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岩》：生死对抗的经典

■聂震宁／文

聂震宁

○出生于江苏，成长于广西，求学于北京。中国作家协会会员、首届庄重文文学奖获得者。出版过小说集《去温泉之路》、《暗河》等，并以短篇小说《长乐》和《绣球里有一颗槟榔》、中篇小说《暗河》和《岩画与河》等作品赢得过读者和荣誉。现任中国出版集团总裁。

我先得要承认，我曾经是一个十分害怕死亡的孩子。原因且留待以后慢慢去作精神分析。总之，为此我曾经有些自卑，我不知道别的孩子是否也如我一样怕死。直到后来长大成人，有了儿子。儿子４岁时，在某一个黄昏忽然没来由地大哭着跟我说他害怕死，我才确切地意识到，对于死亡并非我一人之怯懦。一个人的长成，要战胜很多东西，包括要不断地去战胜对死亡的恐惧感。

我真正认真、大量地观察死亡，思虑死亡，打量死亡，体会死亡，以至在心中反复抉择生存还是死亡，则是在初中一年级，人生的１２岁上。那时我正一本接一本地读长篇小说。《牛虻》的笑傲死亡虽然令我吃惊，但琼玛的凄婉眷恋和神父蒙泰里尼的哀怜，激起了一个少年的英雄主义感觉，当时我不曾太多地去感受死亡。可是，当读到长篇小说《红岩》时，无数的英雄与死亡交集于一处，我被震撼了，被勇敢与恐惧纠缠着、催促着，经受着挑战与追问。小说读后，我久久不能平静。现在回想起来，似乎自那以后，死亡的恐惧感在我的意识里消退了许多。

一部《红岩》，是长篇小说中的红色经典，也堪称一部描写生死对抗的长篇小说经典。迄今为止，这是我读到的最为直接、最为充分、最为高昂、最大面积地描写生与死对抗的一部长篇小说。革命者被捕了，坚贞不屈就意味着死亡。江姐、许云峰、成岗、刘思扬、齐晓轩……那么多的革命志士直面死亡。一个接着一个，时刻准备死去，随时可以轰然之间结束生命。我们悲壮地读着，焦虑地陪伴他们度过生命中最后的时光，急切地希望他们越狱成功，直到革命志士一排接着一排地倒下，“苍白带血的脸上露出冷笑，让鲜血从洞穿的身上流出，染遍了脚下的红岩……”

他们几乎都是这样骄傲地死去。他们原也可以不死，但那就必须像甫志高那样叛变。甚至，不用像甫志高那样摇尾乞怜，而只要稍稍低下高贵的头颅，写下自白书，就可以苟活。敌人就是以这样的礼遇来诱惑江姐、许云峰们。但他们选择去死，因为他们选择了为人类的自由解放而奋斗的理想。“如果需要为共产主义理想而牺牲，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也应该做到——脸不变色，心不跳。”（江姐）他们选择了高贵的人生价值，“人不能低下高贵的头颅，只有怕死鬼才乞求‘自由’。毒刑拷打算得了什么，死亡也无法叫我开口。”（成岗）在生死对抗中，他们愿意去死。因为此时此地，崇高在死亡一边，他们注定要拥抱崇高，也就义无反顾地拥抱了死亡。

我们说《红岩》是一部描写生死对抗的经典，并非强调作品只是在生与死之间权衡、较量，而是要指出，作品展示了生死对抗中的伟大与崇高。爱默生说过：“所有的伟大都是从艰苦中脱颖而出。”人类苦难的极限就是面临死亡。《红岩》描写的所有伟大和崇高，几乎都是从死亡中升腾而起。而正是这种伟大与崇高，可以帮助人们在渺小与怯懦中得到精神的洗礼和升华。就像作品曾经帮助我，当年一个不仅身体羸弱，尤其是内心怯懦的少年，慢慢地坚强起来，经历了许多艰难才走到今天，且还将迎着困难继续前行。

难忘《英雄儿女》

■董保存／文

董保存

○解放军（解放军文艺、昆仑）出版社副总编辑、编审。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毕业，中国人民大学研究生。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传记文学学会副会长，出版小说、报告文学２０余部，２００多万字。作品曾数十次在军内外、国内外获奖，其中纪实文学《毛泽东与蒙哥马利》获首届鲁迅文学奖。２００５年被评为“中国当代十大优秀传记文学作家”。

