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顾历史 珍惜现在

陆本瑞（出版参考主编、中国出版科学研究所原常务副所长）

３０年改革开放，像催春促绿的甘露滋润着文化出版园地。现在，我们已是年产２０多万个图书品种的出版大国，走进书店卖场，各色图书林林总总，令人目不暇接。出版的繁荣，给读者带来了新的、更为宽阔的阅读空间，人们的文化、精神生活也越来越丰富、活跃。这一景象与三十多年前被“四人帮”饕餮一空的文化园地形成鲜明的对比。现今的青年学子恐怕很难想象当时图书遭遇禁锢、出版濒临绝境的景况。我们不能忘却的是具有历史意义的１９７８年，为了让惨遭厄运的图书重见天日，当时的出版行政机关的决策者冲破重重阻力，冒着“再一次被打倒”的政治风险，动用了６０００多吨印《毛泽东全集》的储备用纸，紧急重印了３５种中外文学名著，以缓解当时图书供应的紧张状况。这一举措，不仅是出版领域拨乱反正、冲破禁区的一次重大突破，也使人们看到了医治创伤之后预示着文化复兴的巨大希望。以后的事实证明，从重印这批书开始，出版业逐步走出了萧条、荒芜的困境，而跨上初步繁荣、昌盛的新台阶，确实使出版业发生了重大转折。今天我们来回顾这段历史，是为了不要忘记这个来之不易的局面，更加珍惜改革开放的成果。

现在，我们已经进入充满希望的2008年，党的十七大制定的伟大战略决策，为我们提供了更为宽松的环境和发展机遇，也为促进更高层次的思想解放，拓展创作繁荣的自由度和出版创新的发展空间，创造了良好的条件。相信在新的形势下，作为有良知、有责任感的出版人，一定会站在有利于整个文化发展的高度，把握时代的脉络，又好又快地出版无愧于人民、真正能体现时代精神内核的精品力作，为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多做贡献。

精品是这样产生的

杨德炎（商务印书馆总经理）

上世纪５０年代到７０年代，《英华大词典》在我国是一部独一无二的大型英语工具书，在教学、科技、经济、对外交往等方面起了很大的作用。“文革”结束后，商务印书馆开始对这本词典进行修订，一修就是几年。１９８０年代初编辑室将修订完的稿子（主要是卡片）装了几个大纸箱，送到时任商务总编辑陈原先生的办公室，进行三审。我当时在总编室工作，这天陈原先生闭门看稿。快到下班时分，我照例敲门进去，问还有什么事要办。看见陈原先生靠坐在椅子上，虽有些倦意，但很放松的样子，桌上放了几张纸，写满密密麻麻的小字，有中文也有英文，应该是审读意见吧。陈原先生吩咐说：“请编辑室把稿子取回去，还要修改，我会去讲一次，和编辑一起探讨一些问题。”陈原先生看我盯着桌上的几页纸，似乎感到我对之有些兴趣，便随意拿起其中一页说：“比如有些义项在新意方面还有欠缺，现在家家户户都有录音带，但ｃａｓｓｅｔｔｅ条目里没收‘盒式录音带’这个新意；ｒｅｍｏｔｅ条目下没有ｒｅｍｏｔｅ ｓｅｎｓｉｎｇ（遥感）这个搭配……修订词典一定要修出新面孔，所以还要再改。”一年后我捧着新出版沉甸甸的《英华大词典》，细细回味着修订工作中的一个又一个细节……心中无限感慨，原来精品就是这样产生的啊。

出版要做出特色和个性

吴 源（江苏人民出版社原社长、总编辑）

如今做出版不易，因为竞争太烈，尤以出版资源和市场竞争为最。据我干此行之体会，一个出版社既要生存又欲发展，必须注重形成自己的特色和个性。企图在各学科各门类都能出版堪称一流的图书，未免不合实际，但要在一到数个门类形成优势，构建出特色和个性，并非不能做到。

