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印度，在千多年前的中国是时尚，比如唐三藏，那和尚去取真经，九九八十一难，受够了苦，修成了正果，还写了一本“行走文学”——《大唐西域记》。现在，去西藏是时尚，但如无喜马拉雅山以及护照签证的阻隔，我相信我们也会一窝蜂地去印度。

虹影先去了印度，写了《阿难》。我一边读这本小说，一边想起最近有三个以上的朋友说过：想去印度。他们的表情纯洁、神往，照耀着佛陀的阳光已经提前照在他们脸上。拥有知识、金钱和闲暇的中国人总觉得还缺点儿什么，这一点儿在他们的生活中、在此时此地找不到，他们必须确定某个“远方”或“异域”，在他乡中找到故乡，精神上的故乡。

由此可见，咱们的小布尔乔亚或“中产阶级”深谙精神和物质变来变去之理，去远方，比如西藏，这是个与Money有关的问题，但也是一种精神洗礼，受洗的人有福啦，他会觉得自己的生活和身份都变得特充实、特有意义。

所以，去印度吧，那儿比西藏更远、更本原，是真经所在。去的时候建议随身携带《阿难》，既可充旅游指南，又可作为情调训练，类似于酒吧里放着背景音乐。

但《阿难》的问题是没找到“真经”。这本小说里，一大帮子人，主要是两个美女都在慌慌张张地寻找一个叫阿难的男人，此人一开始是个令人神魂颠倒的摇滚歌星，但看着看着，我们发现他已经成了巨大的歹徒，类似于赖昌星什么的，于是言情又成了追捕，追呀追，追到印度，结果，两女子眼睁睁看着阿难走进了恒河。

阿难回不来了。这违反了时尚的“精神之旅”的初衷，我们原计划揣着一颗洗过的心回到我们的幸福生活，虹影却像病毒一样搅乱了程序，她等于是告诉我们，唐三藏到了灵山却毒发身亡。作为小说家，虹影利用了我们又打击了我们，她利用了我们对远方异域、对精神和意义的向往，最终却把我们引进了一派广大的空虚：恒河沙数，你是沙中的沙，你沉下去，消失……

这是由佛家语汇精心包装的空虚，它其实正好是我们的心里所缺的那一点儿，在《阿难》中，“那一点儿”用西藏的雪山或印度的恒河都无从填充，那是从我们的历史中、从我们的现代化进程中迁延下来的宿命。

于是，这部神秘诡异的书又是冷厉的、理性的。去印度，不是为了求神拜佛，也不仅是为了找情人、抓罪犯，是为了把故事的纵深推进上世纪40年代：在缅甸对日作战的中国远征军败退印度，一位军官爱上了印度女子，当然，他们的孩子就是阿难。阿难的父母双双死于印巴分治时的种族仇杀，而阿难在香港的恋人恰是当日在印度捣鬼的英国间谍与一个中国大学生的女儿。

——《阿难》又变成了家族小说，复杂的血缘谱系，恩怨纠缠，不是冤家不聚头，这一本烂帐几乎具有命运的力量。在命运中暗自运行的是宏大的历史：古老的东方世界在与西方殖民主义的对抗中建立了现代民族国家，这是我们的根基、我们承续下来的遗产，这份遗产中充满激情和希望，也充满迷思和困窘。印度的光荣独立马上引发了血流成河的兄弟相残，阿难就降生于那时，他是遗腹子、是孤儿，在虹影提供的宏大背景下，你不禁会想，他是谁的遗腹子？他是什么意义上的“孤儿”？去印度，阿难也许是为了追寻自己的身世和来源，但如果他最终找到的是当年加尔各答街头的那片血泊，那他又当如何？

阿难就是“难”，困难与苦难，是我们无可排遣、终需面对的精神之“难”与历史之“难”。对此，中国的小说家们从各种角度、以各种策略进行着大规模的勘探，但虹影是独特的，她是“行者”，她从长江边出发，西游行至了伦敦。她不同于住持的和尚，她知道近代以来中国的一切事都可以在与西方的复杂关系中开始理解。

这话也可以反过来说，你要理解西方，可以从东方开始。在一个巨大的世界体系中，你的思想一直向西走，总能回到东边。虹影从英国、从英国统治下的印度、从已被收回的香港，寻踪蹑迹，以刁钻迂回的路径重新勘定我们原初的困境，那是在与西方殖民主义的关系中暴露出来的：既是英勇的对抗，又是自我毁坏，既是成功的响应，又是无可救赎的罪愆。

——虹影像个史学家，而且是我所钦服的那类史学家，她掇拾偏僻、边缘、零散的材料，经一番整编、训练，偏师突起，修改历史图景。这副手眼显然与她的海外“旅居”经验有关，但是，“旅居”也反过来限制了她。就《阿难》而言，对那些活动于此时的中国现实之中的人物，她的描述难称准确，她是有点隔膜了，她很难赋予人物像《K》那样的充盈血肉和无可争辩的说服力。《K》是完美的小说，某种程度上也是由于它对现实封闭，而写《阿难》时，虹影发现她面对一个向着现实敞开的巨大关口，为了避开读者在这个关口上的严苛核实，她机敏地利用了自己的隔膜，她甚至设法把“隔膜”变为了奇观——

她带着她的人物，带着读者，去遥远、神异的印度。

《阿难》虹影著／湖南文艺出版社2002年4月第1版／2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