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小卫（重庆出版集团董事长）：出版、发行、印刷各个环节都要遵守游戏规则，实行诚信经营，各个环节是一个利益共同体，所以应该联合起来。诚信、自律、法制建设，三管齐下，共同营造良好的行业氛围。

郝振省（中国出版科学研究所所长）：目前文化产业缺乏文化，一些编辑缺乏文化品位、文化理性、文化修养，书业生产的文化品位有待加强。

高明光（中国图书评论学会会长）：出版业需要专家、学者型的编辑。出版业需要引进有造诣、有发展前途的人才。我们要拿出具体措施来培养这些人才，出版社的领导要舍得投入。

亓越（江苏新华书店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2007年我们要在主业稳定增长的前提下，拓展多元经营，包括期刊经营，切实有效地改善市场经营状况。

汪继祥（中国科学出版集团董事长）：出版要做好三个转化：产品运营向资本运营转变；纸介质向数字化的转化；出版商向内容提供商的转化。

从体改中拓空间

把握改革关键期

任慧英（辽宁出版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经过前一阶段的改革，中国出版单位正在从过去一个格式下的事业单位或向企业转变。中国出版业可分为五种生态：（一）在党政机关内部，作为党政机关的一个机构；（二）事业单位企业化管理；（三）转制为企业，执行企业法；（四）实现改制，进一步执行公司法；（五）向进入资本市场的规范化公众出版企业转变。这五种状态说明中国出版业正面临着改革发展的大好时机，但它又说明，中国出版改革之路任重道远。当体制确定之后，它还需要不断完善，并要求逐步形成与之相适应的机制，因此中国出版业今后还有许多工作要做。

王建辉（湖北长江出版集团总经理）：2006年，集团逐步做到“三统一”，即人力资源统一、财务资源统一和业务资源统一。改革基础工作已经基本到位，所谓“万事俱备，只欠东风”，而“东风”便是１０５号文件和龙新民署长的报告。

罗小卫（重庆出版集团董事长）：重庆出版集团整体转为企业，试转期已经全部完成。按照中央１４号文件的要求，出版单位在转制之后，要在条件具备的情况下实现投资主体多元化。

朱建纲（湖南出版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改革一直在进行，现在到了关键期。湖南出版集团与下属出版社是子公司和母公司的关系，各分公司既有充分的自主权又有压力。集团实行人事制度改革创新，干部不分级别，全部竞争上岗，员工薪酬取决于效益指标和导向指标，实行同岗同酬。

石玉平（内蒙古新闻出版局局长）：2007年内蒙古自治区庆祝成立６０周年并承办中国西部文博会，这对于内蒙古出版业而言无疑是一大有利时机，我们将立足实际，抓住机遇，积极推动并深化出版体制改革。

胡勋璧（湖北知音传媒集团公司总经理）：改革要机制先行。外面体制改革，内部机制改革。内部机制改革是长期任务，无论在体制改革前还是体制改革后都要进行。

落实配套政策是难点

王建辉：１０５号文件如何落实是改革的瓶颈。在具体操作中，个人账户如何落实等群众利益问题较为突出。

汤汉清（云南出版集团公司董事长）：改革的难点在于落实改革配套措施，尤其是如何落实１０５号文件。上面政策明确，但下面执行困难，使政策不能落实。问题的原因在于，基层部门的改革目的不明确、观念不明确，很多部门还是在为改革而改革，为部门狭隘利益而改革。

汪继祥：集团改革大方向正确，但在计划体制的影响下，新机制的建立仍需进一步探索，主要困难停留在“人到哪里去、钱从哪里来和注册经营范围”三个问题上。但是，只要目标明确、态度坚决、认识一致，困难就可以克服。

罗小卫：改制是一项复杂的工作，如果“只有路线图，没有时间表”，没有全国强大的舆论氛围，出版单位在整体改制时就会遇到很大的问题。改革中最困难的环节是观念问题，要避免“人转、思想不转”的弊端，转变观念可能需要一个较长的过程。我们还应认识到，改制比转制更为艰巨，转制的企业继续进行改制仍是一场大革命。改革没有现成的政策和模式，需要各个职能部门的协同支持。