“风烟滚滚唱英雄，四面青山侧耳听……”每当听到这首歌的旋律，我的眼前总是浮现出第一次看这部电影时的情景，心中总会涌起一种特殊的难以用语言表达清楚的情感。

那是上世纪７０年代秋天的一个傍晚， 刚刚吃过晚饭的我听到有人喊：山上的部队放电影！我几乎是欢叫着从老乡的窑洞里冲了出来。

那个时候，看电影是年轻人最喜爱的也是最重要的文化活动了。书，绝大多数都禁了；电视，还只是大都市里极少数人才能看到的奢侈品。

电影场就在半山腰一块空地上，我们赶到的时候电影已经开演。银幕的下面密密麻麻坐满了人。我们只能在银幕的背面看。好在背面除了字是反的外，别的也没有什么差别。

“是战斗片。”“叫什么名字？”“管它什么名字呢，看吧。”看着看着，我被电影里的人物和情节吸引了。当王成高喊“为了胜利，向我开炮！”时，我流泪了。当王芳唱起“风烟滚滚唱英雄，四面青山侧耳听……”我激动得热血沸腾。

说实在的，我当时的感觉就是：还会有这么好看的电影？还会有这么好听的歌曲？还会这么美丽的女人（王芳）？我敢说，那天晚上，我和我的好几个同伴都没有睡好觉。

第二天在施工的工地上，我们还在议论着电影中的故事，甚至有人还说：如果王芳来给我们唱支歌，再苦再累我们也认了！

后来才听说，这部电影叫《英雄儿女》。我总想，什么时候能再看一次，把没有看到的开头也补上。

这个愿望在我参军后不久实现了。——我参军后的第二年，部队让我去团里当电影放映员（所以现在被同事们戏称为“老影视工作者”）。那时的放电影设备很差，还是十六毫米的小机器，两人一组，一个人背着发电机，一个人背着放映机、提着片盒，往连队跑。

刚当放映员的时候还在“普及革命样板戏”，把那几部片子放来放去，人们看烦了，我们也放烦了。我特别想看的《英雄儿女》总也轮不到我们这里来。有一次我问影片供应站的首长，有没有这部片子。人家说，那部片子有争议，有人说它宣传“资产阶级人性论”。

终于有一天，地方的电影公司有了这部片子，我说服有关领导，把它租来放了一场。我才得以原原本本地看了一遍。也正是这时才知道这部电影是巴金的小说改编的。

于是我就想找这本书来看一看。每到一个地方，我就到图书馆借书，到老乡家找书，找了一两年也没有找到。

有一次部队在晋北野营拉练，住在一个老乡家，房东的男人在中学教书。他们收拾房间时，找出了很旧的一本书，书页都发黄了，可能是因为年头太久了，前后有些页都掉了，所以没头没尾，就在这本书中我读到了“英雄儿女”的原著——中篇小说《团圆》。

虽然看过电影，再读书时我还是被深深吸引住了。翻来覆去看了好几遍。一次次被书中人物和故事感动得热泪盈眶。感动过后，突然有种恍然大悟的感觉，哦，原来小说可以这样写！

可以说，《英雄儿女》从此深深印在了我的脑海里，影响了我很多年，无论做人、做事，还是写东西。

我和林道静

■何玉茹／文

何玉茹

○１９５２年生于石家庄，曾任《河北文学》、《长城》的小说编辑、副主编。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已出版、发表长篇小说４部，中、短篇小说１００多篇。多篇小说获奖和被书刊转载。现为河北省作协创作室专业作家。

长篇小说《青春之歌》里有个林道静，喜欢上她的时候，记得是上世纪６０年代，我正在小学读六年级。喜欢她，倒也不是对她参加轰轰烈烈的革命活动有兴趣，是喜欢她的理想主义，喜欢她的不甘平庸的那股劲儿。

