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彩对话串串烧

传统出版与新兴出版

黄书元：从成长性来看，新兴出版或许更有竞争力。但目前说新兴出版已经战胜了传统出版，这个结论还为时过早。

郑铁男：现在大家看到的新兴的出版方式其实并没有改变信息内容资源本身，仅仅是根据受众的需要改变了其表现形式。

潘凯雄：我很难想象，人们会在手机上阅读海德格尔的哲学，手机载体绝对需要专属于它的内容。至少在很长时间里，数字出版和传统出版是共存的。不能强调谁吃掉谁，双方都要有冷静的眼光和思维。

侯小强：两者应该是一个殊途同归的关系，未来大家一定要变成一个版权的拥有者和分销者。归根结底，不能一刀切地区分出传统出版社和数字出版社来，而应该说，大家都是在走向未来，都在做版权拥有者和分销者的角色。

国有出版与民营出版

海飞：应该说，出版业深化改革，国有出版转制为企业后，双方的合作就简单了，合作方式也更科学和现代。现在已经到了双方合作最好的时机，谁合作得早，谁的见效就快。

夏顺华：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中国的出版未来掌控在国有出版手中，但民营是死不了的，只是时好时坏，因为民营的盘子小，有机会就能翻身。

编辑与作者

张翎：过去的编辑更多考虑的是作品本身的社会效益。今天的编辑在决定是否接手一部作品时，作家本身的名气和作品的经济效益，会或多或少地影响他们的判断。

袁敏：我无法评判现在的编辑身上渐渐具备了某种商人的成分是好还是不好，但由此带给我的不快乐越来越强烈，理想的状态是——不看谁更大牌，而是看谁更站在真理一边。

传统出版VS新兴出版

黄书元

第十一届全国政协委员。1956年生。曾任安徽教育出版社副社长、社长，安徽省新闻出版局副局长、安徽出版总社副社长，现任人民出版社社长、党委书记、编审。

郑铁男

1992年毕业于北京印刷学院。先后在外文出版社、新星出版社、国务院新闻办工作，参与组建中国网，2005年，组建中国外文局信息技术中心。2009年初加入方正集团。

潘凯雄

1983年毕业于复旦大学中文系。文学评论家。曾任《文艺报》社理论部副主任、经济日报出版社总编辑、副社长。现任人民文学出版社社长。

侯小强

首都师范大学文学硕士，清华大学经管学院EMBA。2001年8月加盟新浪，历任编辑、频道主编、副总编辑等职位。2008年出任盛大文学公司CEO。

记者：在科技迅猛发展、读者阅读习惯发生改变的当下，您认为传统出版和新兴出版（非传统出版）哪个更有竞争力？

黄书元：从传统出版的受众来看，一大批读者养成的阅读习惯仍是纸质阅读；而对于年轻读者来说，他们从一开始就接触了互联网、电子阅读器等便携、容量大的电子阅读方式，因此，比较起来，年轻人更愿意接受电子阅读方式。所以二者各有所长。从成长性来看，新兴出版或许更有竞争力。但目前说新兴出版已经战胜了传统出版，这个结论还为时过早。

网络出版刚出现时，西方国家曾预言传统出版必将走向消亡或衰落，但事实证明，只是增加了一种形态，开发了一个市场。从全球来看，新兴出版对传统出版有冲击，但并没到把传统出版打垮的地步。但我们不可否认的是，其对报纸、期刊的影响很大。

郑铁男：原来纸质图书是主要的传播载体，而现在多了互联网、电子书、手持阅读器、手机书、电子杂志等多种传播介质与传播形式，使得出版社必须做出调整，否则将被市场淘汰。现在大家看到的新兴的出版方式其实并没有改变信息内容资源本身，仅仅是根据受众的需要改变了其表现形式。

记者：您对新兴出版（传统出版）的看法，过去和现在有没有变化？人民社（阿帕比）在与新兴出版（传统出版）的融合上做了哪些工作？

黄书元：我们对传统出版和新兴出版都要给予足够的认识：一方面，要继续强化传统出版，发挥纸质出版的优势，不能在新兴媒体冲击之下主动放弃，市场不是天生就有的，而是培育创造出来的；另一方面，传统出版也要借助新兴出版的优势，实现二者的优势互补，共同把蛋糕做得更大。