朱建纲：改革改到深处是体制，改到难处是人。在体制方面，多元化改造已迫在眉睫；在人员方面，老员工的身份转换和社保问题是难点。现在湖南集团用５０００万元解决了人员问题，但是其中仍有问题，即按社保能否转换职工身份及是否还有其他方式。

哈九如（上海新华发行集团董事长）：改革的核心问题是增强活力，这就要求完善治理结构，关键点是股权分置，一股独大不行。另外，经营团队要市场化、职业化。

构建和谐集团

黄尚立（广东出版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2007年，集团在基本完成中宣部、新闻出版总署赋予的体制改革试点任务的基础上，把工作重点放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深化体制改革，集团完成出版社公司制改建的基础上，继续对集团所属单位实施企业改制，对有条件的单位实施股份制改造，塑造合格的市场竞争主体。（二）加快机制创新，集团将积极探索建立出版单位的公司治理结构，以市场为导向对出版单位进行组织结构调整，积极开展业务重组与流程再造，探索出版社在选题决策、项目运作、市场营销等方面的机制创新，力争形成快速的市场反应能力。（三）构建和谐集团，集团在初步解决制度安排、战略选择等重要问题之后，将启动集团“文化立企”工程，落实“人才工程”和“名家工程”的各项措施，系统建设企业文化体系，力争构建一个正气昂扬、人尽其才、和衷共济、公平公正的和谐集团。

周立伟（浙江省新华书店集团公司董事长）：十六大以后，中央提出和谐共建的思路。深化改革也需要和谐共建。目前我们这个行业的不和谐表现在书和读者见面的机会越来越少、信息流不对称、物流不畅、资金流面临断裂等问题，再加上新技术、数字化、网络化是出版业的表征，所以我们要解决产业链的和谐共建问题。

倪志敏（安徽新华发行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改革离不开创新，2007年是我们集团的改革创新年，制度创新是根本。围绕对改制试点企业的要求，我们要三步并做一步走。这三步分别是产权多元化、三项制度改革、整体上市。提高企业核心竞争力需要战略投资，包括网络、渠道、印刷、团队建设等都需要投资，所以企业要上市融资。同时我们也提出三个概念，即中部地区、新农村建设、文化产业。

汪继祥：加大中央部委出版社改制力度，改变目前改革不平衡现象。主管部门应该借鉴国企改革经验，研究出版改革问题，采取措施，催生一批真正有实力的出版集团。

王亚非（安徽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总裁）：集团将在改革中进一步落实有关政策，做好员工的思想转变工作，签订全员劳动合同，增强市场竞争的能力、勇气和手段。

齐峰（山西出版传媒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深化体制改革仍是出版集团2007年的工作重点，山西出版集团要实现整体转制，要进行企业化和市场化运作，为深化改革、做大做强提供保障。

罗小卫：明年，集团的主要任务仍是巩固转制成果，为进一步改制做准备，并在集团内部选择几家条件成熟的子公司、分公司作为改制试点。中宣部和新闻出版总署能不能对全国出版社改革进行分类指导，实行政策倾斜。

从“三走”中觅商机

齐峰表示，“三走”很简洁，它涵盖了出版集团做大做强的目标。从操作层面上讲，“三走”是拓展市场的问题，实际是要求出版单位走向国际、国内两个市场，是做大做强产业的问题，我们要扎扎实实落实好。

任慧英认为， “三走”首先需要以体制、机制为基础。中国出版企业要成为市场主体，而市场主体必须是规范的企业经营者。比如“走出去”，国外出版企业不会和事业体制的中国出版单位合作，因为不是市场主体的出版单位，如果依照政策进行管理，就没有法律作为保障。所以，中国出版单位要具备与国外出版企业合作的能力和实力，就要积极进行体制改革，之后才能利用国外的市场网络，使我们的产品进入国外市场。

上海世纪出版集团总裁陈昕表示，当前，中国出版业处于一个转型期，在转型过程中会遇到很多问题，总署从这个实际出发对出版主体的改革发展从战略层面上提出了具体要求，指明了道路。如果中国出版业真正实现了“三走”，就能在更大程度上满足读者的新需求，实现新一轮发展。总体来说，三走的实现需要宏观管理部门、各级政府部门和市场主体共同努力。