我担任江苏人民出版社社长、总编辑十余年间，与一些志同道合的同仁悟出的最重要体会就是这点。我们以哲学、历史、经济为重点，努力结识和团结了一批全国一流的学者，并与之精诚合作，出版了一批堪称代表国内某学科当代最高水平和最新成果的重点图书。如中国社科院哲学所编写的八卷本《西方哲学史》，近代史所编写的十卷本《中国近代通史》，经济所编写的《现代经济辞典》，就是其中的代表。

除此之外，我社出版的５５卷《南京大屠杀史料集》，汇集了迄今为止能搜集的全部原始资料；《纯粹哲学丛书》独树一帜，深层次阐释了西方思想和哲学之精髓；刘东教授主编的《海外中国研究丛书》也得到社会和学界的广泛赞誉。上述图书不少获得《国家图书奖》等重大奖项，为我社争得了声誉，也赢得了利润。

梦的起点

贾国祥（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社长）

从事出版事业２５年，最使我难忘的，不是我个人荣获出版界最高荣誉“韬奋出版新人奖”时的兴奋，也不是东师社被评为优秀出版社时的喜悦，而是第一次参加北京图书博览会时的情景：

那是出版社成立之初，５万元的启动资金，十几位满怀激情的编发人员，投入了十二分的热情和期盼，出版了少有的几套图书。当我和几个编辑连夜坐着硬板和公交，靠着手拎肩扛，将这些还散发着油墨香的图书放到仅书桌大小的摊位上的时候，我们每个人都早已是汗流浃背，气喘吁吁——这一情景深深印在我的心中，岁月丝毫没有冲淡它的色彩，每一次的回忆，都会同样令我心动，让我泪盈，使我感奋。这正是我出版梦的开始，也是东北师大社打造百年出版的原始动力。２５年来我们正是凭着这分执着和坚定，一路走来，我们有了自己的出版大楼，我们将发行码洋攀升到３．５亿，我们的图书遍布全国各地以及海外，深受读者青睐。

斗转星移，东北师大社已成为品牌社屹立在北方的黑土地；洗尽铅华，东北师大社的面貌依然质朴，依然进取、开拓、孜孜以求。因为当年的汗水早已化成企业精神导引着一代代的东师社人，我也在这种精神的激励中，不敢懈怠，默默地履行着一个出版人的责任。

做图书的一条原则

章祖德（译林出版社原社长）

２００５年底退休以来，经常有些出版业同仁问起我，译林出版社是如何决定应该出版某一本书的。要回答这个问题很难，因为我觉得不论是我，还是其他社的负责人做出这样的选择常常带有很强的主观性，没什么铁的规律可循。我们常常在报纸上看到出版某本当红作品的出版社津津乐道地介绍其成功的经验和秘诀，我对这些经验和秘诀往往是半信半疑，因为我自己有亲身体会，我们总是喜欢讲述如何“过五关，斩六将”这些事后总结的“一、二、三”听起来很诱人，却未必有多少可模仿之处。而多少次的“败走麦城”我们往往羞于向人披露，其实这些教训倒更能给人以启迪。不过，有一条成功的经验，我认为可能相同，那就是出版人必须对书籍本身充满热情，也就是说，要想出好书，首先必须真正喜欢这本书。也许有时在谋求畅销书时，我们来不及仔细捉摸，便会匆匆投入到剧烈的版权争夺中去，但对于一些真正有份量的、经得起时间考验的图书，我们必须是真正赞赏其品质，有一种爱不释手的感觉。一旦定下，便心无旁骛，全力投入。这是我从事出版以来的一点体会，也是我历来做书的一条原则。