人民出社也十分关注新兴出版，如马列经典著作是我们独有的资源，网上现在也有少量的这方面内容，但不权威或不准确，我们必须也有义务占领这块阵地，我们打算把相关内容资源放到网络上，方便广大读者查阅，不给质量不过关的内容生存空间，以免造成读者的误读误解。在哲学社会科学领域，人民版图书的读者引用率一直名列前茅，所以我们现在上网的内容主要是公益性的，免费提供，但从下一步来看，我们也会将一些经营性的图书内容上网，在营销理念和方法上与传统出版肯定有所不同。

郑铁男：数字出版如果没有传统出版内容的依托将成为无源之水。比如说中国网建设初始时就是将外文局多年来出版的图书、期刊数字化搬到网上的，而方正阿帕比本身就可以说是传统出版与数字出版融合的产物。我们在不断创新数字出版技术与产品的基础上，也在不断吸收传统出版的优势，最终为读者提供最优秀的阅读体验，如对我国丰富的内容资源进行数字化整理。最近，方正投资近1个亿开通了“番薯网”，为读者提供集书的搜索、多平台阅读、互动分享、个性出版、购买为一体的网络服务平台。

我们开发了数字出版2.0系统，为出版社提供从技术建设到商务运营的数字出版全流程解决方案。不仅能够让出版社保存自建社以来的所有文档，有效地管理本社的各类资源，形成完整的文档资料库，还能够提供网上电子书销售、网下纸书导购、手持阅读器电子书下载等全方位立体销售方案，助力传统出版单位数字出版升级提速。同时，出版社专卖店将与番薯网“大卖场”完美结合，满足出版社的数字化商务运营需求。

记者：在您看来，20年后出版业会是怎样的一幅图景？传统出版会被新兴出版取代吗？

黄书元：科学技术的发展速度超乎人们的预料，特别是互联网、3G与图书阅读器的结合，新一代读者的阅读方式必将因此变化。随着现在的青少年一代二三十年后成长为社会的主体，电子阅读可能会被广泛接受，但我相信，传统纸介质图书不会彻底消亡。

郑铁男：随着读者阅读习惯的变化，出版社市场意识的提高，以及更多新技术的创新，数字出版产品的份额将不断扩大，数字出版作为出版业的发展方向，已经获得了业内的普遍认可，我相信数字出版一定会加速发展，出版社则是今后数字出版的主体。传统出版与新兴出版并行发展。出版社将成为信息运营商，这需要出版社根据本社的内容优势、渠道优势、行业特点、品牌优势进行转型，开展适合自己的数字出版形式。

在有些领域，数字出版可能会很快替代传统出版，比如辞书、工具书，以及一些巨小众的东西，例如那些全球只有三五千人要看且非看不可的图书，就不需要纸质了，数字出版会在这里迅速替代传统的出版。只要知识产权解决好，这些领域的传统出版可以进博物馆了。

侯小强：两者应该是一个殊途同归的关系，未来大家一定要变成一个版权的拥有者和分销者。归根结底，不能一刀切地区分出传统出版社和数字出版社来，而应该说，大家都是在走向未来，都在做版权拥有者和分销者的角色。在国外，《暮光之城》可以销售5000万册，在国内，图书销售100万册已经很了不起。2008年前50本畅销书里，有25本来自网络。因此，网络不是传统出版的敌人，一个是上游，一个是下游，不是敌人，而且要协同作战，把中国的想象力工业做起来。

记者：双方对各自未来有怎样的发展思路？

潘凯雄：对于数字出版，还是那句话，拥抱它、迎接它，与它合作。

侯小强：未来的社会是开放的社会，封闭改变不了什么。我们会与传统出版更加密切合作，甚至可以扩展到资本领域，共同向海外走B2B。我们有很完善的渠道，也和很多出版社乃至大的出版集团都有类似合作。

国有出版VS民营出版

海飞

1946年生。曾任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社长、中国少年报社社长、中国少年儿童新闻出版总社社长兼总编辑、国际儿童读物联盟中国分会主席。现为中国出版工作者协会副主席。

夏顺华

1960年出生。1979年进入第二军医大学，转业后开始涉足书业。2000年，成立海豚卡通有限公司。2005年底，海豚卡通与长江出版传媒集团合资成立湖北海豚传媒股份有限公司，夏顺华任总经理。