河北出版集团管委会副主任李保平指出，“三走”为加快专业出版和大众出版发展提供了启发性思路。它是出版界应对出版形势变化的良方，但还需要把传统的出版向现代化改造，多种形式并存，如发展数字化，用现代出版手段改造、升级传统出版。

山西省新华书店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张金柱表示，随着教材教辅利润的日渐减少，读者特别是年轻读者的逐渐丢失，书店应将走下去、走开去落到实处，要进农村、进工矿、进学校。“三走”不是形象工程，它可以切实帮助我们培育未来的读者。

“走出去”：纵深打造渠道

陈昕：对于“走出去”，我们应该看到，在整个国际市场上，内容主要供给者还是外国出版集团，我们在国际图书市场还没有建立渠道，对海外客户也不了解。走出去不仅仅是一种对外宣传，我们的目标是占领国际市场，我们的产品要真正到达外国读者手里。这就要鼓励中国出版集团和海外主流、大型的出版集团合作，通过合作方式使我们的产品真正走出去。另外，我们还要改变过去的思路，不仅要让外国人知道传统的中国，更要让他们了解一个现代的中国。中国经济在发展，全世界都不能无视这个力量，他们要和我们进行合作发展，因此他们对现代中国感兴趣，这是一个机会。我们需要和海外出版集团合作，他们会按照海外读者的需求进行设计。在这个过程当中，别人的渠道和业务平台都能为我所用。走出去也需要政府部门的扶持，政府要看到这不仅是一个对外宣传的问题，更是一个出版产业的发展问题。

王亚非：“走出去”面临机遇，现在很多国外出版机构、大学、影视机构都关注中国，希望与中国出版机构取得合作。问题的关键在于，我们要练好内功，要做可以走出去的好产品，而不是急于找合作对象。按照我的经验，国际市场永远存在，客户永远存在，渠道可以开拓，适销对路的产品才是关键。安徽出版集团明年的重点工作是做一些适合国际合作的适销对路的产品。出版业自身要提高做书本领，现在“走出去”的图书多为语言类，较少涉及中国目前的科技、文化，因此我们可以开创多种路子。

李保平：“走出去”提示我们用全新思维开拓新国际市场领域，把中国文化、历史介绍到国外，比如世界上现在兴起了学汉语热，我们就要采取措施配合。“走出去”的关键是了解国外读者需求和阅读习惯，把握脉络，这样才能迈出实质性步伐。

罗小卫：重庆出版集团在“走出去”方面的工作具有典型性。《重塑神话》是我们集团今年的一个亮点，需要做深做透。在未来三年里，我们要把它做成重庆出版集团的品牌，做成中国“走出去”的一个品牌。

黄尚立：集团将坚持“实事求是、量力而行”的原则，按照“港台地区→东南亚华文区→国际华文圈→西方主流市场”的路径，通过出版物出口、版权输出和对外直接投资等多种形式，积极参与国际传媒业竞争，稳妥地开拓海外出版市场。集团将进一步完善“走出去”的组织机构和队伍建设，培养和引进一批具有国际视野、熟知国际出版市场的专门人才。集团将对所属出版单位重点引进的图书给予版税补贴，对输出图书给予翻译费补贴。印刷复制企业也将积极发挥粤港外向型经济优势，积极开拓海外印刷复制业务，扩大集团印刷复制加工贸易出口。

汪继祥：“走出去”要坚持政府推动、企业主导和市场运作三方面相结合。“政府主导”要求建立长效机制，完善政策，切实落实；“企业主导”要求把企业动力挖掘出来；“市场运作”要求互惠互利、双赢。国际出版集团的一个重要指标是版权所占份额，国内出版集团还要在这方面有所加强。

石玉平：内蒙古出版单位已在蒙古国建立书店、招标三种教材，在此基础上将在乌兰巴托投资建设一个规模较大的印刷中心，充分利用邻邦关系，使内蒙古的出版业更快地“走出去”。

“走下去”：服务公众文化

陈昕：“走下去”，就是要大力推动新闻出版业面向基层、面向群众、面向农村，努力拓展报刊、图书、音像制品市场，提升新闻出版的公共文化服务水平。出版单位要真正实现“走下去”，市场主体的行为规范相当重要。目前，一些工作室的低劣图书通过低于４０％的折扣方式在二线城市、三线城市流通，这些图书并不能真正满足农村地区、贫困地区读者的文化需求。这种手段阻碍了好书进入二、三线城市及至贫困地区的图书市场，出现了劣币驱逐良币的情况。一个出版集团需要推出好书，而各级出版管理部门也要规范管理秩序，真正保证实现“走下去”。