不知道是不是和她有关系，在以后的许多年里，特别是出校门走向社会之后，我看人看事都喜欢以此为标准。我发现，周围平庸的人太多了，多得简直叫人心生无望。最初，我以改变环境与平庸抗争，先是离开农村的家，到城市打工，然后是一次又一次地更换打工单位。可换来换去，我发现，城市人比农村人并不高尚，这个单位的人比那个单位的人也并不少平庸，天下平庸的人就如同一片汪洋，只要进入，就可能被这汪洋淹没。更烦恼的，是自个儿把自个儿视作平庸之外，可在别人眼里自个儿和大家也并无区别。极尽烦恼之际，有一天，不知不觉地拿起纸笔，写了篇文字。也不知叫小说还是散文，心里却是高兴了许多。接着，又开始写第二篇第三篇，才发现，高兴是由于心里环境的实现，心里的环境比起现实的环境，可要自由得多，想怎么换就怎么换，想换成什么样就换成什么样，想不平庸就会与平庸的现实决不相同。

我仍不知道，这写小说和林道静是不是有关系，但它由不甘平庸而来，却是能肯定的了。

那以后，就和小说结下了不解之缘，读小说和写小说，成了生活中必不可少的事情。渐渐地，读着写着，看人看事的标准也变化了，不再是非此即彼的平庸与高尚，而是可以彼此共存、多元共在了。即便是高尚，也跟从前认为的高尚有不同；即便是平庸，也跟从前认为的平庸有不同了。

但想想，我还是应该感谢林道静，她的理想主义，她的不甘平庸的那股劲儿，对我的生活一定是起了作用的。也许起作用的不止她一个，但写这篇文章的时候，林道静这名字久久地挥之不去，是确定无疑的了。

童年时的《保卫延安》

■李 星／文

李 星

○１９４４年生于陕西关中渭河北岸一个农民家庭，１９６４年考入中国人民大学语文系。毕业后历任《延河》、《小说评论》杂志编辑、副主编、主编等。主要著作有论文集《求索漫笔》及《贾平凹评传》、《路遥评传》等六种，担任过茅盾文学奖等多种全国性文学奖项评委，现任中国小说学会副会长、多所高校特聘教授等。

杜鹏程的长篇小说《保卫延安》，是新中国建立后的第一部红色军事文学著作，初版于１９５６年，我是在１９５７年读到它的，也是当时只有１３岁的我，第一次阅读如此大的书。

这不能不感谢我的高小班主任兼语文老师淡泊先生。

淡老师的语文课上得丰富、生动，又多姿多彩，激起我学习语文课的极大兴趣。最为难得的是，他以一个文学爱好者的角色，常常在语文课上，介绍一些课文作者是谁，真名、笔名，及他们成名的故事，还鼓励我们阅读课外读物。有一次在课堂上，他讲到了杜鹏程及他的《保卫延安》的故事。他说因家境困难，小学未毕业就辍学，先在学校当工友，后又赴延安参军，以一名随军记者的身份，随解放大军解放兰州、西宁，最后到了新疆。他从失学时就十分勤奋，热爱读书，每天都记日记，即使在军旅生活中，也不间断，终于写出了一部了不起的《保卫延安》。课后我就追上他，向他借《保卫延安》，他迟疑了一下，就领我去了他以宿代办的房间。

他的屋子很空旷，只有一桌、一床、一木椅，唯一显示主人身份的是一个木质脸盆架及一个搪瓷脸盆。他的三斗桌很长，在靠墙的部分用两只刷漆的铁片，夹着一长列书籍。他从中抽出一本印象中是白色的书，封面上黑体的《保卫延安》四个字工整而鲜明，在作者名字的下面还有一颗五角星，好像是解放军什么出版社的。但在递给我的瞬间却停了下来，说，你看你的手脏的，先去洗洗手。直到我用脸盆的剩水洗了手，他才将书递给我，并一再叮咛，不准借给村里其他人，不准弄脏，一周内还给他。

下午放学赶回家，趁天还未黑，我就坐在院中的小凳上，如饥似渴地读了起来。书中惊心动魄的战斗故事和周大勇、王老虎、老孙头等解放军人物强烈吸引了我。因为家里无书桌，又无电灯，晚上我就将煤油灯放在同样是一块砖的枕边，躺下来看，直到双眼、双臂酸痛得不行了，才恋恋不舍地睡去。农家孩子星期天是要帮父母干各种家务活的，但还是抽空就读。星期天晚上，又如法炮制，但还剩下几十页，第二天早早醒来，又点灯晨读。天亮了，书也读完了。星期一，当我将书还给淡老师时，他一脸的怀疑，直到我讲出了书中的一些细节，他才不再怀疑，并夸了我一句：“小才子。”