记者：刚步入出版业时，国有出版和民营出版的关系怎么样？

海飞：我从1993年开始担任中少社的社长，曾经先后和多家民营出版有非常美好的合作，如和江苏的春雨公司合作。出版虽然有特殊属性，但不妨碍民营书业的发展。双方各有优势，可以互补。当时与民营的合作我们提出了五个“在我”：选题在我、三审在我、印制在我、总发在我、结算在我。这样虽然保证国有出版和民营出版合作的规范化，但是有的地方毕竟束缚了民营出版的手脚。

夏顺华：1992年我从部队转业就进入了出版业，当时是供小于求，国有出版和民营出版的日子都很好过，夸张点说双方都是在地上捡钱，而且不用弯腰就能捡到。一本书开印5万当天就能卖完，而且一分钱不赊账，只要是书都能卖，但是没有那么多书。

记者：现在国有出版和民营出版合作的发展空间、环境和以前的差别大吗？

海飞：国有出版和民营出版的合作与早期收编地方游击队有些类似。不过以前是偷偷收编，现在是公开收编。应该说，出版业深化改革，国有出版转制为企业后，双方的合作就简单了，合作方式也更科学和现代。现在已经到了双方合作最好的时机，谁合作得早，谁的见效就快。当然，合作还要遵循党的出版方针政策和市场规律，并处理好市场分割和利益分割的问题。

夏顺华：金融危机对国有出版和民营都是个好事，坦白地说，民营现在已经没有什么空间了，所以必须要寻找出路。民营出版一直是以求生存的心态去奋斗的，与市场的贴合度高，而出版集团有资源，有空间和舞台让民营出版人去演绎，两好合一好这种结合能把事情做好，做大。当然，国有出版方的支持也非常重要，长江出版传媒集团的领导对我们非常支持，我们干起来也觉得很踏实，睡觉也睡得安稳了。虽然有时候会累点，但只要自己觉得幸福快乐就好。

记者：您认为国有出版和民营出版在挖掘作者资源、书稿编辑加工上有什么不同？

海飞：国有出版的历史久，基础好，对编辑加工比较认真，可以做到精打细磨。民营出版单位的手段比较灵活，确实出了一批好书。民营出版一样注重质量，因为他们是根据市场找作者，舍得在作者身上下功夫，而且下得很深，比如提高稿酬。我认为，两者的主要差异在市场机制上，利益驱动会产生不同的结果。比如，民营书商很少会做赔钱的书，只要做好“商人”就行了。但国有出版单位必须同时注重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商人”和“好人”一起做。

夏顺华：出版就是出好书，把好书卖好。国有出版掌握的资源比民营出版厚实，拥有很多大牌的作家，在作家培养和储备上也做得也很好。一些规模比较大的民营公司虽然在利益获取上会更实际，但也拥有了一定的作者资源。海豚传媒现在作家资源已经扩展到全球范围内的。在国内的少儿市场，民营出版已经占有65%～80%的市场份额。国有出版出了很多好书，有不少卖得并不好。主要的原因就在于国有出版市场营销概念还有所欠缺。而民营出版习惯了在市场上拼搏，营销方式非常灵活。消费者是试金石，以消费者为导向才能生存下来。

记者：如何看待民营出版业现在所处的阶段？您对民营出版未来发展做何预测？

海飞：现在是非常好的机遇，国有和民营都有很多机会，可以放开手脚干。国有干不好也有可能被民营吃掉。而民营只能在与国有出版的合作中才能实现大发展。合作初期是个磨合的过程，然后才是共赢，这有成功案例。但也有磨合之后失败的可能，也会出现此消彼长、多种发展的态势，总之双方可以大胆地去尝试，探索多样的合作模式，但在双方的合作中要注意不能把民营企业的活力和闯劲丢掉。

夏顺华：中国的出版未来掌控在国有出版手中，但民营是死不了的，可以说是“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只要目前的政策不变，这些民营工作室就能出一些好书。最终民营出版能变成什么样子，谁也不知道。随着时间往前推进，传统的出版会越来越难做，新兴的出版快速发展。这个时候，如何把握住新形势下新的机会，是出版产业需要重新思考的。

