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并没有将世界连成一个整体，而是互相冲突的世界观在竞争由于全球化带来的收益，造成的将是分崩离析，是蔡爱眉所谓的“起火的世界”，而不是“平的世界”或者“合作的世界”。

全球化，一个耳熟能详但从来都充满争议，没有解释清楚的词语。在这一词语及其相关论述编织而成的“密林”里，世界范围内的经济体崛起和普遍消除绝对贫困的努力，被视为全球化的最大功绩。

不可否认，全球化带来了普遍的经济增长和人均收入水平的改善，因此有理由对全球化保持乐观的心态。尤其是新兴技术以及网络的兴起，更让乐观主义者对全球化的未来充满期待。在他们的笔下，鼓舞人心的字眼不时闪现，仿佛美好的世界明天就会来临。托马斯·弗里德曼写道，“世界是平的”，这是其中的典型呼声；而《维基经济学》也让人对“通过网络实现大规模协作”、把世界真正变成一个“地球村”充满期待。

不得不承认全球化带来的成就，这是无法辩驳的事实。中国在这一轮全球化过程中，也是受益者。但同时也需要承认，全球化有很多不完美的地方。用强制的方式推销“自由”的理念，用金钱购买“民主”，这是全球化的反对者对此的概括。也就是说，在自由的口号下，全球化推行的是一种“帝国的野心”，卡瓦纳和曼德尔在《经济全球化的替代方案》中指出，这种帝国的野心在伊拉克战争打响的时候，就预示着失败了。

而全球化造成的另一个困境则是贫富差距的拉大，这种贫富差距的拉大不仅出现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而且出现在发展中国家内部。卡瓦纳和曼德尔指出国家之间的贫富差距拉大，实际上意味着国际不公平的程度进一步加深，加上亨廷顿阐释的“文明的冲突”，导致全球化并没有将世界连成一个整体，而是互相冲突的世界观在竞争由于全球化带来的收益，造成的将是分崩离析，是蔡爱眉（蔡爱眉著《起火的世界——输出自由市场民主酿成种族仇恨和全球动荡》，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所谓的“起火的世界”，而不是“平的世界”或者“合作的世界”。

同时，在落后国家内部的冲突也变得越来越激烈。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ＷＴＯ构成的三位并不一体的框架，在给穷国贷款的同时，附加开放贸易、政治改革等一系列条件，结果并没有使得穷国最基层的人民获益，反而是政治家攫取了其中的大部分利益，普通民众的境况改善不多。尤其是在拉美政权频繁更迭，对民众福利产生严重损害。伊斯特利在《在增长的迷雾中求索》提到赞比亚的例子，援助使得赞比亚的人均收入下降到了６００美元，比赞比亚刚刚独立时低了１／３。这种落后国家内部的困局，也让人对全球化充满了怀疑。除此之外，卡瓦纳和曼德尔对大公司在全球化中获益、并且用金钱购买民主的行径也进行了谴责。

经济学家内部对全球化的态度也开始南辕北辙。世界银行的经济学家、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斯蒂格利茨在《全球化及其不满》中，也猛烈抨击了全球化，他认为在国内体制不健全的情况下，新兴市场国家向外国资本开放金融市场会造成经济崩溃。金融危机带来的恶果至今还让人心有余悸。１９９７年亚洲金融危机后，印度尼西亚发生大规模种族暴力事件，而受此风波累及的阿尔及利亚有２５００人丧生。对于ＩＭＦ、世界银行和ＷＴＯ推动的各项看起来旨在促进发展中国家开放金融体系，以便从全球化中受益的政策，可能也是导致穷国内部贫富差距拉大的原因之一。斯蒂格利茨由此评论到：假如凯恩斯知道现在ＩＭＦ是这么运作的话，他一定会从坟墓里面跳出来。

另外一个批评来自另一位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卢卡斯。在《为何资本不从富国流向穷国》一书中卢卡斯指出一个明显的悖论。通常而言，穷国的劳动力成本低，富国的劳动力成本高，资本从富国流向穷国的话，就会有较高的资本回报率。但统计却表明资本主要仍旧在富国之间流动，流向新兴市场国家的资本尽管数量不少，但与富国之间流动的资本相比，仍旧是小巫见大巫。资本的嗅觉是最灵敏的，但资本全球化的趋势并没有全心全意拥抱穷国。

克劳斯·科赫在《市场的贪欲：国家在世界经济竞争中无奈》中则重点强调了欧洲福利国家在全球化冲击下，失业大潮席卷而来造成的福利政策失效，而国家在面对市场贪欲吞噬一切的情形而没有任何作为。尽管科赫最后的建议认为需要重组欧洲福利国家，并且为了维持重组过程中的社会互助和团结，需要“文化”革命，这种观点潜在的危险比全球化本身恐怕更甚。

