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我来说，一生中只有两件大事——-爱情和艺术——-但爱情常常会毁灭艺术；而经常是艺术的紧急召唤使爱情悲剧性地终结。这两者没有共同点，只有不停地战斗。——-邓肯

圣彼得堡，艺术、苦难

我的经纪人给了我一份去俄国的合同。从柏林到圣彼得堡只有两天的路程，但自从跨越德俄边境的那一刻起，却好像进入了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

凌晨四点多的圣彼得堡。我看到远处有一长列黑压压的队伍走过来，队伍中充满了悲惨凄凉的气氛。男人们抬着一口口棺材，一个个弯腰驼背缓缓而行。在朦胧的晨曦中看着这一切，我的内心充满了恐惧。我问车夫这是怎么回事。虽然我听不懂俄语，但他还是设法让我明白了这些死者是前一天（一九O五年一月五日这个悲惨的日子）在冬宫前被枪杀的工人——-只因为他们赤手空拳地请求沙皇帮助解决贫困，要求给他们的妻子儿女面包。我告诉车夫停下来。当这一凄惨的不见尽头的队伍从我面前经过时，我的泪水禁不住滚下脸庞，在脸上冻成了冰珠。可是为什么要在最黑暗的黎明时刻下葬呢？因为怕天亮以后下葬会引起更大规模的骚乱，所以这个场面是不能让市民们在白天看到的。

如果我没有见过这种场面的话，也许我的生命就会是另一个样子了。面对这支看起来似乎没有尽头的队伍，面对这种凄惨悲凉的场面，我不禁暗暗发誓：一定要尽全部力量，为身处社会下层的人民群众作出自己的贡献。啊，以前我个人的爱欲和痛苦，是多么的渺小和不值一提呀。即便是我的艺术，如果不能对这些人民有什么助益的话，那又有什么意义呢！

两天之后，在彼得堡的贵族剧院里，我出现在当地的社会名流面前。这些看惯了装饰有华丽布景的芭蕾舞剧的外行们也许会认为，看一个穿着蛛网般图尼克舞衣的年轻姑娘在简朴的蓝色布景前和着肖邦的音乐跳舞，并要用自己的灵魂表现出肖邦音乐的灵魂，这是一件多么怪异的事情啊！但是，当我的第一个舞蹈刚结束，剧场里便响起了雷鸣般的掌声。一听到悲壮的序曲音乐，我便想起晨曦中悲惨的送葬者队伍，我的心瑟瑟发抖，痛苦难耐；一听到激昂的波洛乃兹舞曲，我的灵魂便恨不得完全融化在音乐里。我的灵魂因为愤怒而哭泣。这样的灵魂居然在这帮有钱有势、穷奢极欲的贵族观众中激起雷鸣般的掌声，简直不可思议！

第二天，有一位长相迷人、身材娇小的贵妇人来拜访我，她说她就是著名的舞蹈家可赛辛斯卡娅，这令我十分惊讶。她是以俄国芭蕾舞团的名义来欢迎我的，并邀请我去观看当天晚上在歌剧院举行的一个盛大的表演晚会。在拜罗伊特时，我已经习惯了芭蕾舞团的冷遇和敌意，他们甚至将图钉撒在我的地毯上，把我赤裸的脚都扎伤了。两种截然不同的态度让我觉得既高兴又突然。

那天晚上，一辆温暖舒适、铺着珍贵毛皮的气派的马车把我送到了剧院，坐进剧院第一排的一个头等包厢。当时我依旧穿着我那小巧的图尼克和便鞋，在那些圣彼得堡的贵族和富人看来，我这副样子一定是很奇怪的了。我是一直反对芭蕾舞的，我认为那是虚伪而又荒唐的艺术，甚至可以说根本就不是艺术。可是当可赛辛斯卡娅那仙女般的身姿在舞台上翩翩起舞时，真像是一只可爱的小鸟或蝴蝶在飞舞，让我禁不住为她鼓掌。

第二天，我破例在八点钟起了个早，去参观俄国皇家舞蹈学校。在那里，我看见孩子们一排排站着，做着各种备受折磨的动作。他们用脚尖站立着，一站就是几个小时，就像是一些残酷而严厉的刑罚的受害者。空荡荡的大练舞房里缺少美感，也缺少灵感，墙上只挂着一张大大的沙皇画像，就像是一间刑讯室。从此我更加坚信，这所皇家芭蕾舞学校就是自然和艺术的敌人。

莫斯科，爱情、无望

在圣彼得堡待了一个星期后，我就动身去了莫斯科。那里的观众开始时不像圣彼得堡的观众那么富有热情，不过，还是让我摘引伟大的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话吧：

