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３０年，报刊业长足发展，改革任务仍然艰巨

李东东

全国政协委员、新闻出版总署副署长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传媒业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上世纪８０年代是“产品探索”期，探讨如何转变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报刊业固定模式，以及以什么样的内容与形式适应改革开放新时期的需要，解决产品模式问题；上世纪９０年代是“市场探索”期，探讨报刊出版如何适应市场经济，在注重社会效益的同时，创造尽可能多的经济效益，解决生存模式问题；上世纪９０年代末期以及进入新世纪以来，是“品牌探索”期，主要探讨报刊品牌发展的途径，探讨品牌强势的多元发挥，以品牌体现中国报刊业发展的程度，以品牌拉动中国报刊产业。

透过一些具体的数字，能够更直观地感受到报刊业３０年来的巨变。从报刊种数看，１９７８年我国只有１８６种报纸，现在报纸总数则增加到１９３８种，增加９．６倍；期刊从９３０种，增加到９４６８种，增加９．２倍。2007年我国共出版各类报纸４３９亿份，各类期刊２９亿册。从报刊结构看，也从比较单一的机关报、机关刊物发展为涵盖经济、军事、科技、教育、文化、卫生、生活服务等所有行业的层次丰富、品种繁多的多元报刊结构。

特别是２００３年以来，党中央、国务院决定对文化体制改革进行试点，我国报刊业体制机制发生了根本变化。截至目前，全国已经组建报业集团４０多家，中外合资、合作或外商投资书报刊发行企业４０多家，一批网络发行企业快速成长。去年９月，机电商报社整体转企改制挂牌，成立北京卓众出版有限公司，这是首家集报刊主办、出版、经营于一体的报刊出版企业，同时也是第一家实现整体转制的科技类期刊出版单位。去年以来，解放日报报业集团将主要经营资产注入新华传媒，广州日报报业集团控股的粤传媒获准国内主板上市，四川日报报业集团和四川新华发行集团参股的新华文轩也在2007年登陆港股市场，显现了资本市场的高度活跃。

与此同时，数字媒体的发展日新月异。截至目前，我国网民人数１．６亿，移动电话用户达到６亿。这给报刊业的发展带来了深刻变革。从数字报业实验室已经公布的第一批９类４５个项目看，申报最多的三种项目是报纸网站、手机报、多媒体数字报纸。目前，已经上线的多媒体报纸已达８００多家，使中国数字报业发展已达到国际数字报业发展的领先水平。

改革开放３０年，我国报刊业取得了长足发展，但改革任务仍十分艰巨。必须清醒地看到，报刊业的变革刚刚开始，发展过程中面临的问题仍然很多。旧体制尚未完全转型，新体制尚未完全建立。相当部分的经营性出版单位、发行单位还在沿用事业单位的体制和机制，长期依赖行政保护和垄断利润。市场主体的缺位，导致传统报刊业在数字内容产业中缺乏竞争力。

还要看到，我国行政上实行横向区域管理和纵向行业管理相结合的管理模式，这使得报刊业要实现“跨地区”与“跨媒体”的集团化还存在很大阻力，来自行业壁垒的压力可能比想象的还要大。在深入贯彻落实十七大精神，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历史进程中，报刊业必须加大改革力度，加快改革进度。要推动事业体制报刊出版单位深化内部改革，实现部分中央级行业、专业类报刊出版单位转企改制，已经转企改制的报刊出版单位继续深化改革，积极探索股份制改造、公司制改造和上市融资。

按照全国报刊业“十一五”发展纲要规划，新闻出版总署将积极鼓励支持党报集团深化改革，做强做大，培育具有较强竞争力和影响力的文化市场战略投资者；推动具有良好基础的行业、专业报刊出版单位转企改制后整合资源，打造品牌，逐步形成大型的专业性传媒企业集团。

