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12月经国务院批准，在北京筹建北京印刷学院，1983年以后又在一些大学设立编辑出版专业和发行专业，出版教育步入正轨。

《一双绣花鞋》电影海报

存放在商务印书馆地下一层库房的卡片柜

编辑改稿“大刀阔斧”

上世纪80年代末，《十月》杂志社原副主编田珍颖收到了一位作者从湖南发来的自投稿件，稿件是一个有关麻风病的纪实文学。田珍颖看过稿件后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原生态材料，但是作者没有什么写作经验，于是她就将稿子进行大量的“增删”的深加工，后来这个作品引发了广泛关注。对于田珍颖这样的老编辑来说，这样的故事还有很多。比如，一个已经获奖的报告文学在最初拿过来的时候一共11万字，田珍颖在把章节进行调整的基础上又删去了三四万字。在这个作品后来受到普遍认可之后，一开始不太高兴的作者也“服气”了。还比如，田珍颖原本想自己采访一个选题，但是后来在组稿过程中觉得一个作者的作品思想“超前”，比她自己写更有优势。但是，她也发现作品缺乏一些内容，于是就对原作品进行了不小篇幅的增补。

田珍颖说，编辑就要做一个好裁缝，做工要细要认真，既要懂得作者在写什么，尊重作者的原创思想和风格，又要知道读者喜欢什么，要把产品做成“合体”的“衣服”。　　　　　　（文冀）

民间手抄本悄悄滋养一代年轻人

6岁到22岁的16年间，北京少年张宝瑞就住在东城区一个叫喜鹊胡同的大杂院里，这是一个典型的北京四合院，住了十几户人家，其中还有三个精神病患者。张宝瑞家对面是这个大杂院唯一的一幢二层建筑，女主人王老师带着两个女儿和父母一起生活，家里的窗户永远被布帘子遮得严严实实。王老师的驼背母亲每天去菜市场买菜，弯腰下楼的时候，楼梯就嘎吱嘎吱作响，这一切，在年少的张宝瑞眼中，都有一种别样的神秘。当他开始创作手抄本《一只绣花鞋》的故事的时候，先是以王老师的两个女儿为原型创作了故事里的黄家姐妹，又将曾是开滦煤矿资本家的左邻唐家的三个女儿，作为小说中白家三姐妹白蔷、白薇、白蕾的原型，而大院西边的一处西洋式建筑，正是《一只绣花鞋》中梅花党北京总部的建筑原型。

诞生于“文革”时期的“手抄本文学”，绝对是专属于中国文学史的特殊文化现象，由于当年的手抄本基本不署名也不敢署名，加上在长期的传抄中被不同的读者进行再创作，因此它实际上是一种群体性的自由的文学创作，反映了当时的人们对人性、情感的渴求和反思。

当时的手抄本内容基本涉及三方面，反特文学、爱情与性，代表作分别是张宝瑞的梅花党系列故事《一只绣花鞋》、《绿色尸体》、《太平间的秘密》、《一幅梅花图》、《金三角之谜》，以及长沙青年张扬的《第二次握手》（原名《归来》，读者在传抄过程中，将其改为《第二次握手》），在一代年轻人私底下废寝忘食的传抄中，这些作品滋养了那一代人的心灵，启蒙了他们的文学之梦。在手抄本文学的土壤里，一批优秀作家成长起来，如梁晓声、王朔、刘震云、史铁生、柯云路、叶辛、北岛、舒婷等等。

一位曾参与传抄活动的人回忆当时的情景说：“四川当时挖了很多防空洞，我们课余时间主要也是挖防空洞，挖战壕，可这些东西挖好了却没什么用处，我们逃课时就躲在防空洞里抄。防空洞里是黑的呀，我们就用放酵母片的大瓶子做一个煤油灯点上抄，有时抄上一两个小时出来，两个鼻孔里都是黑的，出来后赶紧找水洗洗，怕老师家长追问。”

