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斯维辛集中营

历史的奥斯维辛并不可怕，它毕竟只是一种暴力的灭绝方式，它泯灭不了人的自由思想，它终究被钉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可怕的，倒是在延绵不绝的人类历史上一直在发生着的潜在的“奥斯维辛”，它在无声无息，以真理的姿态残害着、扼杀着、灭绝着人类自由希望的种子。

孙周兴教授之引起我的特别关注，自然与其学术论争的姿态有关。后来留心，才知道原来早就拜读过他的不少译作，诸如《在通向语言的途中》等；近来将其所译两大册海德格尔之《尼采》与雅斯贝尔斯同题著作较读，兴味更是盎然。在德国哲学，尤其是现象学的汉语译介工作中，他原来着力甚多。对于从事翻译事业者，因自己略有涉猎，近来尤起敬重之心，盖亲身体验后而深知其“为之不易”也。

德国哲学的深奥，往往使人束手信叹，不知该当如何下手。读到孙教授这本集子，倒让我找到一条亲近德国哲学的捷径。那便是与汉语世界德国哲学研究者的结缘。这套命名为《思想散论》的文丛，多半是国内哲学研究者（其最主要者又多是德国现象学研究者）的学术随笔集。

说实话，即便是读以“通俗”为标榜的学术随笔集，我仍对此书的不够通达，颇感苦恼。或许，这正是治哲学者的最大特色罢！而专门以探研德国高深哲学为职业的研究者，更难免受到德语思维本身繁复庞杂的潜在影响。表现在母语思维上，则显得略有些高深奇玄。此书编为三辑，为“哲学与时代”、“诗歌与思想”、“东方与西方”，作者坦白承认这样的划分实际上就是把“此前做过的文字作了一个领域上的归类和安排”（第2页）。此书的意义，当然还在于其思想的深度与当下的关怀。最让我感慨的，是作者的当下意识。将题名定为“我们时代的思想姿态”，我想至少有数重意识值得发掘，一则是作者对自己身处时代的背景有着深切的关注；二则是远生出哲学之外的思想关注。在我看来，哲学更倾向于高深学问的构建路数；而思想则关系到社会生活与时代进步的方方面面，更具有实际性。

譬如，我对作者所敏锐发掘的德国哲学“诗”与“思”的特色，就很感兴趣。德国哲学素以艰深晦涩著称，但其“诗”“思”并举之特点，则为其庞杂的体系雕刻上耀眼的光芒。但显然，作者并未仅停留于此，将哲理幻化为诗思已让人觉得精彩纷呈，而对哲人作为社会人层面的现实追问，更让我感慨万千。作者对海德格尔的深刻挖掘，当是一例。虽然颇致力于“海学”译介和研究，但不愿以海氏信徒自居。强调“世上事难，尤以做人最烦难”（第184页），真是经事阅世之言，道的不仅是海德格尔，更已经颇具纸背的含义；同样，揭示出“在奥斯维辛集中营之后，你能否继续生活”这一问题，追问的也不仅仅是事件本身的责任；谈论作为思想史上的“海德格尔事件”，是为了进一步引申，“我们也必须由‘海德格尔事件’想到我们自己，毕竟搔别人的痒易，搔自己的痒难。我们也参与和经历了20世纪的‘狂热迷信’运动，我们承受了种种身心苦难，我们为之付出了极其惨重的代价。”作者将德国意义上的“奥斯维辛”普遍化，使其成为一种“一般地象征着我们这个世纪人类的巨大灾难和伤害”的标志，并进而追问“在奥斯维辛之后，我们还能否继续生活？我们是否承担起了思想的责任？”（第188页）在我看来，这个问题虽然颇有震撼力，但却多半没有实际意义，将追问对象推向每一个个体，远不如强调诗人和哲学家的责任来得有力而实际，奥斯维辛灭绝的是人的肉体，但人的精神是纳粹灭绝不了的。但在现实生活中，由于人类本性中所难以回避的孽根性，人与人之间互相倾轧、互相斗争、互相整治……透过纷繁复杂的事物表象，不都是以自我的功利为原则吗？奥斯维辛只不过将所有这些杂乱的被社会常性运作规律的人类丑恶本质，集中而有震撼性地呈现出来罢了。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人类又何尝不是在时刻不断地承受着“奥斯维辛”呢？