国家行为抓攻关、抓研发，印刷生产能力发生质的飞跃

于永湛

全国政协委员、新闻出版总署原副署长、中国音像协会会长、中国印刷技术协会理事长

说到印刷业３０ 年改革，首先得从印刷业技术进步说起。我在１９８５年担任国家出版局印刷处处长，亲历了中国印刷业突飞猛进的增长。当时正在贯彻中央关于出版工作的决定，解决书荒问题。中央指示进行印刷技术改造，专门成立了印刷技术装备协调小组主抓，提出印刷技术１６ 字方针：照相排字、电子分色、胶版印书、装订联动。按照这样的要求对全国印刷能力进行现代化改造。终于在上个世纪末告别铅与火的时代。在这个升级换代中，王选教授汉字激光照排做出巨大贡献。国家照排机初期主要靠进口，华光、方正系统有了自己专利技术、研发系统，成功创造了民族品牌。图书、报刊印刷从激光照排开始到远程传版、卫星传版，再到桌面系统完成电分工作。上个世纪末，已经可以“ＣＴＰ”——计算机信息可以直接传到版上，传到印刷机上，可以直接在纸上输出。作为国家行为抓攻关、抓研发，使印刷生产能力发生质的飞跃。

印刷业改革还有一个特点：与出版业国有国营不同，印刷业开始就与经济体制改革同步，是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国有、民营、外资共同参与，而且形成国内市场与国际市场共同竞争的局面。现在全国印刷企业约１０万家，从业人员近３００万，总产值４０００亿／年。其中外向型企业产值占到十分之一。仅珠三角、长三角、京津地区产值就占到四分之三多。现在讲的产业基地、产业集群、产业带观念，在印刷业已成历史了。

下一步，我们行业协会已经明确提出“绿色印刷”、“创意印刷”、“和谐印刷”理念。其中特别强调印刷业的高附加值、数字化深度加工和相关服务，为数字化出版准备条件。

另外一点，改革开放以来，作为新的载体形式，国家积极推动电子出版发展，凡是有条件的出版单位尽量满足电子出版申请。现在发展最好的一个是网络上的学术文献资料出版。像政府奖中的清华同方学术期刊资源库，把我国学术期刊成果基本一网打尽，为“走出去”进行国际学术交流作出重要贡献。二是网络游戏发展得出乎意料地快。初期以引进国外游戏为主，但现在国产游戏已经占到７０％ 以上。今后努力的是要在开发娱乐心智、扩大受众面的产品上多下功夫。

这些年音像业发展取得的成绩也不小，很多优秀音像制品也获得过各种奖项。但是现在情况有些变化，著作权问题、盗版问题、网络传播问题等许多新问题层出不穷，音像业正面临新的考验。还需要政府、企业通力合作，闯出一条新路子。

行业协会在行业改革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石 峰

新闻出版总署原副署长、全国政协委员、中国期刊协会会长

我国行业协会是在改革开放初期产生的。从１９７９年１２月２０日成立中国出版工作者协会发展到现在，新闻出版总署下属已经有六七个协会，且分工越来越细。应该说，这些行业协会在新闻出版业的发展过程中发挥了应有的作用，成为中国政府与出版界密切联系的桥梁、纽带和管理出版工作的助手，地位和作用也越来越高。去年６月份在中国举办的第３６届世界期刊大会上，国务院办公厅专门发了一个文件，这个文件对两个协会的改革、发展起到了指导作用。我到协会工作一年多的切身感受是：行业协会的地位和作用越来越重要，业界对行业协会的期望也越来越高。

目前协会面临的困难还是很多：首先是经费问题。协会不是政府主管，经费有限，没有编制，没有拨款，完全靠自己。协会的主要收入依靠会费，要开展活动，经费是必不可少的，但是现在我们连办公的地方也没有，想租个办公楼也缺乏经费。作为一个行业协会，连门面都没有，其实是很丢脸面的事。原来是考虑退休的人来协会做工作，我现在很有体会，很多工作都要由年轻人来做。如果没有编制的话，工作人员缺少归属感，而且年轻人出去办事就非常麻烦。去年新加坡有一个协会与我们联系，希望我们去交流，已经报了名，但到了办护照时，却不知应办私人护照还是公务护照。第二，协会职责不是十分明确，使得很多事情总是做不完。我总是认为，要对得起这个行业，要在这个行业有影响，要积极地做事情。第三，新闻出版总署对行业协会十分重视，让我去担任会长，我们希望今后主管部门能更多地关心协会的工作，帮助协会解决一些实际问题，让协会在出版业中发挥重要的作用。

