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语文学广受追捧，小语种文学为何大多叫好不叫座？而同样身为小语种的日韩青春文学为何又火透半边天？

“我，签名人艾尔弗雷德·伯哈德·诺贝尔……要求遗嘱执行将我可以兑换的剩余财产兑换成现金……将利息划分为五等份……一份奖给在文学界创作出具有理想倾向的最佳作品的人……”

１８９６年１２月１０日，伟大的发明家诺贝尔逝世，他的遗嘱也正式生效。１９０１年开始至今，全世界最伟大的１０３位作家已经先后获得了这项殊荣，而２０多天前刚刚折桂的新科“状元”，正是土耳其文学巨匠奥尔罕·帕慕克。

根据对过去１０５年诺贝尔文学奖项历史的研究和统计，包括奥尔罕·帕慕克在内的所有小语种作家人数占据了全部获奖者几乎四分之三的比例，但是他们的代表作品在中国市场的销售上却并没有显示出普遍的热卖势头和对大部分读者的深远吸引力。相比之下，来自英美众多以英语为创作语言的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的作品，则更多地得到了广大中国读者的接受和追捧。这其中，定然存在着英语和其他小语种的固有差异，以及本国文化渗透力的现实差异。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了这些出版、发行的差异呢？此外，在小语种普遍弱势的情况下，来自日本、韩国的青春文学却在近一两年火爆到不得了，彻底点燃了我国青春文学读物的销售，这又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呢？为此，我们想从《我的名字叫红》入手，去探询和窥视小语种文学出版的或风光，或尴尬。

被砸中的馅饼传说

一心只想去做些新的文学作品尝试的世纪文景慧眼识金，被诺贝尔文学奖这个大“馅饼”幸运地砸中了。

诚如作家陆天明所言：“诺贝尔文学奖根本不关心中国文学，中国文学为什么要去关心诺贝尔文学奖？”即便话是如此，当奥尔罕·帕慕克获奖的消息第一时间传到东方的时候，他的代表作《我的名字叫红》中文版的热销还是已经注定了。该书中文版的责任编辑，北京世纪文景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姚映然在电话另一头回答记者的提问时显得颇为愉悦，“中国读者对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的代表作一直都是充满热情和兴趣的。根据目前的发行销售统计，目前经过３次加印的《我的名字叫红》已经发货９万册。”“全国各大书店、图书卖场的反馈信息显示《我的名字叫红》在奥尔罕·帕慕克获奖的第二天开始，就已经呈现出了销售升温的势头。”

“１３日开始后的几天之内，《我的名字叫红》就开始登上各地图书销售排行榜，并用了一周左右的时间迅速占据了排行榜的高位。”责任编辑姚映然显然已经被众多媒体的集中采访锻炼得相当熟练了。而根据记者对北京各大书店的走访，销售情况的确不错，王府井书店日平均销售超过２０本，而在各大网站的读书频道上也都被列为了首选图书。

对于《我的名字叫红》获得好的销售情况，该书的出版方北京世纪文景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在出版发行时并未估计到，而对作者奥尔罕·帕慕克的获奖，则更是全然没有预料到的。因为这部小说该公司早在８月份就已经出版了，之前一直都默默无闻，只是因为作者获奖了，借助人气的迅速提升，该书的销量才真正得到释放。可以说，一心只想去做些新的文学作品尝试的世纪文景慧眼识金，被诺贝尔文学奖这个大“馅饼”幸运地砸中了。

对于当初慧眼引进奥尔罕·帕慕克的书，世纪文景总经理施宏俊表示，当时选择的标准其实很简单，并不是想去做一本畅销书。西方的主流文学，除了英美文学之外，其实还有很多边缘文化和另类文化，这是一个很大的市场，也是被忽视的一个市场。

施宏俊说：“我们了解奥尔罕·帕慕克，也是通过他在英美世界的影响才知道的。签约引进帕慕克的书时，我们一口气就签了三本，包括《我的名字叫红》、《白色城堡》、《雪》，版税完全按照正常的文学作品来操作，绝非畅销书的价格。

小语种的小尴尬

喜欢的人会喜欢得不得了，甚至舍不得一下子把它读完。而不喜欢的人，觉得根本就读不懂。

“美轮美奂的细密画，１６世纪伊斯坦布尔潮湿、狭窄的街道，遵循伊斯兰教规的妇女的爱欲与背叛，层层叠叠、尘埃满布的君王宝库……这一切的一切对于我而言都是神秘的、新奇的。阅读《我的名字叫红》我收获到了前所未有的阅读快感。”

“《我的名字叫红》写得太弯弯绕绕，读这样一个小说，要花太多的时间去搞清它的脉络。以我现在这样的状态和年龄，对于这类需要玩智商的小说，已经兴趣不大。”

