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文化中源远流长的对“无用”之物的欣赏传统，在《泡沫》杂志和“搞笑诺贝尔奖”活动中再次得到了体现。哪怕当下毫无用处，哪怕属于搞笑胡闹，只要是人类的智力活动，就能由衷表示欣赏，还能从中看出幽默，这对于中国人来说至今仍是很难做到的。

“泡沫”一词，在我们近年的语境中基本上是贬义的，诸如“泡沫经济”、“学术泡沫”等等，都不是好东西。在这样的情景下出现一本名为《泡沫》的书，不知就里的人还会以为是赶时髦批判种种“泡沫”的。而实际上，这本书可以说是填补了我们对西方文化知识中的一块空白，值得我们认真对待和思考。

《泡沫》一书，按照我们传统的阅读习惯来看，其主题是有点暧昧的，甚至是不伦不类的。此书向读者介绍一种叫作《泡沫》的杂志，以及一种称为“搞笑诺贝尔奖”的活动。《泡沫》杂志的正式名称是《不可思议研究年刊》（AnnalsImprobableResearch），还有一个说明性质的副标题：“记录华而不实的研究和人物的杂志”。该杂志被创办者定性为“一本科学幽默杂志”。而所谓的“搞笑诺贝尔奖”，则是由《泡沫》杂志赞助，每年与诺贝尔奖同期举行“颁奖典礼”──获奖的是那些“不可能或不应该被重复的科学成果”。

关于《泡沫》杂志和“搞笑诺贝尔奖”，由于此前在国内的媒体上几乎从无介绍，目前《泡沫》这本书成为国内公众了解这方面情况的主要来源（所以说它“填补空白”）。那么就让我们通过此书来看看，这些“不可能或不应该被重复的科学成果”究竟是什么。

从《泡沫》书中看，这些“成果”可以分为三类：

搞笑类──将一些常识或胡扯一本正经地用科学研究的形式包装起来搞笑。

伪科学类──完全违背科学常识的“研究成果”。

科学类──可以算真正的科学研究或实验报告。

试各举一例以说明之：

◆搞笑的例子：《混沌：蝴蝶效应的证据》，发表于《泡沫》1卷6期（1995）。因为混沌（chaos）理论中有“巴西一只蝴蝶扇动翅膀会不会在美国德州引起一场龙卷风”这样的名言（洛伦兹，1972），即所谓“蝴蝶效应”，于是郑重报告“在瑞士洛桑发现了会引起法国巴黎下雨的蝴蝶”。“研究方法”是选择了10只“能代表瑞士蝴蝶种群分布的蝴蝶”，并且用双盲法检验──“蝴蝶未被告知它们正在参与一项科学实验”；每天观察蝴蝶的活动，同时打电话给“在巴黎的女友询问天气情况”；观察了54天，其中16天巴黎为雨天，列出了这16天中10只蝴蝶的活动情况统计表，对统计表的简单分析表明“在洛桑的确有一只招致巴黎所有降雨的蝴蝶”。接着还有一本正经的“讨论”，包括“能否借约束蝴蝶的运动来控制巴黎的天气”、蝴蝶“雷”会不会是蝴蝶“柯特”的“转世化身（reincarnation）”等等，最后是宣布成立一个伦理委员会，“以保护这种气象活性昆虫免遭个人的和政治的、军事的、宗教的或体育运动组织的任何形式的操纵”。此外还有引言、实验报告、致谢、参考文献等等，科学论文的常规包装一应俱全。

◆伪科学的例子：《冈村化石研究所》，发表于《泡沫》1卷4期（1995）。这是一个叫冈村长之助的人的“研究成果”，他研究从化石中发现的“微型哺乳动物”。只要看看他的一个结论，就知道那都是些什么玩意儿了：“自志留纪（距今4.38～4.08亿年──江按）以来，人类的主体除了身高从3.5毫米（我肯定没有写错！）长到1700毫米而外，没有发生什么变化。”这种结论与今天的常识相距实在太远了，一望而知是伪科学，也许正因为这一点所以产生了“幽默”？

◆科学试验的例子：《论螨和人》，原是发表于《美国兽医学学会杂志》203卷5期（1993）上的一则通信，1994年因此获得“搞笑诺贝尔昆虫学奖”。这是兽医学博士洛佩斯的大胆试验：他因为治疗被耳螨感染的猫，却没有找到人被犬耳癞螨感染后果的文献，于是决定拿自己的耳朵作试验。洛佩斯三次使自己的左耳感染了犬耳癞螨，为此他的左耳曾失去听力，但后来都基本自愈了（只需用清水清洗渗出物），而且症状一次比一次轻。

鼎尝三脔，应该可以大致知道《泡沫》杂志和“搞笑诺贝尔奖”是何光景了。《泡沫》杂志编委会曾和美国著名天文学家、科普作家卡尔·萨根（CarlSagan）联系，希望萨根加入他们的搞笑行列，但是遭到拒绝，萨根认为这是“危险的，因为会引起人们嘲笑科学家”。我想，要让中国科学工作者来评论，多半会同意萨根的看法，而且会将这些搞笑活动斥之为胡闹──事实上我的第一个反应也是如此。当然也有许多美国科学家欣赏这些活动，比如麻省理工学院的弗里德曼教授（JeromeFriedman,1990年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认为：“这些奖的目的在于提高我们生活的情趣，增强一些短缺而应予保护的幽默。”因此，虽然是搞笑的，却也有真正的诺贝尔奖获得者作为嘉宾前往助兴。比如2001年的搞笑诺贝尔奖（第11届）的“颁奖典礼”，在哈佛大学的桑德斯剧院举行，就有四位前诺贝尔奖获得者前去担任颁奖嘉宾。

这使我想到一个问题：这些在我们这里显然不会被容忍（至少现在还是如此）的活动，在美国却进行了多年，而且似乎成了一点小小气候，原因在哪里呢？我想主要在文化的差别上。毫无疑问，这些搞笑活动绝大部分是完全“无用”的，按照我们现今的主流标准，这些活动既没有“经济效益”，也没有“社会效益”，充其量，也就是有可能使公众觉得科学不一定那么神圣遥远，高不可攀，或许因此容易和科学亲近一点？

如果我们试图从积极的方面来考虑这些活动，最主要的一点，应该可以从中看到，西方文化中源远流长的对“无用”之物的欣赏传统，在《泡沫》杂志和“搞笑诺贝尔奖”活动中再次得到了体现。哪怕当下毫无用处，哪怕属于搞笑胡闹，只要是人类的智力活动，就能由衷表示欣赏，还能从中看出幽默，这对于中国人来说至今仍是很难做到的。要说《泡沫》一书的引进有何积极意义，我看首先可以从这个角度去考虑。

《泡沫》马克·亚伯拉罕斯主编徐俊培译／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01年11月第1版／29.6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