爱“书”才会赢

李 峰（世界图书出版公司总经理）

有一首歌形容人生“三分靠命运，七分靠打拼，爱拼才会赢”。作为一个出版人，我的体会是“爱书才会赢”。

我１９７７年大学毕业，先是教书，１９８０年开始当编辑，１９８５年开始做社长；从陕西师大杂志社到出版社，从西安世图到北京世图总社，社长、老总当了２２年。从读书、教书、编书、出书到写书，加之爱藏点书；从改革开放初期“摸着石头过河”当社长，到市场经济竞争、科学和谐大发展，可以说３０年来与书为伴，以书为命，其乐无穷，无怨无悔。从命运来讲，我选择了我最喜爱的职业与事业；从打拼的角度来说，“自加压力、自强不息”是我奋斗的座右铭。人生“有输也有赢”，出版“有书才会赢”。作为一个出版人，光爱书是不够的，还要多编好书、多出好书。因为在激烈的竞争中“有书才会赢”。我们世图出版的《夏商周断代史》是好书、《富爸爸·穷爸爸》也是好书。好书既是立社之本，也是立社之基。有了这样的好书，你也赢、社也赢。只有出版人和出版社的“双赢”，才是真正的赢！“三十功名尘与土，八千里路云和月”。在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大发展、大繁荣的进程中，我们这一代承前启后的出版人，使命光荣，任重道远……

改革三十年感言

张宏儒（团结出版社社长总编辑）

元旦前后，最吸引眼球的关键词是境外媒体有关“中国崛起”的纷繁报道。我们可以自谦，云仍属“发展中”之列；抑或外人持“崛起”论另有所图，但启航于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中国“改革号”巨轮，途经３０年的风雨颠簸，绕过暗礁，避开冰山，现在终于驶入蔚蓝宽阔、风景独好的水面，正谋划下一轮更伟大的远航——这已是不争的事实。

小平同志无疑是伟大的船长，就像惠特曼所呼唤：“我们的船安然渡过惊涛骇浪／我们寻求的奖赏已赢得手中／港口已经不远／钟声我已听见／万千人众在欢呼呐喊／……”我们的船长却早已安息在众多的缅怀与忆念之中。人民创造历史抑或英雄创造历史？这是一个陈旧的问题，却鲜有无可争辩的答案。但我们必须承认：中国改革事业的成败兴衰，甚至我们每一个中国人的命运，都与这位船长息息相关。

如今，伟人虽逝，但他的精神遗产丰富无比，他为巨轮设计的航线令所有中国人心旷神怡。中国这艘饱经磨难而重获新生的巨轮，经过３０年的内修外装，焕然一新，已经具备了远洋万里的实力。“科学发展”与“和谐社会”是全体船民朝读暮诵的行动指南。相信今后的航程会更奇妙、更具魅力——当然也更具挑战性。

感受书业的翻天覆地

向安全（科学出版社总编辑）

１９７８年我在编辑室工作，当时感受到科学的春天的气氛，同时感受到科技图书的短缺。在市场上寻找一本与自己专业相近的图书可以说是难上加难。１９８４年我被调到发行部门，组建发行处，当时科学社只有２家特约经销点，一种图书给特约经销点只发５～１０册，全社一年的发货码洋也只有几十万元。为了扩大销售，使读者能在当地找到专业图书，作为新华书店发行的补充，我们便迅速扩大发行网点。１９８６年由３６家出版社发起成立“３６社图书发行联合体”。随后开始每年举办一次科技图书订货会，搭建了出版社、书店、读者的沟通桥梁，逐步扩大了专业社图书的销售和专业出版社的影响力。在国家相继出台的“一主三多一少”，“三放一联”政策的有力支持下，出版社发展多渠道，逐步走向市场，走近读者。现在，各专业出版单位的图书９５％以上靠出版社发行部发行。到2007年，科学社的销售网点已发展到千余家。随着产品结构的变化，渠道也在多元化，有专业图书渠道，教材渠道，医学图书渠道，教辅渠道，一般书渠道等，一种专业图书的发货量一般在１０００册以上，有些大众类图书一年能发货１０万册以上，发货码洋也达到９亿元左右，的确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同时也促进了专业出版的发展和繁荣。