“这世间，许多东西可以没有，许多东西可以被毁灭、被剥夺，但是无论何时何地，人们都不会放弃对精神生活的追求，伟大的文学作品和真实的历史记载应该生生不息。我觉得，这就是“文革”手抄本的真正意义所在。”张宝瑞的话可以作为对当年手抄本流行的一种解读。进入本世纪，《一只绣花鞋》等作品都被拍成电影、电视剧，那一代人也就有了自己的永远的精神回忆。　　　　　　（江筱湖）

《大众菜谱》出版一波三折

1966年，新中国刚刚从三年自然灾害中走出，中国轻工业出版社在这时推出了第一代《大众菜谱》。而这本菜谱的出版过程也是几经周折。

据当时轻工社的编辑金戎回忆，编辑们在调研时发现群众对《大众菜谱》的呼声很高。当时轻工社的几位编辑商量了一下，决定出一本《大众菜谱》。当时，编辑和社领导商量了一下，领导也表示同意。但是等编辑把准备工作做好，打报告要开机印刷时，社领导不敢签字了。因为“文革”时这类书被批判得很厉害，说是封资修。金戎心想，如果书不能出版，那怎么办呢？也没法和群众交待啊。于是她就找到了当时的科技司副司长，但副司长也不敢签字。她又找到正司长，正司长也不敢签。金戎不甘心，又去找食品局的局长。金戎终于说服了当时的食品局局长在报告上签了字。《大众菜谱》终于可以出版了。

《大众菜谱》一面世，马上就引起了轰动。当时中国农业展览馆举行展览，轻工社带着这本《大众菜谱》去现场销售，结果农展馆里三层外三层排了长长的队，全是买这本书的读者。很多单位为员工一次购买成百上千本。金戎回忆，当时有一家单位买了好几次，因为书一拉回去就被一抢而空，所以只能再买。1973年，第二代《大众菜谱》出版。1991年，随着中国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生活节奏的加快，人们对生活质量有了更高的要求，吃得健康、吃得时尚、吃得美丽也成为中国人的新追求。轻工社与时俱进，又出版了“现代人食谱”系列、“家常菜精选1288例”系列等，都成为图书市场上具有标志意义和时代特征的食谱图书。　　　　　　　　　　（周周）

背篓精神永流传

1977年底，现任中国出版集团副总裁王俊国刚刚大学毕业，被分配到北京怀柔县新华书店，开始了短暂的实习生活。他回忆说：现在的怀柔区那时候还是个县，长条状的地形，93%都是山区，交通极不方便，加之经费紧张，只能靠人力进行图书的流动供应。当时的怀柔县新华书店经理刘进荣曾经首创了“背篓书店”这一形式，把书送进山区，送到农户手中。后来，条件好了，书店配备了自行车，但送书的路上仍旧困难重重，沙石的土路不平整、山的坡度陡，只能靠人推着自行车艰难前行。冬天是开展流动供应图书的好时候，冬天白天短，农民往往下午三四点就收工。这时候，流动供应队的同志们就上门售书，农民在自己家里就能挑选到需要的图书。不过，这就苦了送书员工，他们常常晚上九点、十点才能回到宿舍，整理、交回图书后才能草草吃口饭。尽管如此，他们觉得生活很充实，很值得。“为书找读者，为读者找书”是“背篓精神”的体现，缺书登记遵循这一信条，为广大农民、边防驻军寻找到图书，更加接近、了解市场。1978年改革开放以后，人们过年买年画的热情很高。流动售书队一来，人们蜂拥而至，把销售人员挤在木头柜台和墙之间，动弹不得。山区居民很朴实，很善良。有一次，一位买年画的大妈拿出手绢里的钢镚儿付钱，发现少了2分，就以买菜的口吻跟销售人员讨价还价。最后，销售人员被老人的质朴感动，自掏腰包，帮她买了年画；还有一次，王俊国等人到学校卖课外辅导书，走了几个小时，去了几所学校，一本都没卖出去，当时的生活不富裕，孩子们哪有钱买书呢？后来，一位老师被他们的精神感动，也是为了孩子们能得到些新的学习资料，买了一本书。王俊国说，这么多年了他都一直记着这些事儿，想起来就觉得很温暖。艰苦的环境造就了不屈的精神，为书找读者，为读者找书，他们在不断寻找的道路上充实了自己，也为他人带来了欢乐。　　　　　　　　　　　　（杨琛）