今天，我已经很难记起自己当时读《保卫延安》的完整心境，但书中的那些英勇的解放军形象，却长期留在我的记忆中。王老虎太英雄了，在与敌人拼刺刀中受伤从山上滚下来，别人都以为他死了，却又活过来，以后又继续作战；宁金山是个俘虏兵，还逃跑过，但在大家帮助下，终于成了不怕死的英雄；伙夫老孙头冒着生命危险给大家送饭，有机会还消灭敌人……但是书中团政治委员李诚教育周大勇的一句话，却陪伴了我一生。那是一次，他问连长周大勇战士们的思想情况，周大勇回答得很模糊，他就教育他说：一个革命者，必须每时每刻都保持着对周围环境和生活的敏锐感觉，如果没有了这种新鲜而敏锐的感觉，他就会迷失方向。不知为什么，这句包含着杜鹏程人生体会和经验的话，却被一个１３岁的少年牢牢记住了，作为自己长期的座右铭。

２０年后，这个少年竟有幸成为与杜鹏程在一个单位的同事。有一次，利用与杜老难得的一次谈文学机会，我终于将当年阅读《保卫延安》的经过，及书中那段话对我的启示和教育，激动地告诉了他。杜老并没有给我隐隐期待的夸赞，只是淡淡地说了一句：“生活是一本更大的教科书。”

花环之光

■关圣力／文

关圣力

○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创作有小说、散文、评论、诗歌等作品。现任《北京文学·中篇小说月报》编辑部主任。

读过许多关于战争的小说，《高山下的花环》是其中的一部，它曾给我带来心的震撼。上个世纪８０年代初，这部关于中越边境自卫反击战的小说，冲破传统的写作模式，以战争的残酷真相，真实可信的人物经历，塑造了一群可爱的英雄战士，感动了许多读者。

不仅仅因为这部小说的有关战争残酷的描写，也不仅仅因为小说描写了战士们的真实生活，从文学的角度看，这部作品，既可称为新时期文学的破冰作品之一，又是描写英雄战士的经典之作。它所承载的人文信息和文学内涵，宽泛而深厚，更多的是让人思索。当时读这部作品，我的感觉完全来自文本，是从读者的角度体会它的文学价值，以及它的叙事手段，给我们传统创作理念所带来的冲击。

许多年以后，我到东海海防前沿的海岛去采访，在与守岛战士们的交流中，从战士们的言谈话语中，真正理解了军人的生命内涵。这是和平时期的环境，没有炮火硝烟，没有随时出击灭敌的军事任务。但战士们所处环境的艰苦，他们以自己的青春，默默却又是坚定地守卫着海岛的精神，让我一下子就想起了《高山下的花环》，想起了靳开来、梁三喜、赵蒙生们在猫耳洞里面对战争时的无私表现。这部当代战争题材的文学作品，没有沿袭小说的传统叙事，没有追求写作技巧，没有刻意去塑造完美无缺的英雄，而是从人的情感，从人的本性，从人生命价值的角度，塑造了我们那些穿着军服的兄弟姐妹。

作品中写到，靳开来说：说一千，道一万，打起仗来还得靠咱这些庄户孙，到时候我这乡下佬给你们头前开路，你们尽管跟在我屁股后头冲！当军长“雷神爷”喊出了：我雷某不管她是天老爷的夫人，还是地老爷的太太，谁敢把后门走到我这流血牺牲的战场上，没二话，我雷某要让她儿子第—个扛上炸药包，去炸碉堡！去炸碉堡！！读到此，谁能不感觉心灵震颤呢。小说的文学魅力，由此彰显。

《高山下的花环》决不是在简单地讲述这场自卫反击战，而是以文学的朴实的叙事，真实地再现了那场自卫反击战，面对残酷的战争，揭示和塑造着在生与死的面前，生命崇高的平等理念，并以崇高的情感融入读者的内心。战士们的豪迈精神和首长的无私概念，凝聚成坚无不催的力量，铸就了我们的钢铁长城。小说的审美价值，由此体现得淋漓尽致，也正是这部作品的经典之处。

文学作品，强调的是时代特征或者是它的文学现实性，以及由它的内容、情节、人物命运所给读者带来的阅读享受和强大的心理冲击。仅仅讲述战争过程的小说，热闹虽热闹，却无法使读者产生共鸣。