编辑VS作者

张翎

旅居加拿大。代表作有：《邮购新娘》、《余震》、《交错的彼岸》、《望月》等。

袁敏

作家出版社原编辑，策划出版了海岩、韩寒等人的成名作，现为《江南》杂志主编。

记者：在你十几二十年前做编辑（写作）的时候，编辑与作者的关系是什么样子的？

张翎：那个年代里编辑是发现作家的伯乐，可以改变一个寂寂无名的写作者的一生。很多年后，成了名的作家回想起他们当年的第一个编辑，都还会有深深的感恩之情。记得1977年我在《东海》发表了第一篇散文《雷锋颂》，一篇小小的非常幼稚的散文，却立即引起了他们的关注，马上来信让我去江山开创作会议。也就是在那次会议上，我第一次见到了袁敏，开始了一段30年的交往和友情。

袁敏：我很看重张翎说的“30年的交往和友情”，它会在你心里挑起一股柔软的暖流，让我觉得自己这么多年来为他人做嫁衣无怨无悔。如张翎所说，无论在杂志还是在出版社，发现一个苗子就会有一种兴奋感。第五届茅盾文学奖得主王旭烽第一篇小说《人精》投给了《东海》，她直言不讳地告诉我这是一家刊物的退稿，我看了小说兴奋不已。那时“文革”结束时间不长，人们还没有从思想禁锢的樊笼里走出来。王旭烽的小说写了一个大胆追求爱情的风流女子，自然容易引起争议。作为一个刚进杂志社不久的年轻编辑，我完全是初生牛犊不怕虎，不但编发了这篇小说，还配发了两篇分别是肯定和批评的评论。没想到当时颇有影响力的杂志《作品与争鸣》转载了《人精》和那两篇评论，王旭烽开始引起文坛注意。她压在床底下的被各刊物退回来的稿子就此开始转运，陆陆续续都发出去了。我当时真是高兴，觉得自己是一个很棒的编辑。在我以后的编辑生涯中不断遇到这样的经历。在我心中，作家和编辑的关系就像亲密的朋友，几十年前如此，现在仍然如此。

记者：现在的编辑与过去的编辑相比较，角色上有些什么变化？

张翎：过去的编辑更多考虑的是作品本身的社会效益。那时一个作家由于一部作品而成名后，很少有人知道他背后的编辑是谁。随着出版物作为商品进入流通领域，编辑就有可能随着作家进入大众视野。比如说曹文轩和韩寒、海岩的作品，就很难不联想到成功地把他们推介给读者和市场的责编袁敏。今天的编辑在决定是否接手一部作品时，作家本身的名气和作品的经济效益，会或多或少地影响他们的判断。从另一角度来说，今天的编辑需要知道的事情，比以前的要更多一些。从文字编辑到美工装帧，到宣传发行，他们几乎都要是行家。在今天这样有相对多自由选择的社会环境里，一个编辑不再像过去那样能轻易改变一个作家的命运，但是他们的引领和推介常常决定了一个作家在读者视野中的定位。现在编辑和作家之间的关系，没有过去那样单纯，两者常常是由共同利益而联系在一起，因为一本书的社会和市场效益不仅关系到作家的名气，也与出版社的经济利益紧密相连。

袁敏：张翎其实说了一个很尖锐的问题：作家的名气和作品的经济效益会不会影响编辑对一部作品的判断？毋庸置疑，这种现象不但存在，而且严重。这也确实是现在的编辑与过去的编辑在角色上的巨大变化。我在作家出版社7年，虽然几乎年年创利第一，但我心中常常并不快乐，并不是因为作为一个编辑我除了做组稿编稿工作以外还需要做营销推广、宣传策划，是因为有时候在我看来很优秀的作品或选题由于市场销路的原因而被枪毙。我无法评判现在的编辑身上渐渐具备了某种商人的成分是好还是不好，但由此带给我的不快乐越来越强烈，却是我下决心离开拿着高薪的出版社，而宁愿去清贫寂寞越来越边缘化的文学期刊。在这里，我不需要考虑作者的名气会不会带来市场销量，我只需要想，这部作品是不是优秀，这个文学新人未来会不会是一个优秀作家。

记者：编辑与作者意见不统一的时候，最终可能以谁的意见为准，这也要看编辑与作者谁更大牌么？

张翎：这是一个残酷的真理：强势的一方往往掌握话语权。

袁敏：理想的状态是——不看谁更大牌，而是看谁更站在真理一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