针对同一部小说，一个文学女青年和一个文学评论家所谈的读后感想却是如此地截然不同！

销售不到３个月就已经获得了发行９万册的成绩，《我的名字叫红》的确堪称“诺贝尔金牌指引下的成功典范”。但是在记者的探询过程中却也发现，虽然销售量不小，但是读者纷纷掏钱购买的初衷却也不尽相同，有相当一部分是听说了获奖的消息和对诺贝尔文学奖存在一贯的追捧，于是带着对新作品的好奇和对大作家的景仰而付费的。这一点上，国人所表现出来的从众心理、对新鲜作品的好奇心，和对待电影的态度基本是一致的。因此，亲自阅读之后的评价也常常和电影散场后的观后感一样，和自己最初的想象相差甚远。

《我的名字叫红》中文版面世后，得到的市场反响特别有趣，喜欢的人会喜欢得不得了，甚至舍不得一下子把它读完。而不喜欢的人，觉得根本就读不懂。这种现象不仅发生在一般读者身上，也发生在作家圈内。施宏俊表示：“我们不是要把奥尔罕·帕慕克的书打造成一本大众畅销书。大家对这本书有争议，才是这本书最大的魅力。”

在中关村图书大厦，当记者询问是否担心获奖者的图书相对晦涩难懂时，一位刚刚付过款的女士表示：“可能会存在这样的问题吧，但我想得奖的书总还有看头的。”一位男士也表示自己肯定会买一本看看，“作为读者我很好奇获奖者作品到底是怎样的。”此外，不少普通读者浏览过后却反应一般。他们认为帕慕克在小说中插入了大量宗教文化，倘若对土耳其、奥斯曼帝国历史没有一定的了解，连进入该书文本都是件非常困难的事。对于该书出现的多个叙述者自说自话的表现，有读者也表示难以接受，认为它们在打乱了小说整体和谐的同时，还造成了语义混淆。

针对这样的情况，通读过土耳其语版原著的《我的名字叫红》的中文译者沈志兴教授表示，小说故事其实很有意思，但对读者要求较高，“毕竟书中涉及了很多伊斯兰文化以及土耳其的历史”。评论家何平也指出，这本书所牵涉到的历史知识、宗教知识、美术史知识太多了。这本书的信息量太丰富了，如果书再版最好让作者加注。

另据了解，虽然诺贝尔文学奖在一定程度上为作品销售大力助推，但却并不适用于所有的书。引进了２００２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匈牙利作家凯尔泰斯·伊姆雷的《无命运的人生》、《惨败》及《为一个未出生的孩子祈祷》中译本独家版权的上海译文出版社，就曾经遭遇过《无命运的人生》只销售了６０００多册的尴尬。上海译文出版社一位编辑则介绍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作品“叫好不叫座”很常见。一方面是由于获奖者对于国内读者而言，越来越陌生；另一方面，近年来大量的小语种作家获奖，其作品的内容涉及很多本国风俗、文化、历史典故和地方称谓，很不好懂。

其次，作品翻译水平也是个大问题。从事《我的名字叫红》翻译工作的沈志兴教授介绍说，土耳其语不仅是小语种，而且是冷门，在翻译过程中，为了更深层次地理解奥尔罕·帕慕克的原著，他不仅重温了中亚史、土耳其史、土耳其风俗人情等相关知识，还去学习奥斯曼帝国历史，让自己脑海中的土耳其变得完整而清晰。

小语种的大风光

在良好的社会引导和媒介推广的铺垫下，由出版社针对读者的兴趣、口味和阅读能力，量身定做，成功自然水到渠成。

中国社科院外文所研究员宁瑛认为，对于读者的阅读，应该给予引导。我国出版市场对读者的阅读引导还存在一定的问题。英美文学之所以流行，可以说媒体起了很大作用。同样，来自日本和韩国的青春读物、电影、漫画、游戏等出版物在中国的风行也是基于此种原因。

由于日本、韩国的文化脉络与中国相连，相关的风俗习惯也大量近似，在图书以外的文化领域所进行的交流活动多年来也极为频繁，因此日本和韩国文学作品的中文版出版发行境况，与西方国家文学作品大不相同。记者在王府井书店看到，在外国文学陈列区，特别设置了两排日本文学和韩国文学书架。书架上琳琅满目，粗略统计一下，书的品种大概相加可以达到２００种以上。从内容上分类，除了日本文学在侦探、恐怖、悬疑、魔幻领域有相当一部分作品外，两国的文学作品基本都是面对青少年读者的青春读物。其中以韩国的可爱淘的作品最多、最畅销。

由日韩青春文学的“另类”风行，或许可以总结出如下原因：在文化相通、互联、互动的大基础上，利用电视、电影等工具，通过娱乐、信息等产业的合作，最终实现文化差异的相对消除，从而实现文学作品的成功嫁接。这也就是所谓的对文化产品的全方位、整体推介。对其国家、民族、自然、历史等等统统不了解，甚至连地理位置都不大确定，就贸然端起一本他国名著，想来也是很难接纳和领会的。

在良好的社会引导和媒介推广的铺垫下，再由出版社针对读者的兴趣、口味和阅读能力，量身为读者引进制作优质的外国文学作品，成功自然就水到渠成了。

适逢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在北京召开，我国出版业界不知是否会借此机会掀起一次非洲文学作品的出版热潮呢。想必，一定已经有人在操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