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雷·利维斯（F．R．Leavis,1895－1978）1962年从剑桥大学英文系退休时，乔治·斯坦纳在《文汇》杂志发表纪念文章说，文学批评史上的主要人物（如柯尔律治和托·斯·艾略特）往往也有文学作品传世，他们既是批评家，又是诗人，人们因钦佩他们的诗才而相信他们的判断；凭自身的资格而为后世所敬重的批评家为数很少，如圣伯夫、莱辛和别林斯基，利维斯可以跻身于他们的行列。鉴于英美学界当时对利维斯以"利维斯博士"相称，斯坦纳略显夸张地写道，英国文学史上有两位杰出人物使"博士"这平庸的学衔成为自己名字的一部分，"缪斯女神只授过两个博士学位，一个是利维斯博士的，另一个是约翰逊博士的"。与约翰逊博士并列是极大的荣誉，它同时显示了英国本土批评传统的承继。然而利维斯与约翰逊毕竟生活在断然不同的时代：约翰逊热爱伦敦，伦敦的街巷和俱乐部是他活动的天地，利维斯则把伦敦的文学艺术权势集团（包括英国文化委员会、《泰晤士报文学增刊》和英国广播公司）当作他批评锋镝的靶标——对利维斯而言，文学批评是维护并光大文化传统至为重要的环节。

《细察》

利维斯是剑桥本地人，除了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和为数不多的短期学术出访，他一生都在剑桥度过，剑桥之于他就像柯尼斯堡之于康德。

创办《细察》是利维斯对英国文学批评的重大贡献。在上世纪20年代的英国，与文学相关的期刊不少，但主要致力于文学批评的杂志难得一见。利维斯对只维持了两年多的《现代文学记事》（1925-1927）评价极高，《细察》想完成的就是《现代文学记事》未竟的事业：以严格独立的批评体现一种标准，从而培养读者的识别力。利维斯的影响在很大程度上来自《细察》。

瑞恰兹和他的学生燕卜荪都是秉赋特异之人，但他们未能在剑桥形成一个薪火相传的流派。20年代的剑桥英文系无疑属于瑞恰兹，他在学生心目中几乎是宗教领袖般的人物，他采用心理学视角和新颖的授课方式，课堂总是人满为患。瑞恰兹在出版了划时代的《文学批评原理》（1924）和《实践批评》（1929）后赴北京讲学，其后又去哈佛任教；燕卜荪的《含混的七种类型》（1930）为他赢得天才的美誉（当时他仅24岁），但他也到日本、中国教授英国文学。利维斯则始终立足剑桥，以《细察》为喉舌，以唐宁学院为中心，一步一个脚印地追求他的批评与文化理想。《细察》也许未被伦敦（甚至剑桥英文系）所承认，但很多曾在剑桥求学的作家、学者是在阅读《细察》的过程中走向思想感情的成熟的，其实际影响非发行量所能反映。诗人、批评家唐纳德·戴维一度将《细察》当圣经来读，而利维斯则被奉为先知。

利维斯穷毕生精力在文学批评中锻炼心智，砥砺思想。在他后斯的作品中他给读者的印象是他在孤独地进行一场无望取胜的斗争。电影、电视等传媒正在侵蚀、消解批评的标准，而大众似乎心甘情愿地被商业利益劫持了。利维斯慢慢像威廉·布莱克那样与时代潮流不合。他晚期演讲集的书名"我的剑也不会"取自布莱克预言长诗《弥尔顿》的《序诗》：

