凤凰出版传媒集团及所属出版社，将尽力为富有学术和文化创新力的作者提供必要的条件和平台，尽可能多地出版反映学者们研究成果的著作。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董事长谭跃

2007年７月１８日上午，重大科研成果《中国近代通史》发布会暨出版座谈会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学术报告厅举行。会议由中国社会科学院科研局、凤凰出版传媒集团主办，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江苏人民出版社共同承办。

新闻出版总署副署长邬书林、中国社科院副院长武寅、凤凰出版传媒集团董事长谭跃出席并分别作了重要讲话。凤凰出版传媒集团副总经理吴小平，江苏人民出版社社长兼总编辑刘健屏，知名学者金冲及、李文海、龚书铎、章百家、蔡美彪、邵维正、熊月之、步平、朱英等，以及课题组和编辑出版人员等共７０余人出席。新华社、中新社、人民日报、求是杂志、光明日报等２０余家媒体记者与会报道。《中国近代通史》主编张海鹏、总责编吴源分别就本书写作和编辑出版情况作了介绍。李文海、龚书铎、章百家、熊月之、朱英等作了学术发言。

《中国近代通史》内容简介

第一卷《近代中国历史进程概说》

这是全书的总论。本卷叙述编纂中国近代通史的历史传统、必要性和可能性，以及本书编纂的指导思想和方法论问题，对中国近代史作了宏观的解说。本卷附录了“近代中国史事记略”。

第二卷《近代中国的开端（１８４０～１８６４）》

叙述中国是怎样初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同时也叙述中国社会积极力量对面临的急剧变化是如何做出初步反映的。反映前一方面的重大事件有两次鸦片战争及期间签订的《南京条约》、《望厦条约》，直到《北京条约》等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反映后一方面的重大事件有林则徐的禁烟销烟、魏源的《海国图志》等著作出现和震惊中外的太平天国起义。

第三卷《早期现代化的尝试（１８６５～１８９５）》

这是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成型期，也是中国朝野酝酿变法和改良时期。反映前一方面的主要事实是中国边疆危机、中法战争、中日甲午战争及《马关条约》的签订；反映后一方面的主要事实是洋务新政和资本主义工业的产生、教案频发、改良主义思想主张的提出和革命活动的开始。

第四卷《从戊戌维新到义和团运动（１８９５～１９００）》

这是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确立期，也是中国社会中的积极力量做出强烈反应的时期。反映前一方面的主要事实是帝国主义抢占租借地、瓜分势力范围及其有关条约的签订，八国联军侵华及《辛丑条约》的签订；反映后一方面的主要事实有知识分子上层的戊戌维新运动和农民等下层社会义和团反帝运动。戊戌维新通过新闻媒体和政治活动造成的社会动员，形成了近代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有声有色的思想解放。

第五卷《新政、立宪和辛亥革命（１９０１～１９１２）》

这是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沉沦到谷底的时期，也是近代中国社会转型时期。这一时期，帝国主义各国不得不放弃直接瓜分中国的政策；清政府试图自救而失败；民族资产阶级的经济实力在成长，其政治代表人物发动辛亥革命推翻清朝统治、谋求中国的新出路亦未成功，袁世凯窃得政权，中国社会的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质未变。但由于大批青年留学日本和西方国家，西方社科知识大量译介到中国，特别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西方国家无暇东顾，中国民族资本主义获得空前发展，中国思想界空前活跃，新政、立宪与革命交互发生，对民初中国的新走向起了决定性的影响。

第六卷《民国的初建（１９１２～１９２３）》

叙述了自１９１２年中华民国成立到１９２３年曹锟贿选告成、军阀混战期间的历史，包括南京临时政府时期、北洋军阀统治和军阀混战的大部分时期，是中国社会“沉沦”到“谷底”并转趋上升的时期。有帝国主义背景的军阀混战，是中国社会“沉沦”到“谷底”的基本标志；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的发生，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和工人运动的开展，极大地影响了此后中国历史的发展，从此中国社会开始“上升”趋向。

第七卷《国共合作与国民革命（１９２４～１９２７）》

叙述了从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到国民党“分共”、大革命失败的历史。国共合作、北伐战争的胜利进展以及军阀政府的垮台，明显标志了中国社会的上升趋势。孙中山提出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新三民主义是这一时期思想理论界的重大成果，国共合作的破裂导致的内战则延缓了中国社会的进步。

第八卷《内战与危机（１９２７～１９３７）》

国民党南京政府的建立和中共江西苏维埃政权的出现，是中国再次呈现两个政权对立的标志。日本实施大陆政策，对中国的局部侵略打破了中国实施现代化的努力，也改变了“兄弟阋于墙”的局面，内战的政治斗争结构发生重大变化，西安事变是一个关键因素。

第九卷《抗日战争（１９３７～１９４５）》

日本全面侵华，扶植过伪满、华北和汪伪三个伪政权，企图独霸中国。日本的侵略引起中华民族的新觉醒，国共两党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下实现第二次合作，经过八年抗战，赢得了对日作战的最后胜利。