出版社与报社的八个差异

贾京平（法制日报社社长、法律出版社原社长）

作了８年出版社当家人，又当了３年报社社长，两相比较，归纳出如下差异：一是出版社走向市场先行了一步，体制机制观念大都已经转变，而党报、机关报则刚开始转型，羞羞答答不愿意旗帜鲜明讲面向市场。二是专业出版社无一例外都打出专业牌，以占领某一专业领域制高点为制胜法宝，而行业专业报却有相当一部分办成了万金油式的时政社会新闻报，找不到自己的差异化优势。三是出版社做产品是在全社会优选作者，甚至是优选作者一生中黄金时期的成名作，而报社主要依靠自己的采编队伍撰稿，相对固定队伍的写作能力决定了报纸内容质量，成长学习期、黄金成熟期、江郎才尽期的写作队伍都要用，做成什么就让读者看什么。四是宣传主管部门对出版社管理相对宽松，既要求出版主旋律的书，也允许大量出版专业的、生活的、中庸无害的书，但对报纸则不同，不分性质、专业、行业，都有一些统一的报道要求。五是出版社多为以产定销，资金链很长，库存、中间商、书店都占用出版社资金，许多出版社现金流紧张，而报业多为以销定产，有订户或有相对稳定的零售数才开机印报，库存几乎没有，回款也基本有保证，只要不亏损现金流还是比较宽松的。六是出版社多以名著、畅销书为品牌，一本书一个社会影响力，出版社自身也有一定品牌，但读者大多还是看中具体的图书品牌。报社则完全以报纸为品牌，好的报纸品牌可评估出天价，可能引领舆论走向，造就极大的社会影响力，差的报纸品牌既使刊发过几篇好稿子，也没有多大影响力。七是出版社以中央军为主，中央级出版社占据了图书市场大半江山，而报业则以地方军为主，地域性报纸占领了大部分市场，全国性、综合性报纸举步维艰，日子好过的不多。八是５００多家出版社绝大多数盈利，只是盈利多少的问题，真正亏损者极少，而近２０００家报纸苦乐悬殊，亏损者大半，不靠补贴或调剂余缺，相当一部分早已关闭。

出版产业化的几点认识

和 ?（中央编译出版社社长）

在从业２０多年、担任社领导的１７年里，我对出版产业的特点逐渐有了如下认识：

首先，它是一个科技含量高、技术投入产出大、知识密集程度高、产品多样化、运作非标准化的特殊行业。任何一个行业都有标准，但是图书运作是没有标准的，它的这种极特殊的产品属性决定了对其运作要有更高的要求。

第二，出版行业对人才的要求更为严苛。它需要的是复合型人才，不仅仅是各种知识技能的复合：除了具备出色的产品研发、市场营销等业务能力，还要求具备优秀的做人品格和良好的沟通本领。出版行业运作各个环节都需要与人打交道，这就要求出版人要有极强的为人处事、协调各种关系的能力。

第三，出版业是信息行业，最容易接触新鲜事物，最容易吸收科技手段并将其最快地应用到产业中，实现效益的最大化，这包括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从１９８０年代中后期铸造铅字到手工检字，到木盘排字，再到汉字录入的应用，每一项科学技术的进步都推动了出版业的发展，相应地出版业也对科学技术的进步产生了促进作用。所以说出版业的业态是兼容并蓄的，并且是最不安于现状、最活跃的。

基于以上几点认识，我认为要在出版业得到长足发展必须做好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要了解外部世界，对行业情况、时代背景要有透彻分析。

第二，要积极了解新事物，利用新技术。当2007年亚马逊卖出第一台电子阅读器的时候，出版业似乎又进入到一个新的时代，这也就意味着在这个挑战不断、压力不断的行业，我们必须要有先拔头筹的气概，尽快了解新事物，掌握新动态，以积极的心态寻求机遇和发展。结合到我们中央编译出版社，我一直在强调抓数字化管理、抓内外信息的分析整合和利用，不断学习、不断创新，利用信息资源的整合来推动事业发展。

第三，人才是第一位的，坚持以人为本。一个出版单位在初级阶段，负责人的作用可能非常大，决定着企业今后的发展方向，但是在事业步入正轨后，要想得到更长远的发展就需要团队的力量，需要各种人才发挥作用。

为了共同的文学梦

孔 毅（幻剑书盟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

投身原创文学网站建设多年，难忘的回忆有很多个刹那，但说到对出版行业的意义，从2006年开始，每年举办一次的网络文学峰会最值得一提。

2007年６月１６日举办的第二届网络文学峰会规模更超过第一届，作为年度国内最重要的网络文学产业盛会之一，到场嘉宾除了今何在、三十、李雪夜、阿越等６０多位网络知名写手外，还包括网易、华文天下、完美时空、金山软件、光线传媒、上海影球、北大星球、漫友等与出版相关的多家知名游戏、影视娱乐公司的主要负责人。