出版集团的出现，是中国出版业改革发展中符合规律、符合逻辑的结果

聂震宁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出版集团总裁

中国出版集团事业和改革开放３０年密不可分。首先，中国出版集团事业就是由集团所属各个单位和出版集团最后整合发展而成的。

现在回忆３０年前改革开放之初，当时为了解决书荒问题，中国出版集团所属人民文学出版社日夜加班印刷一批中外文学名著，读者彻夜排队抢购情景历历在目。文学出版作为思想解放的重要载体，人民文学出版社功不可没。３０年来，人民文学出版社中外文学名著、商务印书馆世界汉译名著、中华书局古籍整理和文史类出版物、三联书店思想学术类出版物、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具有填补空白意义的“大百科全书”、人民美术出版社美术作品和美术理论著作、人民音乐出版社在主流音乐和新兴音乐两个方面的成果等，在同一时期的出版行业都处于领先地位。这些出版物为中国出版事业发展作出了突出贡献。

还有新华书店总店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在满足地、市、县新华书店的销售需求和中小学教材发行需求上曾发挥过巨大作用；中国图书进出口总公司在引进世界先进科技资料，增进国际文化交流，创办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国际品牌上起过不可替代的作用；出版对外翻译总公司在开辟和推进两岸四地出版文化交流和华文出版走向世界方面，对外翻译出版总公司在直接服务于联合国、同时也引进了大量联合国文件和文献方面，影响所及，都具有全局性意义。

从另外一个角度讲，我们这些出版单位也得益于３０年的改革开放。如商务印书馆解放后将出版、编辑和发行部门迁往北京，有的划入图书发行机构，有的并入高教社，就是后来逐步分离出来，出版范围也主要限于辞书。改革开放以后国家才重新规划了商务印书馆出版方向，重点出版辞书、工具书、世界汉语学术著作和国内重要学术名著。商务印书馆历经１１０年发展历史，但在我看来更得益于改革开放３０年来的长足发展。没有这３０ 年，１１０年的商务印书馆现在什么样子还很难想象。中华书局也是这样，１９７０年代还与商务印书馆联营，改革开放以后才分离出来，以古籍整理和文史著作出版为主导方向，奠定了今天的发展基础；还有荣宝斋，以前只是一个作坊式小企业，改革开放以后中国艺术品市场繁荣才给这个艺术品经营的出版单位以极大发展空间。三联书店１９８６年以前只是人民出版社的副牌，改革开放以后才分离独立并成就今天人文科学、思想文化出版重要地位。

总起来说，是改革开放３０ 年，使我们这些大社、老社体制创新，机制转换，队伍壮大，事业发展，逐渐适应市场化需要。正是有了上述各成员单位坚实有力的发展基础，正是在市场化进程中，这些单位企业化程度渐次提高，对产权明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科学管理的现代企业制度才有了客观要求。过去行政主管的方式已经不适应市场化、产业化需要。一个新型产权组织，作为行使出资人权利的机构，使管人、管事、管资产要求落实到位，能够自主经营、自我发展、自我约束的新兴市场主体——中国出版集团才应运而生了。所以在中国，出版集团的出现，是中国出版业改革发展中符合规律、符合逻辑的结果。它的形成和发展是一个改革过程，现在仍然处于改革发展过程当中，她的某些不够完善的地方，只能在发展过程中解决得更如人意。

中国出版集团成立之后，在改革方面首先明晰产权，明确定位，明确责权——集团公司是全集团的战略中心、管理中心和资产经营中心；成员单位是出版产品的研发中心、经营中心和利润中心。通过人员统一调配、财务统一管理、资源统一开发，使得组织管理上更加有序，资源配置上更加有效，重大出版项目、经营项目能够做出更大业绩。

现在，中国出版集团改革开放将在两个层面上推进：集团层面上，要有整体的战略规划，打造新兴业态；集中资源，打造重大出版工程；广开思路，打造优秀人才队伍；传承、创新，打造集团企业文化，使集团盘活存量，加大增量，真正做强做大。

