红岩破晓》《万山红遍》《激流》《地下的烈火》《嘉陵怒涛》等，因以红岩作主语的占多数，最后一致同意用《红岩》两字作书名。经过美术编辑的努力，又请美术家、木刻家为该书配上了精致的封面和木刻插图，以完美的内容、形式，呈现给读者。　　　　　　（郑一奇）

坐冷板凳 古籍整理

古籍整理编辑所做的工作对于传承中华传统文化起着承上启下的重要作用，经过点校、译著之后的古籍得以在未来的岁月里继续发扬光大。如果说普通图书的编辑是“为别人做嫁衣”，那么做古籍整理工作的编辑恐怕在程度上还更有过之：凭借自己多年累积的学养，花费了几年、十几年甚至几十年的时间为古书做注或者做点校，且不论中间可能出现多少波折，即便最终成果印行面世，即便最优秀的成果也无法得到社会大众的喝彩——他们是编辑当中真正甘于“坐冷板凳”的一群。

中华书局作为一家拥有97年历史的老牌出版社，是国家重点图书规划和全国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项目的主体，多年来推出了包括“二十四史”、《资治通鉴》、《中华大藏经》、《甲骨文合集》等多种古籍整理图书，对中华民族文化遗产的挖掘与保护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中华书局有许多才学渊博的老编辑，多年来一直在实践着这一精神。

获得过中国出版工作者协会首届“韬奋出版奖”、已故中华书局编辑周振甫先生，被同行尊敬地称为“编辑工作者的楷模”。他高尚的职业道德，极端负责的工作态度贯穿其整个从业生涯。他对任何一部稿子都仔细审阅，提出详尽的意见；对外来投稿也都认真对待，热情帮助一些刚从事古籍整理研究的作者，不惜时间为他们改稿，替他们查对资料。有一次他给一部名为《南社》的图书发稿，为了这本10万字的小书，他亲自跑图书馆，把全部《南社丛刻》找来看了一遍，所读资料远远超过了书稿的字数。周振甫先生学养丰厚，但他也只有退休之后才有时间开始撰写自己的作品，而他最后10年的著作，是他一生学术研究的升华。他的同事程毅中在追思文章中写道：“如果是从大局出发，……，让他早几年退休，也许对社会的贡献还会更大一些。”

另外一位曾在中华书局任职的古文献学家杨伯峻先生，也是一位甘于“坐冷板凳”的古籍编辑楷模。自1960年10月调入中华书局工作之后，他就开始着手从事《春秋左传注》的工作。为了做好这个工作，他又重新熟读了《春秋左传》，倾注全力以大量版本用来校勘，同时还广泛阅览经史百家之书。他所批阅过的书籍和抄录的资料难以计数，经过鉴别研究，仅征引的就达344种之多。从1960年启动的这个项目，中间由于“文革”而停顿下来，终于在1981年3月最终出版——用21年时间完成一部书稿，这对于一般图书编辑来说确实是难以想象的。

出版企业化的潮流不可阻挡，但无论何时，出版业都是一个“有文化”的产业，“坐冷板凳”是任何一个心怀文化理想的编辑需要坚持、也应当坚持的精神。　（王东）

（注：本版所列举的营业员、农村发行员的事迹均引自郑士德著《中国图书发行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