第一个编辑出版专业硕士点诞生

北京师范大学编辑出版专业是在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第一次改革的基础上诞生的。

那是在1992年的暑期，出版社当时的几位领导到外地出差，茶余闲聊时，时任出版社名誉社长的启功先生在谈到出版人才培养的话题时说到，北师大社能不能办一个编辑出版高级人才的硕士点呢？这一话题引起了大家的兴趣，经过一番热议后达成了共识，认为北师大社有条件和能力招收编辑出版硕士研究生。

大家回到出版社后，就开始紧锣密鼓地准备申请报告、可行性论证等必备材料。通过艰苦的论证、协调、沟通，学校研究生院同意出版社招收编辑出版专业的硕士研究生，当时恰逢1992年研究生录取工作开始，为了能够实现当年招生，经出版社和研究生院协商沟通，研究生院最终同意，在当年录取分数线以上以调剂方式招收10名学生，并挂靠在北师大哲学系科技哲学专业（编辑出版方向）。

3年后，北师大中文系申请传播学专业，教育部学位办建议学校把出版社的编辑出版专业和中文系的传播学放在一起，两个专业组成一个方向，靠近国家二级学科新闻学。1995年3月份，教育部学位办正式批准了北师大的申请，新中国的第一个编辑出版专业的硕士点由此诞生。北师大中文系有了新闻学方向的硕士点，北师大社也有了编辑出版专业的硕士点，从此，出版社的编辑出版专业就挂在北师大中文系一直到今天。

从1995年算起，这个专业已有19年的招生经历，如果从1992年算起则已有21年的招生经历，不管怎么算，这么多年的招生经历已经足以证明，今天的编辑出版专业已经成熟。20年来，它为中国的文化出版事业输送了大批高级人才。北师大社于1995年成立了出版科学研究所，经过多年的不懈努力，规模不断扩大。在各方的努力下，北师大于2005年成立了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科学研究院，教学、科研、培训工作规模不断扩大，大批的毕业生走上了工作岗位，为我国文化出版以及出版人才教育做出了应有的贡献。　　　（李桂福）

卡片柜成为出版记忆

在商务印书馆当年的汉语编辑室办公室里，曾经有过这样一道独特的风景——一排占满整整一面墙的铜把手黑色实木书柜，这就是在商务工具书出版史上曾经起过重要作用的卡片柜。

这些卡片柜里存放着商务印书馆原副总编辑、《辞源》主编之一吴泽炎先生为修订《辞源》而亲手制作的30多万张资料卡片。如今拉开卡片柜的抽屉，里面很多卡片的纸面虽然已经有些发黄，但是上面的蝇头小楷却依旧清晰可辨。由吴先生积累的这30万张资料卡片上有1000多万字，这些卡片不仅为《辞源》的修订提供了充实的资料，同时也为研究古汉语提供了重要素材。

众所周知，世界上凡是优秀的、经典的辞书莫不与一连串的卡片数字有联系：英国的《牛津英语词典》在编写过程中搜集了500万张卡片，而美国《韦氏英语词典》的资料卡片更达1000万张之多。在商务印书馆《辞源》的编写、修订过程中，卡片同样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制作卡片是一个“马拉松”式的苦差事，绝对需要制作者的细致、耐心以及毅力。上世纪30年代进入商务印书馆、1954年随商务印书馆来到北京的吴先生，从某种程度上将“毅力”这个词的内涵发挥到了极致：1958年《辞源》修订工作正式启动之后，他就给自己规定了工作量。商务印书馆的老编辑都知道这样一件事：有一次，吴先生要到香港出差6天，随行人员同时准备帮他提一下旅行袋，一提就发现非常沉，问过才知道，里面放了整整360张空白卡片！在他的概念里，资料卡片每天都要按量完成，一天也不能耽搁。

1975年进入商务印书馆、至今仍在汉语工具书编辑室担任编审、《辞源》老责编许振生老先生，是当年商务印书馆“《辞源》修订组”仅有的一位仍在工作的“元老”。当年，他总会看到吴先生拎着一个菜筐上班下班，里面装着他的眼镜盒和一叠卡片。据他回忆，去过吴先生家里的人也会惊讶地发现，卡片占据了房间的各个角落。当年修订组的编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吴先生一边翻看古书、一边抄写卡片的身影。