各成员单位也要加大改革发展力度，按照文化体制改革要求转制为企业。深化三项制度改革，建立员工能进能出、岗位能上能下、收入能高能低的现代企业制度，推进公司制改造，推进资产结构改造，推进股份制改造，谋划一些企业上市，与集团一起做强做大。

呼吁国家加大投入，扶持和保护我国文学原创出版能力

张胜友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作家出版集团管委会主任

改革开放３０年，出版业发展成就相当突出，图书出版业在文化产业中是最早走向市场的，是形成市场竞争力最早的行业。

中国作家出版集团是专业性很强的出版集团，是由报纸、刊物、出版社共同组成的多媒体出版集团，旗下拥有《人民文学》、《中国作家》、《小说选刊》、《作家文摘》、作家出版社等处于文学创作主导地位、领导地位和权威性地位的出版单位，在中国文坛享有很高的声誉。

但是，我们的文学原创在现在条件下受到挤压。这些刊物、报社面临着经营的困境，甚至出现生存危机。文学原创占有的文化资源是非常有限的，如果我们都去搞大众化，那又很难坚守一个民族文化品质和文学修养。所以，一方面我们努力推进集团内部改革，加快作家社改革力度，力争今年上半年完成转企。同时也呼吁国家加大投入，扶持和保护我国文学原创出版能力。

现在的问题是，中央社转企还存在很多实际问题。老人老办法，新人新办法，完成人员身份转换还缺少行之有效的配套政策，也没有明确的转企进度。作为出版集团，我们会做我们能够做到的部分，既不观望，也不等待。但是作为政协委员，我呼吁中央社改革配套政策应尽快出台，尽快到位。

今后，在出版管理上，我们一定会坚持作家出版集团的权威性、示范性，坚持文学品质和文化品位；同时也要面向大众，面向读者，不能让文学走进象牙塔。还要关注当下的社会转型，关注民生写作，关注底层写作。文学要大众化，但是我们鄙视庸俗化。

我还呼吁有关部门注意我国出版单位设置的重复化、类型化；注意出版集团的实质性转化。特别呼吁对盗版问题的高度重视。一方面每年都在收缴成千上万的非法出版物、非法音像制品；另一方面，盗版铺天盖地，有增无减，直接影响到著作权人的著作权益，损害图书出版者利益，也欺骗了广大消费者。建议我国立法、司法、执法方面加大对盗版的震慑力度，尽快取得实质性进展。

在改革大业面前，人民出版社也不会置身事外

黄书元

全国政协委员、人民出版社社长

人民出版社是建国之初党中央决定建立的第一个出版社，以出版政治理论、社会科学、马克思主义理论著作、党和国家领导人著作等为主导方向。１９５０年代初每年大概出书１００种，经过３０年的发展，去年已经达到１０００多种，增长１０倍。刚成立的时候，全社只有几十人；现在的人民社已经拥有３００多人的优秀出版队伍。

在整个出版业深化改革的时候，人民社因其特殊产品属性，被党中央确立为公益性事业单位，将主要为广大读者出版公益性文化产品。但是在改革大业面前，任何一个出版单位都不会置身事外，人民社也有一个事、企分开的问题。下一步，我们准备将人民社体制一分为三——

第一块，纯公益性事业单位：专门拿出一块做公益性产品，通过政府采购、国家补贴等形式，实行成本定价、免费赠送等管理办法，不以营利为目的。准备成立公益性出版基金会，募集社会资金，如果赚了钱就放到基金会去；亏了，由基金会补贴。

第二块，副牌东方出版社和人民社走市场的一块，组建企业单位。重点出版经营管理著作和文化、教育、海外翻译类著作。把原来５０多年中人民社哲学社会科学类、政治理论类著作的出版特色保持下去，做强做大做好。

还有一块，人民社的三个期刊——《新华文摘》、《新华月报》和《人物》放到一起，专做期刊，按照期刊出版单位的管理办法进行管理。

从事三种产品生产的人员，将根据工作性质，人随事走；在具体分离中进行双向选择。都要进行三项制度改革，都要竞争上岗，都要有切实分配制度奖勤罚懒。企业这块完全走市场化，建立现代企业制度。薪酬待遇、养老保险完全走企业化管理。难度大的是公益性事业，全国人民社都在看着我们，我们迈出这一步，别的出版社可能跟着我们走。所以要特别慎重，方案拿出来将几上几下研究确来，方方面面征求意见。最后还要上报，看中央文化体制改革领导小组能否批准。