为了实现广大作者的文学梦，也为了顺应网络原创文学在市场上的影响力日益壮大这一发展趋势，我们在这次大会上提出了新的发展方向，即逐步构建“电子作品－实体书出版－衍生版权”的链式开发平台，为作者提供更广的发展空间，同时为原创文学网站未来的发展引入更加充满活力的运营机制。

十几年前，当文学网站以ＢＢＳ的简单形式刚刚萌芽，每个人为了兴趣和分享而写作，从来没有想过会有一天，自己的文字能够被印成铅字，拥有与传统作家一样的“地位”，许多难以得进文学门庭的普通文学爱好者，因文学网站而得以实现理想，网络文学正在一定程度上改变着出版业。作为其中一分子，与有荣焉。

还是从总发行说起

黄国荣（中国出版工作者协会副秘书长）

一晃竟３０年了，但我亲历出版业改革只２２年。一介军人，本是到《解放军文艺》来改一个叫《赤潮》的中篇小说，阴错阳差，老社长却要调我来筹建发行部。真是勉为其难，当时我不知道何为“码洋”，何为“实洋”，是老社长“没有发行，就没有作家”那句话让我找到了一点对“发行”的粗浅认识。言外之意，你不能只想当作家，得先帮作家，有了文学的市场，你再当作家。于是我只好收起那个《赤潮》的初稿，压到抽屉里（到上世纪９０年代初才修改发表），从学打包开始学搞图书发行。

１９８６年，正是落实１９８５年全国第一次发行工作会议精神之年。这是个历史转折性会议，我国的图书发行工作发生了一个重大的变革，即全国出版社的图书总发行，由新华书店代理总发行，改变为出版社自办总发行。这是产、供、销三方坐到一起，面对全国新华书店库存爆满、流动资金短缺、周转完全失灵的“死机”问题做出的抉择。出版社让三个折扣（供货折扣由７０％，降为６７％），新华书店由包销改为经销。于是全国出现了一股出版社到处找兵买马组建发行部之风潮，相当一部分新华书店的骨干也是那时候流到了出版社。

我用了两年多的时间不耻下问，从零开始，终于基本摸清了产、供、销的关系和各个环节的门道。当时我发现了两大问题。一是总发行概念不清。出版社把自己自办本版图书的总发行，片面地理解为自办发行、自办推销，根本认识不到总发行是权利。二是产、供、销严重错位。出版社不搞发行总策划、总宣传、总储备、总供给、总流通，而让业务员背着样书，分头到全国各新华书店和民营书店门店推销订货，实际在与供货商争渠道、争中盘小利。而供货商由原来的大包大揽（包销）这个极端，走向无库存零风险经营（经销，征订多少向出版社要多少货）的另一个极端。于是我写了自己关于出版业改革的第一篇文章《从总发行说起》（载１９８８年《新闻出版报》，责任编辑郭晓虹）。

文章指出上述两个问题的同时，主要呼吁出版社担当起总发行的责任，应该把工作重点放到宣传推广、渠道维护、市场调控上，而绝对不要陷入直接对全国各门店的图书推销上，防止抓了芝麻丢了西瓜。同时敬告出版社把总发行切实当作自己的权利来认真使用，不要轻易放弃，更不能出卖。

二十几年过去了，我们出版社的总发行搞得如何呢？我看概念不清，本末倒置的问题仍没有完全解决，所以，出版社要搞活市场，拓展渠道，还是要从重新认识总发行的权利、责任、义务开始。

大学社任重道远

王明舟（北京大学出版社社长）

中国的大学出版社绝大多数是在改革开放之后成立的，北大出版社也是在改革开放初期获得新生。我们大学出版社在改革开放中不断成长壮大，走出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充满活力的大学出版社发展道路，成为我国出版业的重要方面军，为教育和文化的改革与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北大是常为新的，改进的运动的先锋”。北大出版社于１９９６年出版比尔·盖茨《未来之路》中译本，以其合法、高效、与世界同步，被誉为中美知识产权贸易成功的范例。《未来之路》中译本的出版合同被国家博物馆收藏，成为我国改革开放和知识产权保护发展进程的重要历史见证。我为自己曾参与这一出版界重要事件的全过程，见证这一段历史而深感荣幸。