第十卷《中国命运的决战（１９４５～１９４９）》

这是两大政治势力为决定中国发展方向而决战的时期。抗战胜利后，中国面临两种前途、两种命运的较量，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战胜了独裁、专制的国民党政权，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争得了国家的尊严和民族的独立，中国人把实现现代化、争取国家民族的繁荣富强放在首位任务的时机到来了。

■邬书林（新闻出版总署副署长）

对《中国近代通史》的出版，对史学界和出版界的这一好事、大事，向所有为这本书的出版贡献了智慧、付出了辛勤劳动的作者和出版工作人员，表示真诚的感谢和祝贺。凤凰出版传媒集团是目前我国经济实力最强的集团，是这一轮出版发行体制改革的重要单位。出版发行体制改革的重要任务之一，是使出版单位更好地发挥出版功能，把主业办好，把书出好。我们对凤凰出版传媒集团新的领导班子提出的一个重要指标是，在中国出一流图书，为学术界、为社会发展服务。凤凰出版传媒集团在深化出版发行体制改革的同时做了极有意义的探索，他们把体制机制创新和出版内容创新两者同步规划、同步考虑，把它们融为一体，用出好书、出有影响的书来证明我们改革的必要。这是一条重要的经验。凤凰出版传媒集团要在高度重视出版重要学术著作的同时，确定自己的研究方向，形成自己的学术重点。出版社要保存精干的编辑队伍，紧紧与近代史所合作，把新的进展和研究，包括本书的延伸产品出好，争取形成这方面的品牌。同时，要用好数字化技术，争取把集团重要的图书数字化，更好地为科学、教学和社会发展服务。

■武 寅（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

对张海鹏先生及其课题组全体成员多年来的辛勤工作表示诚挚的感谢，对“中国近代通史”课题所结出的丰硕成果表示热烈的祝贺。编写一部反映自１８４０～１９４９年完整大型的近代通史专著，一直是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乃至整个中国近代史研究领域几代学者的心愿。本书的出版实现了中国近代史研究领域几代学者的夙愿。十卷本《中国近代通史》，是６０年来中国近代史学科建设的集大成之作，是在充分吸收以往学术界相关研究的积极成果的基础上，进行学术探索与创新而完成的一部大型近代通史著作；十卷本《中国近代通史》的出版，为进一步深入研究中国近代史开创了新的局面。

■谭 跃（凤凰出版传媒集团董事长）

《中国近代通史》是在前人学术成果的基础上完成的，也是改革开放２０多年来我国和海外华人近代史研究成果的一次集大成之作。它在宏观思路和总体架构上有了创新的面貌，在具体论述上吸收了学术界已有的积极成果，在史料的分析和运用上有了新的发掘，因此具有重要的社会意义和很高的学术水准。本书的出版，对出版单位产生了三点重要启示。第一，出版单位要加强与学术研究部门的沟通和联系，掌握研究动态，了解学术信息，敏锐判断和及时抓住成熟的重大学术成果。敢于担风险、高投入，组织出版反映当代最新学术成果和文化积累的大型图书，推进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建设，繁荣出版事业。第二，要团结和依靠相关学科的一流作者，力求出版一流水平乃至可能成为经典的著作。第三，要加强学术与出版的互动，力求取得推进学术发展和提升出版质量双赢的效果。凤凰出版传媒集团及所属出版社，将尽力为富有学术和文化创新力的作者提供必要的条件和平台，尽可能多地出版反映学者们研究成果的著作，乐意为人文图书精品提供出版支持和资金支持。

■张海鹏（《中国近代通史》主编、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近代史研究所原所长）

简要介绍了《中国近代通史》酝酿和编撰的过程，编写的基本设想、总体思路和总体架构。期待听到读者的批评意见，期待听到整个学术界的批评意见，并将对《中国近代通史》作进一步的修订和增补，使其更加完善。

■李文海（中国史学会会长）

《中国近代通史》以５００余万字的宏大篇幅，如此全面、详尽地反映１８４０～１９４９年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社会生活、民族、边疆等各个方面的历史状况，应该说是国内第一本。这本书的出版，无疑是对中国近代史学科建设的一个推进，为历史学的繁荣发展做出了自己的贡献。本书三个值得称道的优点和特点：一是尊重历史真实；二是着力学术创新；三是关注历史和现实的统一。

■龚书铎（北京师范大学教授）

《中国近代通史》是中国近代史领域第一部完整的近代通史专著：一是第一卷《概说》提纲挈领，观点明确；二是体现了通史的“通”；三是发扬了近代史所严谨治学的传统。《中国近代通史》的出版，对推动中国近代史的研究起了很大的作用。