大约是在一九O八年或一九O九年的时候，具体时间我记不清了，我有幸结识了给我留下极深印象的当今两位伟大的天才——-伊莎多拉·邓肯和戈登·克雷格。我去观看伊莎多拉·邓肯的表演完全是一个偶然，因为在此之前我对她毫无所知，也没有看到预告她要来莫斯科演出的海报。因此，当我看到来看她演出的为数不多的观众里，却有以马蒙托夫为代表的一大批画家和雕刻家，还有许多芭蕾舞演员，以及许多常看首场演出的观众和新鲜事物的猎奇者后，简直是非常惊讶。邓肯在舞台上的首次露面并没有给我留下太深的印象。因为我不习惯于看舞台上出现一个几乎全裸的人体，所以很难欣赏并理解这位舞蹈家的艺术。第一个节目演完后，只引起了一阵稀稀落落的掌声，而且还夹杂有零零星星的喝倒彩的嘘声。但是，接下来的几个节目——-其中有一个特别具有艺术表现力——-演完后，我对其他观众的冷淡反应再也无法忍受了，就毫不掩饰地起身大声鼓起掌来。

到了演出间歇，我已经成了这位伟大艺术家的新的信徒，跑到舞台前去为她鼓掌。让我感到高兴的是，我发现马蒙托夫正与我肩并肩站在一起，而且他的动作和我完全一样，在马蒙托夫身旁，还有一位著名的舞蹈演员、一位雕塑家和一位著名作家。当其他观众们看到带头鼓掌的人当中有莫斯科著名的艺术家和演员时，感到非常震惊。嘘声停了下来，观众开始陆陆续续地鼓掌，直至全场响起了热烈的掌声，随后是多次要求谢幕。演出结束时，剧场里已是掌声雷动，一片欢腾。

从那以后，邓肯的舞蹈表演我一场不落地观看：去看她的演出，是受我内心深处与她息息相通的艺术感受的驱使。后来，当我对她的舞蹈创作艺术和她的好友克雷格的思想都有了进一步的了解后，我才终于明白，在世界上不同的角落，虽然不同领域的人们受到不同原因的驱使，但是，其实大家都在艺术中努力追求着同样源于自然的创造原则。一旦相遇，他们都会为彼此思想上的共同点而感到惊喜。这种感受正是我在此描述的会见中所体会到的。我们几乎还没有交谈一句就已经相互理解了。邓肯初访莫斯科时我无缘与她相识，但当她第二次来时，我就把她敬若上宾了。这次接待成了我们大家的事情，因为我们剧团的全体演员都来欢迎她了。他们终于全都了解她，并把她作为一位真正的艺术家来喜爱。

邓肯不知道如何系统、条理地来解释她的艺术。她的种种艺术想法大都是脱口而出，是日常生活中的奇思妙想。比如，当有人问是谁教她跳舞时，她回答说：“是歌舞女神忒耳普西克瑞。我刚学会站立时，就开始跳舞了。我跳了一辈子舞。人们、人类、整个世界都得跳舞。过去是这样，将来也会永远是这样。即使有人想干涉这一切，不愿尊重自然赋予我们的这一本能的需求，那他们是枉费心机。我想说的就是这些。”她用她独特的美式法语结束了讲话。她还谈到有一次刚刚演完了一个节目，就有人进入她的化妆室，干扰她下一个节目的演出，她解释说：“我不能不作准备就去演出。在走上舞台前，我必须要在自己的心灵中装上一台发动机。发动机启动时，我的胳膊、我的腿以及我整个的身体都会摆脱我的意志而自由起舞。可如果我没时间在心灵中安装那台发动机，我就不能跳舞。”那时，我正在寻找那种非常有创造性的发动机，想搞清楚一个演员如何学会在走上舞台前把它安装在自己的灵魂之中。很显然，我向邓肯问这些问题会使她感到厌烦，于是我就仔细观察她的排练和表演。只见她的面部表情随着情绪的变化而改变，她那亮闪闪的双眼充分显示了她灵魂里所发生的一切。回忆当时我们对艺术的几次随意的探讨，再比较一下她的追求与我的努力，我明白了，我们其实殊途同归，都在寻找着不同的艺术门类中的共同的东西。

正如芭蕾舞让我害怕得颤抖一样，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剧院给我的热情也令我激动得战栗。只要没有演出，我每晚都去那里，剧团里所有的人对我都很热情。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也经常来看我，他认为通过向我追根刨底地提出问题，可以把我的舞蹈艺术变成他戏剧中的一个全新的舞蹈体系。由于斯坦尼斯拉夫斯基整日在剧院排演，忙得不可开交，所以他习惯于在演出结束后来看我。他在他的书中曾写道：“很显然，我向邓肯问这些问题会使她感到厌烦。”其实不然，他并没有让我感到厌烦；恰恰相反，我倒非常急切地要传播我的艺术观点。