王亚非：集团已经开始做“走下去”工作，建成了大规模的作家书屋，明年还准备复制２～４个。我们希望出版局等单位多资助一些，集团从管理、运作层面上多投入一些。

罗小卫：“走下去”是需要出版集团切实落实的一项工作，这项工作要和新农村建设、社区建设结合起来，和构建和谐文化结合起来。重庆出版集团计划明年至少完成１０个小区的图书阅览室免费建设工作。这其中也蕴藏着商机：我们支援小区建成阅览室，免费提供图书阅览，在为读者办理阅览证时就可以获取他们的资料，并由此实现读者资源客户管理，定期给他们免费寄送新书书单，将一些潜在读者开发成最终的消费者。

李保平：“走下去”就是要深入基层，要为农民和农村提供买得起、看得懂、用得上的出版物。

“走开去”：延伸产业链条

陈昕：“走开去”实际上是一个价值链和产业链的问题。在数字化时代，同一个内容可以在不同介质上表现出来。另外，内容不再是单一内容，数据库可以为不同的读者和客户提供内容，小定制可以变为大规模定制。“走开去”的前提是要充分利用数字化趋势并运用信息技术。这方面也需要政府制定产业化政策，打造数字平台，完成大规模定制，使内容不断增值。

王亚非：出版产业必须要有一个上下的产业链。个人认为“就出版谈出版”有很多局限性，出版市场毕竟有限。有产业不一定有市场，而是市场决定产业，好多人在这一点上还有认识误区。我们要沿着产业链走开去，创造市场，促进产业发展。

王建辉：长江出版集团已经涉足 “走开去”，将出版已向影视、网络等媒体延伸，如文学作品改编成电视剧《张居正》。“走开去”就是把出版业扩大，放大出版业优势。另外，“走开去”还应增加一个层次，即资本持有方式也应该走开去。

罗小卫： “走开去”就是我们所说的蓝海。传统的纸质媒体必须把相关的传媒媒体联合起来。“十一五”期间，重庆出版集团将创立平面媒体为主的卡通动漫创意产业基地，用优惠的政策、优质的项目打造创意产业基地，这一项目将在2007年全面启动。“走开去”将是重庆出版集团“十一五”期间最大的经济增长点。

李保平：“走开去”是出版业的真正出路，但还需要解决源泉问题，需要从三方面进行加强：加强和作者的联系；加强古籍资源的开发；加强和科研机构的联系。

从数字化谋突破

罗小卫： 目前的数字化出版在认识和力量方面都存在问题，需要总署牵头来做这项工作。

齐峰： 对于山西出版集团来说，数字化战略尤为关键和迫切：一是要用数字出版提升传统出版，做到现代出版与传统出版相融合；二是要用数字出版拓展传统出版，用数字出版带动出版集团的数字化、信息化、网络化，两者相互结合、相互促进。

哈九如：数字化为我们提供了机会和挑战。其中，转变增长方式是核心，比如新闻出版和广播电影电视之间的跨媒体发展，可以培育新的产品、新的领域。同时，数字化也可以为我们节约资源，降低供应链中的成本浪费。

郝振省：数字化已经全方位、全角度地向我们席卷而来。对数字化的重视程度应该提到一定的高度，除理念提升外，还应措施到位。

王亚非：技术革新肯定会出现。企业在使用新技术、推广新技术的时候，一定要结合自身实际，考虑市场的接受情况。

罗小卫： 数字技术可以实行“拿来主义”，然后一定要将其推广好、运用好。我们也要充分理解中国传统的阅读习惯。中国国民对传统文字、图书阅读有很深的情结，即使数字化高度发展了，中国民众可能也不会摒弃传统纸质媒体。

黄尚立：出版业的升级和转型不可避免。集团将实施以内容资源为核心的多媒体经营战略，探索网络时代下新型的出版形态和商业模式，形成集内容创新、生产、传播、服务于一体的新型产业链，从传统出版走向现代内容产业。集团将重点抓好以下三个方面工作：一是加快信息化建设步伐；二是实施出版数字化工程；三是适时介入新技术领域。