■章百家（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

《中国近代通史》能够出版有它的时代原因。改革开放以后的思想解放和对外开放，对研究近代史起了非常关键性的作用。没有改革开放以后的思想解放和对外开放，一方面对近代史的研究不可能做到如此广泛和深刻，另一方面在研究中的许多史料收集工作也不可能进行。本书的两点创新：一是对前人的成果有准确的判断；二是对前人没有探讨过的领域、没有探讨过的问题作了研究。比如书中关于清末政权的结构的变化，视角就是新的。关于戊戌维新，则对维新者策略上的失误探讨得比较多。关于新政，也作了比较客观的、实事求是的评价。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关于国共关系史的研究，在多方面对此专题研究有了很大的推动。另外关于抗日战争的研究，既有自己的创建，也吸收了史学界的大量成果。

■熊月之（上海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历史研究所所长）

《中国近代通史》的四个“通”：通前后、通左右、通内外、通繁简。本书规模宏大，内容丰富，既综合了学术界的研究成果，又有编著者独到心得，结构完整，资料翔实，征引规范，文笔畅达，堪称集科学性、综合性、系统性于一体的集大成性通史著作。

■朱 英（华中师范大学中国近代史研究所所长）

《中国近代通史》具有历史的纵向贯通——纵通、历史的横向联系——横通、体例与观点的前后一致——理通的特点，可以说是目前唯一一部以马克思主义史观为指导，真正写通了的大型中国近代“通史”。

江苏人民出版社——凤凰出版传媒集团学术图书创新平台和出版基地

几代学人多年夙愿 学术研究重大成果隆重推出十卷本《中国近代通史》

《中国近代通史》主要特色

《中国近代通史》是在吸收、总结几代学人，包括港台和海外学人大量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依靠近代史研究所集体力量编纂的，因此与以往的中国近代史著作相比，具有鲜明的特色和崭新的面貌。

一、本书打破了以１９１９年为分界的老框框，将长期以来中国近代史研究分为中国近代史（１８４０～１９１９）和中国现代史（１９１９～１９４９）的两个时期贯通起来。从１８４０～１９４９年的中国历史进程出发，宏观把握住了近代中国历史进程的基本特点，结构完整系统，一气呵成，体现了中国近代历史的发展轨迹，体现了从“沉沦”到“上升”的历史过程。这个过程既区别于１８４０年以前的封建社会，又区别于１９４９年以后的社会主义社会。

二、本书以唯物史观为指导，以政治史、革命史的叙述为基本线索，同时客观地看待近代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实际，从现代化进程的视角，全面客观地叙述了近代中国的历史过程。在近代中国，主题是谋求中国的独立和平等，中国人谋求近代化或现代化的努力是在谋求国家民族独立的主题之下进行的。如果脱离这样的主题描述近代中国历史，就无法反映近代中国历史上发生过的为争取国家独立、民族解放而进行的启蒙、改革、革命的真实过程，就无法反映近代中国的主导面和客观实际。但是，历史的内容是无比生动和丰富的，如果仅仅局限于革命史、政治史，也难呈历史全貌。本书在以政治史、革命史为主干的前提下，对近代中国经济发展、社会生活、思想文化、边疆地区发展等都作了全方位的描述，特别是充分关注了资本主义经济及其他民族经济的发展，并从现代化的角度对这种种努力和发展作了分析。

三、本书充分体现了历史研究是一个不断累积推进的过程，注重在充分吸收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力求有所创新。本书可以说是数十年来，特别是改革开放２０余年来，中国近代史研究成果的积淀之作、总结之作、集成之作。各卷广泛参考了已有的各种研究成果，凡是重要成果均作出说明和注释，以合学术规范。本书关于洋务运动、戊戌维新、清末新政、北伐战争和国共两党关系等等重大问题和事件，都对已有的学术成果作了全面整合和梳理，在此基础上力求创新，作出了自己独立的判断和分析，或依据新的史料发现提出了新的认识和见解。

四、本书各卷叙述清楚透彻，文字流畅可读。各卷充分反映出注重叙事的特点，对所写时段的历史事件及其发展进程和相关关系、对历史人物在其中的活动及其背景与由来，都注重翔实的叙述，并以流畅的文字，娓娓道来，使读者在阅读时感受到了愉悦。

五、本书编纂过程中，广泛搜集和使用了各种历史资料，特别是对新发现的史料尤为重视研究和利用。本书各卷作者尽可能利用了已经出版的各种档案文献，还注重综合参照运用海峡两岸就相同人物或主题出版的史料，如运用大陆出版的《孙中山全集》、《孙中山年谱》和台湾出版的《国文全集》、《国父年谱》等。各卷作者还费力搜集和利用了尚未出版的各档案馆存档资料，其中不仅有以往利用较多的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第二历史档案馆资料，还有以往利用较少的中共中央档案、军事档案馆资料，以及台北“国史馆”资料、台北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档案和美国斯坦福大学、哥伦比亚大学珍藏的档案资料。由于既充分利用新史料，又重新检阅旧史料，对一些过去因史料未能弄清的史实得以澄清本相；对传统的一些观点，依凭新史料，重构史实，能够得出令人信服的新见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