事实上，雪天冰冷的空气、俄国的食物尤其是鱼子酱，已经治愈了我因为同索德的精神恋爱而引起的消瘦病，现在我的整个身心都渴望与一个强壮的男人接触。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站在我面前时，我感到他就是我要找的人。

有一天晚上，望着他匀称的身材、宽阔的臂膀和开始变灰的鬓角，我内心升出了一股强烈的反叛欲望，我再也不想扮演欧吉利亚的角色了。当他要离开时，我把手搭在了他的肩上，双手勾住他的脖子，把他的头拉低些，然后我吻了他的唇。他温柔地回吻我，但他的脸上露出了极为惊讶的表情，好像这是世上最不可能发生的事情。然后我试图进一步挑逗他，但他却吃惊地往后退，满脸惊慌地看着我，大声说：“可是，孩子呢，我们该怎样办呢？”“什么孩子？”我问。“当然是我们的孩子喽！我们该怎么办？你想过没有？”他继续若有所思地说，“我永远也不会赞成我的孩子在我的管教之外成长，但放在我现在的家庭里抚养又很困难。”

他关于孩子问题的极其严肃的态度可真是超出了我的幽默感，我禁不住大笑起来。他有些恼怒地盯着我，然后转身从宾馆的走廊匆匆离开了。我断断续续地笑了一整夜。可是笑归笑，我同时又感到很伤心，甚至有点愤怒。我想我终于彻底明白了，为什么一些情趣高雅的男人在与一些聪明智慧的女性约会几次后，不但弃之而去，反而跑到一些乌烟瘴气的地方去。可是身为女人，我就不能这么做，因此那天晚上我辗转反侧难以入眠。许多年以后，我把这件趣事讲给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妻子听，她很开心地笑了起来，大声说道：“啊，这倒很像他的为人。他对待生活一直都是很严肃的。”

我后来虽然又发动过几次攻势，但得到的仅仅是几个甜甜的吻，有时还是冷冰的、坚决的回绝，丝毫没有回旋的余地。从此以后，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在演出结束后再也不敢冒险到我的房间里来了。但是有一天，他用一辆敞篷雪橇把我带到乡下的一个饭店，我们开了个单间，在里面共进午餐，这使我非常高兴。我们喝伏特加和香槟，谈论了艺术。我最后终于坚信，就是让妖女赛克斯亲临，也无法攻破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守志不渝的防线。

我常听人说，进入演艺界的女孩子会遇到许多可怕的危险。然而，正像读者看到的那样，至今为止，在我的艺术生涯中事实恰恰是相反的。我在我的崇拜者身上引起的那种敬畏和尊敬，反倒使我备受煎熬。

访问莫斯科以后，我到基辅作了短暂的访问演出。成群的学生站在剧院前面的广场上不让我通过，他们让我承诺举行一次表演，并且要让他们也能看得上，因为我演出的票价太高，他们根本负担不起。我站在雪橇上对他们发表了讲话，我说，如果我的艺术能够鼓舞俄国的知识青年，我将感到无比的幸福和自豪，因为世界上还没有哪一个地方的学生能像俄国的学生这样关心理想和艺术。

因为需要履行原定的到柏林访问演出的合同，我对俄国的第一次访问就这样很快结束了。尽管我的这次俄国之行时间很短，但是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他们就我的艺术追求展开了激烈的争论，有赞成的，也有反对的。在坚定的芭蕾舞迷和热心支持邓肯舞蹈的人之间好像是进行了一场决斗。也就是从那个时代开始，俄国的芭蕾舞开始使用肖邦和舒曼的音乐，并开始穿古希腊服装；有些芭蕾舞演员甚至走得更远，开始不穿舞鞋和舞袜表演。

摘自《我的爱我的自由》〖美〗伊莎多拉·邓肯著／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02年8月第1版／29.80元

斯坦尼斯拉夫斯基（1863-1938）

俄国戏剧家、演员、导演。他创立的演剧体系继承和发展了俄罗斯和欧洲的艺术成果，著有《我的艺术生活》、《演员自我修养》等书。他参与创建的莫斯科艺术剧院以及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戏剧美学与方法论，在全世界得到广泛的传播，对20世纪的世界戏剧文化产生重大影响。

伊莎多拉·邓肯（IsadoraDuncan,1877－1927）

现代舞创始人、美国著名舞蹈家，把解释性的舞蹈提高到创造性艺术地位的先驱者之一。这部自传被誉为是世界自传文学中最杰出的作品之一，林语堂对它的评论是：“在这本记录她一生的自传中，她毫不保留的自我剖析，坦率得令人发窘，生动得让我们感觉精通一个亮丽生命的耀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