当时负责《辞源》修订工作的编辑每天要审核各地汇总过来的稿件，并逐条对其中的内容进行核查。当时每个编辑因为查卡片、查古书的需要，频繁地奔走于办公桌和卡片柜之间，每天都要走十几里地的路！在网络技术尚未应用于工具书编纂的年代，商务印书馆的这些卡片柜都是“明星”，新华社记者、外国专家频频到访，每个人都希望从这排普通的卡片柜中寻找到闪光的答案。

当年在工具书编纂过程中发挥主力作用的卡片柜，后来因为商务印书馆内部装修而被搬到地下一层的库房保存，如今它们仍然静静地站在库房里，悄然宣布着工具书编纂历史上一个时代的结束。许振生老先生介绍说，随着网络技术的发展，现在商务印书馆的辞书编纂数据库系统容纳了四库全书、基本古籍库的所有图书内容，大大简化了辞书编写的流程，方便了辞书编辑的工作，同时也有效提升了辞书内容的准确性，卡片从以前的主角成为现在的配角。虽然如此，兢兢业业的工作态度、对于工具书出版一丝不苟的精神、全心全意服务读者的信念却依然保存了下来，成为商务人最宝贵的财富。　　　　　　　　　　　　　　　　　　　　　　　　（王东）

出版世家文化传承不在表象在内心

在出版界，谈到家学渊源的出版人，叶至善先生一定会被很多人第一个提出来，作为著名作家、教育家、出版家叶圣陶先生的公子，至善先生幼承庭训，在出版上做出了不亚于乃父的卓越贡献，让叶家也因此成为名副其实的出版世家。

其实，出版业还有许多不如叶家父子声名赫赫，却同样对这一行情有独钟的出版人，就比如河南文艺出版社的总编辑单占生。

单总编的父亲单卫东老人，今年74岁，1959年大学毕业后分配到郑州大学历史系任教，“文革”期间被下放到农场劳动。大约1971年前后，当时已经十七八岁的单占生收到了父亲的来信，信中说，由于省里开始恢复出版社的工作，所以自己被抽调上来，到河南人民出版社做图书的审读工作。兴奋异常的单占生忍不住给父亲写了封信，并附上古体诗一首来表达喜悦之情。“图书审读在我看来是特别神秘的一个过程——自己的老爹真有本事，别人出书他来审读，多威猛啊。”可惜，单卫东老人可没时间理会儿子的激情澎湃，收到这封信以后未作任何反应，令儿子的一腔热血无处倾洒，耿耿于怀很多年，此为后话。

有一个作编辑工作的父亲之后，单占生接触图书的机会开始多了起来，书稿审读过后，父亲回家时也会带一些给他看，有的上面还写着审读意见，“有的标着符合革命要求，有的是不符合革命要求，特别好玩。”

此后不久，单占生也考入郑州大学读书，当时的系主任就是很有名的三大语言学派之一的代表人物张静先生。张先生特别看好这个青年，认为他很适合去做出版，但单占生不接受这个“看好”，他要有自己的事业，不想到父亲的地盘去生活。于是，为了远离出版圈，他选择了留在郑州大学任教，然而，大学里呆了近20年，因为种种机缘，竟还是离开郑大挺进出版。一个不想沿着父亲的道路生活的儿子，却像父亲一样，先在大学做老师，又到出版社做出版，冥冥之中，似有宿命，单占生很认命地接受了这种“宿命”，然而他又说：这其实并非宿命，用科学完全解释得通。

“家庭的文化积淀对一个人的人生影响还是很大的，它在不断规定着你的一些动作，让你不由自主走上某些道路。我父亲是河南出版界第一批文艺编辑，省内现在有名的作家如李佩甫、李洱、刘庆邦等等，几乎都受到过他的栽培，这种精神也会影响到我。我做出版工作以后，更愿意对新作者多给予肯定，尽可能帮助他们实现梦想。”很多年前，单卫东老人编辑出版了河南作家南豫见的小说，很多年后，单占生又成了南豫见的儿子南飞彦作品的伯乐。说单家是出版世家有点夸张，但的确，正是这种家庭的传承，为我们的出版，带来了许多美丽的记忆与情怀。　　　　　　　　　　　（江筱湖）