王建辉：现在出版业的形态阻碍了内容发展，急需解决出版形式问题。基本手段决定产业发展方向和格局，数字化出版将成为出版基本手段。为此，长江出版集团非常重视数字化出版，召开数字化出版工作会议，制定发展思路，成立数字化出版小组，各出版社成立数字化编辑室，用数字化手段实现出版生产数字化。

汤汉清：对于数字化，各出版单位不能一哄而上、盲目扩张，而要渐进而行，要通过市场行为和市场机制认真实现出版数字化。云南出版集团去年对全省县以上新华书店发行系统进行连锁信息网络化改造，所有门市全部采用ＰＯＳ机和ＰＣ机售书，实现了全省出版物从进货到售书全信息化管理。

汪继祥：数字化出版作为出版形态的新构建，是出版业升级换代的工作。目前，中国出版业承受着两方面的压力：一是国际上发达出版商走在数字化出版前列，这对国内出版造成了压力；二是出版业受到ＩＴ业入侵，但出版界还没有意识到这一点，缺乏战略眼光。中国科学出版集团的目标就是建成“一个平台、两个中心”，即建立集团科技内容资源平台，以适应数字化出版和内容产业发展的需要，同时将集团建设成中国优秀科技成果中心和国外优秀科技成果的的引进中心，建设成以科学、技术、医学、教育为主要领域的高水平、综合性、国际化的传媒企业，使之成为集图书、期刊、报纸、文献信息与服务、网络出版、进出口、印刷等为一体的中国科技出版旗舰。

孙向东（北京市新闻出版局局长）：总署在这次会议之后，突出抓全国新闻出版行政系统的数字化政务软件，要出台各地政府配套落实的具体硬性措施，要提出总规划和具体要求。

从结构调整促发展

齐峰：山西出版集团成立之后明确提出，必须调整图书产品结构，转变增长方式。出版集团要做大做强主业，就要出好书，出品牌书。山西出版原来严重依赖教辅，而且教材教辅所占比率也很大，所以结构调整的任务很重。现在，我们既要保证质量，又要保证速度，实现健康发展。

王亚非：出版社要面向专业、面向大众，这是趋势，但也比较困难，在改制过程中尤为困难。安徽出版集团每年拿出３０００多万出版基金，专门奖励一般图书的销售和制作。一般图书只要能做到“专、精、细、特”，就一定会有市场。

王建辉：现在的出版是教材经济，结构性矛盾突出，出版业总体上总值增长尚不明晰。为此，长江出版集团采取两个办法：第一，加大一般图书出版力度，实施“一体三翼”战略，一翼是有效地提高市场占有率，三翼是强化大众出版、优化教育出版和合理化专业出版。第二，扩大出版内涵和外延，延伸出版产业链，努力发展关联产业。

汪继祥：出版要调整结构：加强一般图书出版，拓展渠道，拓展优势产品；延伸专业出版产品线，建立品牌，扬长避短；保持教育出版品牌。

石玉平：内蒙古出版单位立足推出一批突出地区特色、民族特色、时代特色的优秀出版物，如具有１亿多字的百科全书巨著蒙古文《大藏经》、具有鲜明民族特色的“内蒙古旅游丛书”（１２卷）等；同时，我们还将努力明确蒙古文出版单位的公益性质，整合出版资源，争取加大政府投入，科学合理地确定民族文字出版规模、数量和结构布局，不断开拓民族文字出版物市场，为自治区６０年大庆和西部文博会顺利召开做出新贡献。

建立新型服务主体

转变政府职能

上海新闻出版局局长孙颙发言中提到，加强管理是一个老话题，但是现在出现了新情况，出版单位在转企之后的双刃剑效果已经比较明显地体现出来。转企之后，很多出版单位的行为方式和思考趋势都在发生变化。2006年年底事业单位增加工资，所以出版单位员工的思维转换压力会很大，管理部门要对之加以关注和重视。