我们常说的“现实主义”，不能简单地去理解为“创作方法”，内涵更应宽厚，包容更多的人文理念，并以人们的社会存在、人性、良心和道德为范畴，用这些来支撑文学。《高山下的花环》做到了这一点，所以它不是一般概念中的战争题材小说，而是一部值得认真阅读的经典文学作品。尤其是小说的后半部，给人带来的思索更深刻！

那一刻的庄严肃穆永生难忘

■卜铁梅／文

卜铁梅

○１９６３年出生，《三月风》杂志社编辑记者，北京作协会员。

我是１９６０年代初生人，毫无疑问，“红色经典”是培育我成长的精神食粮。浩如烟海的红色故事中，留给我印象最深的，是描写共产党人在监狱中与敌人不屈抗争的小说《红岩》。其中，最震撼的一段，就是江姐凛然而平静地准备就义的描写：江姐穿上蓝旗袍、红毛衣，庄严地梳理头发，问孙明霞：“你看我头上还有乱发吗？”孙明霞满心的话说不出来，只能回答：“没有，一丝乱发也没有。”后来，根据《红岩》改编拍摄的电影《烈火中永生》，把这一段处理为孙明霞没有用语言回答江姐的话，而是默默地拔下自己头上的发卡，含泪递给江姐……我认为，电影的处理更加成功，此时无声胜有声的画面，把革命者慷慨赴死的庄严肃穆烘托到了极致，感人至深！

其实，这一情节不仅深烙在我的灵魂里，也是很多人最难忘的情怀，例如我的朋友阿蓉。阿蓉爱好戏剧，大学时代就是学校话剧团的骨干，当年，在全国大学生国庆献礼汇演中，她在学校排演的话剧《江姐》中扮演江姐。她告诉我一件事令我回味至今。她说：当时，排演很匆忙，很多演员都是刚刚考进大学的新生，只有戏剧热情，缺少职业训练，所以排演非常困难。最难办的一个事就是“笑场”！导演对此既愤怒又无奈。然而，每当排演到江姐走向牺牲这一段时，大家都不约而同地深深陷入到故事的气氛中，完全“入了戏”，不仅再没有一个人笑场，而且，从演员到灯光、布景等幕后人员，甚至一旁观看排练的学生，大家都情不自禁地庄严肃穆起来。以至于排演完去食堂吃饭，大家还沉浸在严肃的气氛中，心头沉甸甸的，难以像平常那样说笑打闹。演员们这个表现，甚至让食堂里吃饭的同学们都注意到了，所以每次他们都能准确地猜到排演的进度，开玩笑地问她：“您今天又牺牲了吧？”渐渐地，同学们也不再开玩笑了——他们也感染到了演员们的认真、肃穆和沉痛，也情不自禁地严肃起来！

这真是一个生动的事例，它再清楚不过地揭示了一个真理：对信仰的需要、对为人民献身者的敬仰，安睡在每一个人的灵魂里——无论你有没有意识到。有人说：时代不同了，现代人根本不需要红色经典的滋养，也早不喜欢“那一套”了。其实不然。因为，我听到过一个常常拿先烈故事开玩笑、什么都不认真的“８０后”的孩子，亲口对我叹息：“真羡慕那一代人啊，有件敢豁出命来干的事……我有时候真不知道为什么活着，好烦。”没错，由信仰而来的热情、无私无畏、投入和决绝，其实是人人都渴望拥有的美好享受！缺少这些，无论人拥有什么，都会有空虚感，这是上苍对仅为一己之私而活的生命的最凄凉的惩罚。

信仰，以及由信仰所唤起的一切美好感情，是超越时空的。是的，当下是和平年代，经济的发展让我们有了充分的生活享乐，考验我们勇敢的机会不多了，似乎也没有什么牺牲的必要了，但灵魂里被染上一抹红色底色的人，会有一种精神。例如，我和我同年龄的一些朋友，都非常主张“尊严死”：即在得了难治之症后，不再苟且求生，不再拖累家人，不再无谓地耗费社会的医疗资源，我们希望怀着已尽心尽力活过一生的自豪感，安宁、干净、舒心地离去——也是真正的视死如归。这种现代的、科学的生命态度，很难说没有江姐形象的影响在里面。人信仰的表现形式不一样了，现在不再是“阶级斗争”，但是对生命的美好、意义、尊严的追求，是完全一样的！红色经典之所以不朽，就在于它这永恒的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