我不会停止精神上的斗争，／我的剑也不会在手中酣睡，／直至我们在英格兰怡人的绿地上，／建立起耶路撒冷。／勇敢应战的背后似乎还隐伏着什么。

《伟大的传统》

如果说利维斯的《英语诗歌的新动向》（1932）和《重新评价：英诗的传统与发展》（1936）确立了利维斯在诗歌批评方面的权威地位，那么《伟大的传统》（1948）是他小说批评的代表作。利维斯发现19世纪以来英国文学的主要创作活力体现于小说写作，于是在40年代将批评注意力从诗歌转向小说，并将小说称为"戏剧性的诗歌"。阅读利维斯勾画的伟大传统，我们时时感到那传统像未经雕琢的宝石，大师之手让宝石的琢面放出异彩：以菲尔丁、理查逊和范妮·伯尼为铺垫，简·奥斯丁奠定了英国小说伟大的传统，从此乔治·艾略特、亨利·詹姆斯、康拉德和戴·赫·劳伦斯形成一条发展之链。这些伟大的作家帮助人们进一步认识艺术的潜能、人性的潜能、生活的潜能。虽然他们在技巧上都有很强的独创性，但形式并非主要目的。他们身上全无福楼拜式的对人生的厌倦，反之，他们以坦诚虔敬之心面对生活，有巨大的吐纳经验的能力和显著的道德力度。《伟大的传统》问世后，杰出的美国批评家屈瑞林在《纽约客》上评论道，批评家能做的最有意义的工作之一就是"描绘一个连贯的传统，从而使很多作品更容易理解"。书中有一些提法值得商榷，但"这是一流的批评判断，它的力量和准确性在很大程度上来自利维斯博士直言不讳的道德态度"。

确实，"伟大的传统"不仅是文学的传统，也是道德意义上的传统。利维斯臧否作品的标准往往有道德的出发点，他不会像布鲁姆斯伯里团体成员之一克莱武·贝尔那样标举出独立自足的"有意义的形式"。一个最著名的例子就是对奥斯丁《爱玛》的评论。利维斯不赞成从"审美"、"诗篇布局"和"生活之真"来阅读这部小说："实际上，细察一下《爱玛》的完美形式可以发现，道德关怀正是这位小说家对生活的独特兴趣的特点，而读者只有从道德关怀的角度才能领会小说的形式之美。"利维斯还把乔治·艾略特的伟大之处归结为"强烈的对人性的道德关怀，这种关怀进而为展开深刻的心理分析提供了角度和勇气"，最终展现的是一种托尔斯泰式的深刻性和真实性。易言之，不论是技巧形式还是心理分析，只有在服务于道德意识的时候才有意义。这种关系亨利·詹姆斯一度处理得很好，他擅长模棱两可之笔，贯穿这技巧的是新英格兰社会风习赋予詹姆斯的"道德锋芒"或"洞察深远的道德睿智"。利维斯写道，詹姆斯"创造了一种理想的文明感受力，一种能借助语调的抑扬和弦外之音的些许变化进行沟通交流的人性：微妙之处可以牵动整个复杂的道德体系，而洞察敏锐的回应则可显出一个重大的评价或抉择。"

伏尔泰曾说英国诗人的伟大功绩就是他们深刻有力地处理道德观念，阿诺德就此在《论华兹华斯》一文解释说，对于道德这个名词，不妨宽泛地理解。伏尔泰想表明的绝对不是英国诗人如何会写道德说教的诗歌。道德观念是人类生活的主要部分，"怎样生活"这问题本身就是一个道德观念，人人都在用这样那样的方式提出这一问题，关注这一问题。凡是与此相关的，便是道德的。利维斯最为推崇的几部小说（如《爱玛》、《米德尔马契》、《一位女士的画像》和《诺斯特罗莫》）呈在读者面前的，恰恰就是"怎样生活"的问题在不同人物身上的曲折表现。这些作者和利维斯本人没有给出答案，但我们知道"怎样生活"这个问题预先设定了一种严肃而紧迫的关怀，它与某些人生态度难以相容，例如闲适的随意和放浪的游戏。

余波

《伟大的传统》问世已有半个多世纪，英国文学的教学和研究发生了很大变化。"经典"和"伟大的传统"这些概念受到严重挑战，文学理论的兴旺又促使人们用批判的眼光来审视文学批评的程序和前提，英文教学一度确实面临"危机"。对《伟大的传统》一书的短处我们可以举出许多，利维斯完全没有意识到文学可以是纯粹的创造精神的嬉戏，他也没有提供几个叙事学或形式上便于操作的概念，让我们使用起来收到立竿见影的效果。但是利维斯批评遗产的意义是不容忽略的，在20世纪的英国批评家中，他的实际影响恐怕无人可及。去年秋季《泰晤示报文学增刊》封面登载了他的一张照片，旁边的说明文字是卡莱尔式的"作为英雄的批评家"。不论人们是否同意利维斯的观点，文学批评能取得今天的地位是与他分不开的。上世纪80年代初，中国读者和作家通过爱摩·福斯特知道了"圆型"和"扁型"人物的差别，《伟大的传统》就深度和影响而言远胜过《小说面面观》，它的翻译出版不仅有助于英国小说的教学与研究，而且还将为当今中国的小说创作和批评增添一种成熟的道德敏感性。

《伟大的传统》〖英〗F．R．利维斯著／三联书店2002年2月第1版／25.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