从选题管理角度来讲，现在出版社从上至下经济压力很大，因而此时的选题把关尤为重要，管理单位否决一本可能成为畅销书的选题，对一个出版社来说可能是几十万的利润损失。上海新闻出版局的做法让业界眼前一亮。孙颙介绍说，上海局从去年开始不仅重视选题管理，而且帮助出版社实现选题优化，他们组织了一支十几个人的队伍，全部是刚刚退休的出版社的社长、总编辑，每两个人负责一个出版社的选题把关、选题优化，每半年向局里提供一个选题监察报告，效果十分明显。新闻出版局不单纯是监控把关的管理部门，而是变成了切身为出版单位谋发展的好帮手。

广东省新闻出版局局长陈俊年也表示，随着出版产业的发展，政府职能面临着转型，在加大管理力度的同时，政府行政管理部门的管理思想、思维和方式也应该有相应的转变。

出版管理政策应该从发展产业的角度、从改善和加强党的领导角度，做出一些调整。陈俊年说，把握这种调整的总体思想就是，政府部门应该支持企业走向市场，同时要加强管理，从政策上、视角上、思维上、管理的模式上积极引导。出版产业也属于经济领域，新闻出版管理部门的职能和管理方式也应该像其他经济领域的行政管理部门一样，随着行业变化、市场变化做出调整，以更好地适应和引导市场。

孙颙认为，政府职能转变任务十分艰巨。政府应该在某些方面加以改善，如局长会议发的工作要点材料中提到，新闻出版行政部门逐渐由“办”新闻出版向“管”新闻出版职能转变，建议改为“办”新闻出版为主向“管”新闻出版为主转变。新闻出版总署办书市，地方新闻出版局在各地办书展，政府职能中仍有“办”的功能，“办”不是指“办”出版社，而是有一些“办”的内容，像农村书屋等一些公益性的服务，还是行政部门指导在办。北京市新闻出版局局长孙向东认为，在做强主体、做大主业方面，在国家重大工程的资金使用上，要区分如政府采购等的公益性公共服务和服务于市场的管理服务。

协调所得税退税

孙颙谈到一个值得业界深入关注的问题：现在不少出版单位转企之后，所得税退税全部退到企业集团，政府在这方面应该出台导向性政策。孙颙以上海为例说到，原来上海２０多家出版社的所得税退税全部退到新闻出版局，新闻出版局可以统筹管理，按发展需要协调分配使用。上海新闻出版局将退税的１／３用于支持发展重大出版项目，２／３用于像印刷行业等对技术、设备要求较高的企业的技术改造。现在所得税退税全部退到企业集团，建议政府以导向性政策，引导企业集团正确合理使用这部分退税。现在部门企业集团将退税大部分用于支持重大项目建设，支持出版主业发展，也有部分集团迫于改革的压力、社保的压力以及物流、仓储等方面的建设压力，将退税资金用于其他方面，而很少用于重大出版项目的建设。

所得税退税这部分资金十分庞大。据估算，“十一五”期间上海这一部分的退税税额将达到３亿人民币，如果将其中的１／３用于支持重大出版项目，将会对历史传承、文化积淀做出重大贡献。

孙颙建议，以后出版企业在申请出版基金的时候，政府管理部门可以制定配套政策，如企业要想申请国家出版基金，必须在出版企业自身也设置相应的资金。龙新民署长对此表示赞同，他表示，总署会将此作为重点问题进行深入研究。

加强出版物质量管理

总署将2007年定为“出版物质量管理年”，各省（市、区）出版局局长纷纷表示政策的发布恰是其时。河北省新闻出版局局长杜金卿表示，加强出版物质量管理，反映了政府和社会对出版行业的要求，抓好“编、校、印”质量，出版管理部门责无旁贷。河北省新闻出版局组织开发了一套出版物差错率统计软件，能在十几分钟之内较为准确地查出一本３０万字图书的差错率。他们还专门成立了印刷产品质量监测站，并定期将监测结果向当地媒体通报，这些切实狠抓的做法都起到了很好的作用，河北省各出版社出版物质量在过去一年有了明显提高。

找准版权工作“抓手”

