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典］曹沫者，鲁人也，以勇力事鲁庄公。庄公好力。曹沫为鲁将，与齐战，三败北。鲁庄公惧，乃献遂邑之地以和。犹复以为将。齐桓公许与鲁会于柯而盟。桓公与庄公既盟于坛上，曹沫执匕首劫齐桓公。桓公左右莫敢动。而问曰：子将何欲？曹沫曰：齐强鲁弱，而大国侵鲁，亦以甚矣，今鲁城坏，即压齐境，君其图之。桓公乃许尽归鲁之侵地。既已言，曹沫投其匕首，下坛，北面就君臣之位，颜色不变。（《史记·刺客列传》）

［今译］曹沫是鲁国人，靠勇力侍奉鲁庄公。因为鲁庄公喜欢勇力之士。曹沫做了鲁国的将军后，和齐国打仗，三次都失败而逃跑了。鲁庄公害怕了，就献上遂邑的土地向齐国求和，但仍然让曹沫做将军。不久，齐桓公和鲁庄公在柯地（今山东阳谷县）会盟。当桓公与庄公在坛上会盟的时候，曹沫拿着匕首劫持了齐桓公。桓公的左右大臣都不敢动，问他说：“你想干什么？”曹沫说：“齐强鲁弱，大国侵犯鲁国很严重了。现在如果鲁国的城墙坏了，就压到了齐国的土地上。您好好想想吧。”齐桓公于是答应归还侵犯鲁国的土地。桓公说完，曹沫扔了匕首，走下盟誓的土坛，向北就君臣之位，颜色不变。

武士道精神不是起源于日本吗？不是日本人独有的吗？怎么中国也有武士道吗？《中国之武士道》告诉你，告诉每一个中国人，每一个炎黄子孙：你的观念是错误的，中华民族的尚武传统渊远流长，中国有自己的武士道传统和武士道精神。只是年代久远，世事变迁，人心不古，那种惊天地、泣鬼神、慷慨悲歌的豪侠气概和勇武人格已经淡化了，有的早已被我们遗忘了。

梁启超《中国之武士道》一书写于１９０４年（即清光绪三十年）１０月。１１月，由上海广智书局出版。署名“饮冰室主人”。写作这本书的时候，梁启超３２岁，因为戊戌变法失败遭到清政府的通缉，流亡在日本。国家的衰朽，政治的腐败，国民精神的懦弱，造成了外国人对中国人的歧视，当时西方和日本都认为“中国之历史，不武之历史也，中国之民族，不武之民族也”。这刺激着梁启超年轻而敏感的心灵，他激动地说：“吾耻其言，吾愤其言，吾未能卒服也。”于是愤而下笔，著成此书。

梁启超选取了七十多个春秋、战国时期的著名人物作为中国武士道精神的体现者，他们来自社会的各个阶层，身份、地位迥异，有侠客、有刺客，既有君主、将军、宰相、太子这样的显贵高官，也有地方官员、陪臣、谋士、士兵，还有仆人、渔夫、民妇、屠夫等社会下层的普通人。

作为个人，他们重朋友、重道义、重名誉、重然诺，轻生死、淡功名，有血性、有个性，除暴安良、扶危济困、急人所难、行侠仗义，往往为了一句诺言而捐弃生命，为了名誉而抛头洒血。士可杀而不可辱，宁为玉碎，不为瓦全。

作为公民，作为国家的官员，他们爱自己的国家，忠于职责，坚守岗位，国家的利益、民族的大义高于生命，当使命不能完成，国家遇到危难的时候，宁肯牺牲自己以维护生命的准则和使命的崇高，挽救国家的命运。

令人吃惊的是，梁启超把孔子作为中国武士道的第一人。他以孔子在外交场合不惧强齐，勇敢坚定地维护并争取鲁国的国家利益为证，认为天下的大勇，没有超过孔子的，指出孔子一贯提倡尚武精神。这颠覆了一直以来人们对儒家，对孔子中庸、懦弱、无能的印象，让人们看到了孔子令人尊敬、值得崇尚的另一面。

事实上，由于复杂的政治、社会等原因，中国传统的尚武精神光大于春秋、战国时期，就是梁启超所谓“霸国政治”时代，而在秦始皇统一六国，建立专制政治体系之后，中国的武士道精神和传承其精神的人物就渐渐消失了。

梁启超在该书的长篇序言里带着悲愤的感情回顾了武士道精神归于瓦解湮灭的历程和原因，并指出这一精神的消失对中国民族性的戕害是中国近代积贫积弱，受人欺凌的重要原因之一。所以，他一再发出令人悲伤的感叹：何意百炼钢，化为绕指柔！梁启超的这个长序文笔优美、感情充沛，在当时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著名的历史学家顾颉刚先生回忆他青年时代的时候说：梁任公先生的言论披靡了一世，《中国之武士道》的长序一类文字是我的最爱好的读物。

值得指出的是，历史学家雷海宗称秦汉以后的中国文化为“无兵的文化”，就是指中国文化中“尚武”精神和“武德”的消失。他还进一步指出，只有文武兼备的人才有坦白光明的人格，文武兼备的社会才是坦白光明的社会。偏重文德使人文弱、柔佞、阴险，只知使用心计、欺诈，失去了光明磊落的风度，中国两千年来社会各方面的卑鄙黑暗都是文德畸形发展的产物。

青年时代的毛泽东也深受梁启超的影响，梁主编的《新民丛报》是他最喜欢的读物，毛泽东很赞同梁启超振兴中华武德的主张，他在写于１９１７年的《体育之研究》一文中阐述了与《中国之武士道》一样的思想。他在文章的开头即指出：“国力恭弱，武风不振，民族之体质日趋轻细，此甚可忧之现象也。”并提出“欲文明其精神，先野蛮其体魄”的主张。

总之，梁启超眼中的所谓中国武士道，不是某种身份如武士、侠客、刺客，也不是某些行为如生猛、卤莽、讲义气、敢拼命，而是一种精神，一种刚健昂扬、积极果敢、有原则、有坚持、不苟且、不委琐的生活态度。这样的精神和态度是一个国家和民族崛起和振兴所必需的。梁启超历来主张要革新国家，就要先革新国民的精神和思想。他写作此书也是为了弘扬中华民族的尚武精神，以先民的武德作为子孙后代的模范。所以，此书在当时曾作为高等小学和中学的教科书使用。

梁启超还认为，当时新知识的输入已经使中国文化的精神有丧失的危险，而书中的先秦名文能够启发学生的文学天才。的确，梁所选取的文章均为古文中的精华，不但言简意赅，叙述精当，而且生动传神，感情丰沛。梁启超以“新史氏”的名义在每篇之后所作的评论，更是字字激扬，句句慷慨，如刀如剑，使古人的武士道精神跃然纸上。那种期盼中华民族振兴的殷殷之情，对中华民族已经消失不彰的武士精神的追怀赞叹，那种恨铁不成钢的悲愤令人扼腕感叹，痛彻心肺。

《中国之武士道》梁启超著／中国档案出版社2006年６月第１版／２８．００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