第一批院校代表

韩焱是目前在经济管理类图书出版领域颇有名气的湛庐文化的董事长，她也曾经是15年前海外出版公司驻中国代表处的第一代院校代表。

1995年1月15日，正值中美知识产权对抗最剧烈、也是谈判最紧张之际，西蒙&舒斯特公司北京代表处在北大资源楼正式开张。之前曾经在清华大学出版社做过编辑的姜峰走马上任，担任起北京代表处首席代表的职务。而当时即将完成大学学习生活的韩焱，也因此踏入了出版界，用她的话来说就是“幸运地拥有了一个受益终身的‘目睹—感受—变革’的自我发展过程”。美国《出版商周刊》对此事件进行了报道，深具意义的是，这个报道是《出版商周刊》对中国出版业在保护知识产权方面所做出的首次正面、积极的报道。西蒙&舒斯特公司作为当时世界排名前列的国际著名出版企业，每年都会推出数千种新书和大量优秀的再版教材，但那一年，北京代表处只有18万美元的营业额。

1995年底，韩焱赴新加坡接受培训。培训的过程给了她深深的震撼，她不仅目睹了最为先进的国际出版运作体系，还感受到了国际出版公司以人为本的优秀管理理念，最大的收获是获得了内心的巨大变革，这些都奠定了她日后出版事业开展的基础。也正是、这次培训让她了解了原本完全陌生的“院校代表”这一概念。

“院校代表”的日常工作就是向高校销售本公司出版的高等教材。他们有一套非常完整的教材销售方法，分别负责经济管理类、理工类、医学类、人文社科类等领域。他们同属公司里的教育类图书销售部。公司所有的教材都是通过他们的努力销售到高校的老师和学生手中。当年，他们每人每年完成的教材销售码洋在200万美元左右。每隔几天，他们都会带着自己配备完善的“销售工具箱”，去校园拜访已经事先约好的老师，并且考察校园里的书店。每个学期开学的那段时间，他们通常会在书店待得时间长一些。那时是教材销售的高峰期，而他们的工作重点是确保老师订购的教材顺利地销售到学生手中。

由于国内外高等教育系统的差异，很多国外的工作经验无法移植到中国。当时到高校推广原版教材，院校代表还没开始做自我介绍，就被一纸“推销人员禁止入内”的警示拒之门外。但回国后，韩焱还是在这一领域开始尝试一些开创性的工作。比如，在国内的高校设置了“PH工商管理书架”，向教师们集中展示国内外丰富的教材以及教学资源；与教育部高教司、MBA教学指导委员会、中国市场营销学会等政府部门和机构开展先进教学法的推广活动；组织国内外教授的交流以及互访；邀请国内外教授合作编写适合中国本土的教材等等。在经济管理类图书出版领域，她精心挑选了一批国内顶尖的教育图书出版社作为战略合作伙伴，如清华社、人大社、华夏社、北大社等，很快推出了一系列引进版经济管理教材，如“工商管理经典译丛”、“经济科学译丛”、“哈佛商学经典”系列等。同时，她积极在国内的出版社中推行教材销售的“校园推广”模式，推动“销售教材，课件先行”的教材营销理念。这些手段都是国外的院校代表从未使用过的具有“中国特色”的营销方法。这样的移植，效果确实非常有效。这些教材现在依然是国内MBA等教学活动中采用率最高的一批。而1996年北京代表处的营业额更是创下了183万美元的新高，是上年的10倍。到1998年时，北京代表处的全年营业额已达到近600万美元。

从遭排斥到被欣然接受，如今，院校代表在中国高校教材出版领域扮演着相当重要的角色。国内的教育类出版社确实认识和体会到了这一模式的优势和所能带来的长期利益。国际教育出版产业对于中国教育出版产业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而院校代表制度的建立，应该说非常重要。　　　（王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