全面借鉴经济领域改革经验推动文化企业制度创新

王亚非

全国人大代表、 安徽出版集团总裁

在回顾３０ 年改革开放成就的时候，我最深的体会是，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是建立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需要。近几年来，文化体制的改革又促进了文化事业的繁荣和文化产业的发展。文化是国家的软实力，现阶段文化体制改革是改革的重中之重。还一点，经济体制改革工作中取得的重大突破，推动了体制创新、机制创新，为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提供了有益经验。全面借鉴、移植和运用我国３０年来在经济领域中改革的成功经验，并将经济、管理领域各个环节的大量人才全方位地引进文化产业领域，改造原有文化企业，开展文化企业制度创新，才能全面提升我国文化产业的整体水平。安徽出版集团是经济体制改革经验的受益者，事转企改革一步到位，再加上中央和地方政府必要的配套政策，使我们集团改制后立即进入高速发展。

安徽出版集团这几年的改革主要抓了两件大事：一是改变观念。无论改革进行到什么程度，都要有一个真正转变观念的问题，要牢固树立企业观念，推出优秀图书品种，保有持续发展后劲，将集团自身做强做大。第二是提高个人的工作积极性和动手能力。要让每个员工提高学习自觉性、积极性、主动性，加强新技术掌握能力，努力提高自身素质，获得更大发展空间。

下一步，根据中央进一步推动文化体制改革的政策，安徽出版集团要进一步发挥优势，争取在以图书主业为核心内容基础上延伸和扩大自身价值链，成为真正以出版为主体的文化企业，继续在内容的运营上、文化产业链的拓展和文化产业融资平台建设等三大方面作文章，努力提高自身市场竞争力。

在选题上要坚持品牌特色，改革不是一切都重起炉灶

赵昌平

全国政协委员、上海古籍出版社社长赵昌平

就整个出版业来说，我觉得 ３０年根本的问题就是探索事业与产业、文化与市场矛盾的解决。这是多少年来遇到的根本问题。上海古籍出版社的成就和问题，也都在这一层面上显现出来。

出版社工作有两大方面：一是出版社的管理，一是选题方向。

管理上突出的问题是现在出版企业化以后很强调个人工作绩效和团队（策划小组）绩效之间的关系。这是我们社下一步出版运作中的焦点问题。我们经过多年的探索就是想在这二者之间找到一个比较好的分配结果，既调动团队精神，也激励个人积极性。

在选题上要坚持自己传统出版基础或说出版品牌特色。改革不是一切都重起炉灶。

我们上海古籍社近七八年来双效益一直比较好。我们出过很多好书，在国内外都有影响和好评，经济效益也有很大提高。刚刚颁发的首届中国出版政府奖，我社获得三个正式奖、两个提名奖——一个图书奖、一个装帧设计奖和一个优秀人物奖；另有一个艺术图书提名奖和一个装帧设计提名奖。这对我社是一个极大鼓舞。

我们认为，在现代化发展到一定阶段时，一度被冷落的传统文化一定会受到重视。因此我社确定出版方向一定要与各阶层读者的需求相结合，建立我们的自主品牌。目前我们确立近一时期三个部分的重点选题：一是传统的学术著作和古籍整理，推动向前沿化、集成化方向发展；二是大型研究资料。三是大量契合读者需要的社会性普及读物。于丹现象是一个新的挑战。在这个普及读物出版回合中我们社落后了，我们正在努力向先进出版单位追赶。从去年以来，我们下大力气抓了《大学经典》，为大学文科学生出版优秀读物；出版系列讲座《名师十讲》，用断代史的讲座形式将中国历史连接起来。在古籍整理上，将重点打造《清代文人别集》、《盛宣怀档案》、《中华要籍集释》、《清代学术丛刊》等大型珍贵史料。但我们坚守自己的品牌，不会用几十万代价去竞标选题资源，也不会参与市场炒作。

李东东

于永湛

石 峰

聂震宁

张胜友

黄书元

王亚非

赵昌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