林子大了，什么鸟儿都有。同样，在人类生活当中，人性的正义与邪恶始终存在。这个问题牵涉之大，不是将“奥斯维辛”彻底否定后就能解决的。从达尔文的“丛林规则”的发现，到社会达尔文主义者“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席卷世界，伦理学问题就显得无比的重要。在中国，蔡元培对此的敏锐发掘，其实相当重要。可惜，中国当时所面临的国破家亡背景，使人无暇顾及作为“人”的伦理学思考。蔡并不是没有意识到自己所处的时代背景，也不可能不明白在那个恃力而争的世界里，只有富国强兵才可能避免“人为刀俎，我为鱼肉”的结局。但“顾兵可强，然或溢而利斗，为侵略，则奈何？国可富也，然或不免知欺愚，强欺弱，而演贫富悬绝，资本家与劳动家血战之惨剧，则奈何？”（《蔡元培全集》第2卷第131页）这个问题可谓至关重要，“寻求国家富强”之梦，从曾胡左李开始，从严复开始，这个梦可以说中国的政治精英与知识精英一直做到现在。不能说这条路是错的。但问题在于，人类社会存在，人存在本身的目的是什么？国家—民族的富强独立与个体—社群的自由和谐之间，究竟应该是怎样的关系。我并无意将两者之间的关系绝对对立，但显然在发展过程中，两者不同的价值取向是有相当大的内在根本性冲突的。

蔡元培在民族—国家危亡的背景下仍不忘提出这个问题，就是他一方面承认民族—国家富强的重要性，另一方面也深深地为个体—社群，或简言之，即为人本身的生存状态而痛苦。所谓“知欺愚”、“强欺弱”、“资本家与劳动家血战之惨剧”，其实说的就是阶级的差距，也就是人类社会之中作为“人”的根本问题。在我看来，或许，“人”的问题的解决可能是比民族—国家富强问题更重要、更具有本质性的问题，至少决不比后者意义轻微。蔡自己开出的药方，是伦理学，他在留德期间，不惜耽精竭力，完成其重要的学术著作《中国伦理学史》，为的也正是提倡道德价值，质疑自近代以来，中国甚嚣尘上的功利思潮（包括追寻国家富强的思路）。

确实，就实际历史发展的角度来看，道德价值从来就是被当作一种功利的手段，而远非终极目的。往往被提倡的“道德”，其与人类社会生存的基本规律是矛盾的。现实社会生存中，运作的往往不是高头讲章与宪法规定，而恰恰是彼此之间心照不宣的“潜规则”。这种潜规则，在绝大多数人那里（除了少数理想主义情怀者），都是功利思维。这是问题最矛盾的地方，也是我苦苦不得解，思想与现实之间如何有如此巨大的差距的地方？

或许，从思想到现实，是思想者目前无法解决的问题。但至少可以试图澄清的是，如何回答近代以来功利思潮与道德理想之间的本质矛盾问题。这一问题，不仅存在于理念之中，也必须从实践（即社会实际运作规律）中寻求它的答案。或许，可以着手处，正是常时间以来，理想主义者和爱国主义者深以为高标并引为精神支柱的民族—国家富强思路。从本质上来讲，这种思路正是在最大程度上扼杀了为个体的自由。所谓为了国家的独立富强，应当牺牲小我，服从大我。素来被认为天经地义，尤其在抗战大背景下，陈铨等人强调“只有一个领袖”，大半也可纳入这种思路。现在想想，如果真地推行开来，真地很是可怕？

是的，奥斯维辛已经发生，作为人类的一员，我们不能不反思历史，我们更要思考当代与未来。历史的奥斯维辛并不可怕，它毕竟只是一种暴力的灭绝方式，它泯灭不了人的自由思想，它终究被钉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可怕的，倒是在延绵不绝的人类历史上一直在发生着的潜在的“奥斯维辛”，它在无声无息，以真理的姿态残害着、扼杀着、灭绝着人类自由希望的种子。“救世”是中国士人的传统情结，然而“救世”的目的终极来说还是为了“救人”，如果不把“人”始终放在根本的位置上，恐怕难免会出偏差的。

《我们时代的思想姿态》孙周兴著/东方出版社2001年出版/17.6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