有批评总会有辩护，不同于卡瓦纳和曼德尔的“替代策略”，米什金在《下一轮伟大的全球化：金融体系与落后国家的发展》含蓄地批评了上述观点。他指出当下的经济已经是一个开放经济。国家之间的收入差距拉大并非全球化本身的过错，而是由于一些国家不能或者不愿意参与全球化进程所致。或者如联合国前秘书长安南所说：“在今天这个不平等的世界里，最大的失败者不是面临过多的全球化压力的人，而是那些被全球化抛弃的人。”事实上，当下那些实行开放的经济政策、积极参与全球化进程的国家其收入不平等程度在减少，而那些没有参与全球化的国家并非如此。米什金认为全球化不仅有助于降低国家之间的贫富差距，也有助于降低参与全球化进程的国家内部的贫富差距。

但米什金的辩护是不是能够站得住脚呢？摆在米什金面前的现实挑战是金融危机。金融危机造成的贫富差距是赤裸裸的伤口，不容忽视。米什金考察了１９９４～１９９５年的墨西哥金融危机、１９９７年的亚洲金融危机和２００１年的阿根廷金融危机，指出当新兴市场国家的不当金融政策给金融机构带来过多风险时，金融的全球化会造成这些国家的金融危机。但这个罪名不应该由“全球化”来承担，而是该国的金融治理不善所致。

这些国家的政治和经济精英为了壮大自己的实力，实施的往往是使他们短期受益，而对整个国家经济可能有害的金融政策。更糟糕的是，金融危机的梦魇使得这些国家的民众误以为“全球化是魔鬼”，开始拒绝全球化，对其敬而远之，从而错过了发展的机会。实际上，在米什金看来，全球化带来的好处要大得多，如果穷国能在产权保护、法制建设、消除腐败等方面有所改善，那么穷国将会分享到全球化带来的好处。如果穷国的财产得不到保护、地区冲突不断和政府腐败严重，那么将很难吸引到投资，贫穷会依旧维持。

当然米什金进一步指出，拿到了投资并不意味着资本就能得到有效配置。单纯把资金扔给穷国并不能使其发挥作用，甚至在腐败盛行的国家还会拉大贫富差距。这也是全球化备受指责的原因所在。因此必须建立一套机制使得资本流向边际效益最高的领域，米什金的建议并没有出奇之处，只是重重弹了亚当·斯密时代的老调：推动国际贸易的发展。尤其是发达国家应该开放自己的市场，同时鼓励穷国实行出口导向的战略，这将有助于穷国改进金融系统，促使经济更有效的运行。米什金由此认为全球化本身并无过错，只要完善制度，不论穷国富国都能从中获益。于是他用乐观而又充满希望的笔调写下：贸易，而不是援助，将使世界成为一个更美好、更安全而且政治经济更稳定的世界。

这在卡瓦纳和曼德尔看来似乎又回到了前面的老路上，当然也可以理解，因为米什金实际上是在为全球化本身做辩护，因此其意见必然是改进全球化实施的条件。而卡瓦纳和曼德尔跳出了这一寻常的思路，这也许和他们所在的机构是智库而非单纯学术机构有关，因此他们的书中更多提出了“替代性方案的纲领和细则”。其中值得注意的是，卡瓦纳和曼德尔提到的可持续发展的社会的十项核心原则，包括：新民主，辅从性，生态的可持续性，共同的遗产，多样性，人权，工作、谋生及就业，粮食与食品安全，平等和预警原则。他们提出了能源、农业及交通等具体方面的替代性方案。

人类学家吉尔兹有一个“地方性知识”的概念，在全球化的今天尤其值得强调。一个地方的发展必须由该地方作出选择，而输出自由民主的“方式”与当地的传统之间如果存在较大的鸿沟，就可能在现实层面造成冲突和矛盾。卡瓦纳和曼德尔这本书的最后一章名为《从全球到地方你能够做什么》，正体现这样一种对地方性知识的尊重。所以不妨倾听卡瓦纳和曼德尔的建议，全球化完成的方式可能更需要依靠“本土动员”，而民主和自由的呈现也更多需要依赖地方性知识的扩展，而不是依靠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ＷＴＯ。

约翰·卡瓦纳 华盛顿政策研究所的所长，全球化国际论坛副主席，包括《全球梦：帝国主义公司和新世界秩序》等１１本关于全球经济的著作的两作者之一。

《经济全球化的替代方案》约翰·卡瓦纳，杰瑞·曼德尔编 童小溪等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7年８月第１版／５８．００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