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旦你研究了它们的起源和发展，这种理论就像帕提农神庙一样变得具有人性了，而且极为富有人性。实际上，两者都由人所建立，本来就是人类几乎独有的成就。由于它们的人性，它们以天然物体不可能有的方式触动着我们的心。

一

读着《新人文主义的桥梁》，引我想到很多事情。最想从帕提农神庙说起。在我心里，它是那么有文化，那么有历史，那么有科学，那么有艺术，它总是让我魂牵梦萦。我常想，有生之年一定要去拜见它。帕提农神庙，这座雅典卫城的主题建筑，这座俯瞰整个卫城的建筑，它也有人性么？

著名的科学史家乔治·萨顿在《四条指导思想》一文中对此作了解说：

“一旦你研究了它们的起源和发展，这种理论就像帕提农神庙一样变得具有人性了，而且极为富有人性。实际上，两者都由人所建立，本来就是人类几乎独有的成就。由于它们的人性，它们以天然物体不可能有的方式触动着我们的心。”

帕提农神庙触动着我们的心，科学触动着我们的心，以不同于大自然的方式.

二

我想起了凡德罗。

据说，在世界上，现代建筑界有四位大师，密斯·凡德罗即名列其中，可见其位置之显赫。他于七十高龄来到希腊，是要再次拜访雅典卫城，再次看望帕提农神庙。日出之前，老人就到了卫城，他要欣赏朝晖里的卫城；夕阳西下，老人还舍不得离开，他要凝视晚霞中的神庙。从清晨到傍晚，帕提农神庙的美变幻无穷。他终日沉浸在与帕提农神庙交流、共鸣的惊喜之中。感动了大师的，是帕提农神庙的人性。

我还想起清华大学的大礼堂。

2001年4月，为庆祝清华大学建校90周年，举办了艺术与科学国际作品展暨学术研讨会。在会上，一位建筑专家谈到建筑的“人性化尺度”。到过清华大学的人，都会喜爱大礼堂和它前面的大草坪。大礼堂高达38米，相当于十层大楼，不可不谓“雄伟壮观”。但是，从“二校门”走进来，人们见到参天大树依偎的它、茵茵草坪彼岸的它，第一感觉是新鲜得体亲切可人，而不是高大伟岸不可企及。它的外形体量、它的朴素外表、它的白玉柱廊，是多么富有人性。

跟帕提农神庙一样，杰出的建筑以及科学，都是有人性的。

三

还是那篇《四条指导思想》，指出了科学与艺术相分离的现象：盲目迷信的人、一些科学家和艺术家，“可能觉得他们彼此之间相隔甚远，但是那些对其信仰怀有很深感情的人会觉得和伟大的艺术家、伟大的科学家离得很近。”

萨顿用三棱锥型塔来作比喻，塔的三个斜面分别代表人类对真、善、美的追求：

“让我们来想象一个三棱锥型的塔吧，当人们站在塔的不同侧面的底部时，他们之间相距很远，但是当他们爬到塔的高处时，他们之间的距离就近多了。”

我想起了福楼拜。

关于科学与艺术的关系，这位19世纪法国作家的看法，与科学史家萨顿何其相似：

“越往前进，艺术越要科学化，同时科学也越要艺术化。科学与艺术在山脚分手，在山顶会合。”