培训注重针对性

北京市新闻出版局副局长王野霏认为，首先要提高老百姓对于版权工作的认同感，应让群众充分认识到，版权工作对于广大人民群众、对整个国家的长远利益是有好处的。版权专家和版权工作者要把版权工作解释清楚，进行正确的舆论引导，这一点十分重要。山东省新闻出版局副局长杨学锋认为，版权工作宣传教育及培训应更加注重针对性，对不同领域、不同岗位的人群进行侧重点不同的宣传教育和培训，才能有的放矢，效果明显。他提出，特别要加强对一些特定人群的宣传工作，如新闻媒体从业人员。许多记者不了解版权方面的相关法规，因而出现了一些不正确的报道甚至是不正常的炒作，对公众进行了错误引导，给版权工作的正常开展带来了阻力。山西省新闻出版局副局长张明旺也认为，在对版权工作人员进行培训教育时应划分目标人群，如可分为领导干部、版权系统基层执法人员、大卖场的销售经理等等。

明确执法主体

2006年，上海市版权工作开展得有声有色，上海市新闻出版局副局长楼荣敏在全体大会上同与会代表进行了经验交流。他表示，在推进企业软件正版化时，版权局牵头，联合几个部委同时开展工作，效果很好。安徽省新闻出版局副局长徐发成认为，明确版权局这个执法主体，创新方式，注重实效，在发挥自身执法主体优势和专业优势的基础上，协调、借助有关部门的力量，对于提高版权工作的社会认识度、树立执法单位的权威性有很大的推动作用。陕西省新闻出版局副局长陈建国也强调了执法主体的重要性，他认为，只有强有力的执法主体才能在执行版权管理中不受争议，才能进一步树立起威信。吉林省新闻出版局副局长雒书秋认为，版权工作的专业性非常强，应设立一个准入门槛，同时要尽量留住已经培养好的人员，还应加强版权产业的统计工作，调查相关产业的现状。与会代表普遍表示，2006年国家版权局大力推进企业正版化工作和计算机预装正版操作系统，为版权工作找到了一个很好的“抓手”。建议2007年继续抓住社会热点问题，展开版权相关知识的普及工作，并加强督导，专项行动不宜过多，但一定要有，以强化对市场的监管作用。

健全服务体系

北京市新闻出版局副局长王野霏认为，推动版权工作。健全服务体系是重中之重。版权工作如何从知识产权工作中突出出来，如何进入经济建设的主战场，如何用文化创意产业带动版权工作，是当前版权管理部门必须考虑的问题。北京市正在推进通过选择高端数字领域，做数字领域的登记备案、授权保护，加强服务体系的建设。建议国家版权局应在战略层面上进行规划，把版权的服务体系建立起来，规范版权的使用和保护。

立足体制机制创新

全国新闻出版局长会议上，来自全国３９家党报集团的二十几位代表围绕着报业集团体制机制创新、管理模式和管理手段创新、内容和形式创新，进行了面对面的交流讨论。

“从去年开始，报业快速发展的速度和势头突然放慢了，其重要原因不是来自新媒体的外部挑战，而是报业内部不思改革、不思创新。”南方报业传媒集团总经理钟广明一再强调报业增速放缓的重要原因是报业自身缺乏创新，“改革开放二十多年来，纸介媒体在创新上没有多少革命性进展，全国所有的报业集团都还在沿用一种旧的管理模式——二级核算管理，这种管理模式存在很多弊病。在这种管理模式下，报业集团的二级单位成为比较独立的利益集团，逐渐出现资产分离，对报业集团整体事业发展和经济效益增长形成阻碍。”

河南日报报业集团总经理张建则指出，“改制中最困难的工作是管理改革。管理既包括政策层面——主管部门的管理不能用意识形态的特殊属性掩盖报纸作为生产单位的经济组织一般属性，也包括对报业作为生产单位的管理——改革要为发展服务，而目前报业改革具体的经济政策却不配套；从报业内部来说，管理还包括要发展什么和如何发展。报业集团要发展，单纯依赖报纸还不够，因为报纸的承载力很有限”。

对于新媒体的挑战，与会代表则普遍认为，这种挑战存在，但不必为此惊慌。“网络媒体的盈利模式还没有根本解决，网络对纸介媒体的依赖性还很强。”羊城晚报报业集团总编辑张宇航对纸介媒体的发展充满信心。但是，他还指出，对社会、科技，包括科技在传媒领域日新月异的发展，纸介媒体一定要重视。“只要我们纸介媒体整合起来，共商对策，我们和网络媒体就可以和谐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