我们的出版还要进一步开放，不但要引进来，更要走出去。毋庸讳言，目前我国的出版贸易存在巨大的逆差，要改变这种状况，中国出版人特别是大学出版人，任重道远。我们北大出版社身处北京大学这样一所具有重要影响的知名大学，有能力、有责任为繁荣中华文化和学术，促进高水平、高层次的中外文化交流，提升我国出版的国际影响力和竞争力开辟新的未来之路，做出自己的更大贡献。

三十年回首 心潮汹涌

黄书元（人民出版社社长）

回首三十年，弹指一挥间。回顾中国波澜壮阔的改革开放大潮，不仅举世瞩目，我们这些有幸亲历者更是心潮汹涌。

当我们今天徜徉在琳琅满目的书城里，为不知从众多的同类书中选择哪一本时，可曾想到三十年前的新华书店，不大的门面里没几个客人，更没几本书可买，那时，拥有一本书是奢侈。改革开放之初，是出版工作者最幸福的年代，每出一本书都会被一抢而空。那时的目标是尽快解决书荒问题，所以要“多出书、快出书、出好书”。

而出版业当时是想快也快不了，首先是作者少，能写书的人比现在少多了。能写书的也只能用笔一笔笔写，与今天用电脑写作加上互联网、复印机、扫描仪等现代化手段的辅助，不可同日而语。当时一部几十万字的文稿可能要数年才能完成，而现在几天出一本书已不再是神话。

曾几何时，印刷已告别了“铅与火”，发行则建起了大书城、大物流， 出版正在向数字化、网络化发展、“买书难、出书难、书荒”等名词早已被“积压、库存”等所代替……再回首，轻舟已过万重山。改革开放虽然只是历史长何中的一段插曲，但这三十年却是一个翻天覆地的大时代，历史可能有相似之处但永远不会重复。中国出版业的巨大变化得益于党中央的改革开放政策，这些变化就在我们每一个出版工作者的眼前、在我们的肩上、在我们的手中，在我们的心血和汗水里。过去的已写进历史，今天的正演绎为故事，未来将上演更加精彩的大戏！作为出版工作者，我们有幸，我们走过！我们荣幸，我们做过！

从此，时间开始了

朱杰人（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社长）

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沧海桑田，世事的变幻，往往是天翻地覆的，但它留给你的印象却是不知不觉的。

１９７８年，改革开放三十年。新中国的历史开始了，我个人的历史也开始了！继１９７７年恢复高考，１９７８年国家恢复了招收研究生的制度，朱杰人，一个出身不好却怀揣着教授梦的青年，从５００多个竞争者中脱颖而出，一举考上了上海师范大学古籍研究所的研究生，成为研究生考试制度恢复以后的第一批幸运儿！三十年后的今天，每言及此，我依然无法压抑住当年考取时的激动和狂喜。

当教授，是我儿时的梦。但在那特殊的年代，这简直就是天方夜谭：我是“历史反革命”的儿子，家庭出身决定了我的命运和前途，决定了我没有资格登上学术的殿堂。是改革开放彻底改变了我的命运，使我走出了“出身卑微”的阴影，迎来了生命中的春天。１９８１年，我研究生毕业了，被推荐留校任教；又过了几年，我评上了教授，终于圆了心中萦绕多年的梦；再后来，学校安排我到出版社做了社长。

出版社给了我一个全新的舞台，我兢兢业业、如履薄冰地干了十年，十年如果说有成绩，那也要感谢三年研究生严格的学术训练，它使我有可能游刃有余地应对各种磨难。

所有这些都来源于一个起点——１９７８年，国家恢复了研究生制度；１９７８年我考上了研究生。

１９７８年是我人生的拐点，她为我开启了一扇梦想之门。

从此，时间开始了（借用胡风先生的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