也许，奋力攀登“福楼拜山”或“萨顿塔”的人，有可能成为爱因斯坦在《论教育》中提倡的“和谐的人”。

四

读《新人文主义的桥梁》，我至少三次想到中国现代美学家蔡仪。科学史家与美学家的“混声合唱”，听起来尤其悦耳动听。让我们听一听萨顿的声音：

“科学史家必须知道科学的一般事实和理论，他至少必须尽可能地熟悉一个科学分支，否则他还是不能清楚地理解任何事情。”换句话说，科学研究的基础知识之一，是一门科学。

“萨顿的结论就是，如果一个科学家不了解他所从事的科学分支的历史，就没有资格说对该学科有深刻和完备的知识。”换句话说，科学研究的基础知识之二，是科学史。

“为建造这个未来，为使它更加美丽，有必要去准备一次新的综合，就像在过去那些知识综合的光荣年代里，像裴底阿斯和列奥纳多·达·芬奇所做的一样。我们提议以科学家、哲学家和历史学家的新的更紧密的合作来实现它。如果这些能够实现，就将产生非常美好的东西，因而与艺术家的合作也必然实现；一个综合的年代往往是艺术的年代。这就是我所说的“新人文主义”的综合。这是酝酿中的某种东西，并非梦想。”从这段话可以得出：科学研究的基础知识之三，是哲学。

我们再聆听蔡仪：美学研究的三门基础知识是美学史、哲学、某一门艺术。

此刻，人们惊奇地发现，美学家与科学史家竟如此“异曲同工”。当今的人们，无论是科学家、艺术家，或是其他什么行当的人，理解并实践这些观点，对于他们的事业会大有裨益。

五

《新人文主义的桥梁》是刘兵教授为萨顿《科学的生命》所作的解读，是“名家解读经典名著丛书”中的一册。山东人民出版社组织学者对科学人文名著进行解读，是一项很有意义的普及工作，不仅是科学普及，还是人文普及，更是科学与人文融合的普及。进入21世纪，“越往前进”，就越需要科学与人文的沟通、结合、综合，乃至融合。为开展素质教育，为提高公众素养，这种融合尤有必要。

《新人文主义的桥梁》刘兵著／山东人民出版社2002年5月第1版／14.00元

乔治·萨顿（GeorgeSarton,1884－1956），著名科学史家，当代科学史学科的重要奠基者之一，新人文主义的倡导者。1931年，创办杂志《爱西斯》。从1936年起，萨顿又主持出版了专门刊登长篇研究论文的专刊《俄赛里斯》。1916年5月起，在哈佛大学开始科学史教学。1940年9月，在来到哈佛大学20多年后，他终于被任命为这所大学的科学史教授。萨顿获得过许多荣誉和奖励，曾被授予7个荣誉学位，被选为全世界许多学会的会员。国际科学史界的最高荣誉、由科学史学会颁发的以萨顿的名字命名的萨顿奖章的第一位获得者，就是萨顿本人。

那些有幸聆听过萨顿讲课的人，都会留下一个难忘的感受，这也为那些听过他在公开场合下演讲或在科学史学会演讲的人多少分享了一些。在他的一生中，他从来不照念现成的讲稿，而是直接对着他的听众讲话，也许有时会参考一下最简短的札记。他的热情是会一下子就流露出来，因为他对他的听众掩饰他对科学史这门学科的献身精神。他凭借粗犷的手势，使他的每一个论点都显得非常有力，还常常在讲演中以敲桌子或拍手的方式停顿一下，对于他和对于他的听众，这种感受都是同样强烈、淋漓尽致的。他所提到的每一个科学家都以有血有肉的活生生的形象出现在我们眼前，我们与萨顿一起为他们的成功而欢欣，也为他们的失败而悲哀。有时候，比如他描述发生在彼奥和巴斯德之间的这样一个著名的情景，当他讲到彼奥流着泪向巴斯德说，“我亲爱的孩子，我如此深深地热爱着科学，这在激动着我的心”时，人们感觉到萨顿也在流泪。当人们目睹科学思想的展现，目睹科学从一个文化向另一个文化的转移时，有一件事就变得非常鲜明，这件事就是，对萨顿来说，科学史不仅仅是思想概念的考察鉴定，或仅是事实的记录，而且还是一种有道德教育意义的学问。它的研究对象是科学及其发展，但它传达给人们的信息却总是人道主义，是“新人文主义”。

——《科学与哲学（研究资料）》，1984，No．4（纪念乔治·萨顿诞辰一百周年专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