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5岁

说到张学良，没人不知他是一位响当当的民族英雄。但他又是一个使人一想起就黯然神伤的英雄，因为他一直被软禁着，一个被软禁在自己同胞手中的民族英雄；他似乎在替所有的中国人完成应有的幽禁生活，尽管后来似乎该发生的监禁还是一个不漏的发生了。

张学良1901年6月出生，2001年10月逝世。他成为这个世纪活到最后的人。从此，人们的黯然消失了：活了101岁，也算是上天的回报。

其实他只活了35岁。

他是一个大写的人。他的"生命"在西安事变那一历史事件中凝固了。

他成为一个历史事件的符号。人们最关心的是西安事变的真相。因为主要是这个事件使他成为一个大写的人。正因为如此，人们追着采访他，给他做口述史。也许他终于悟了，一直没有说出真相。据说在他百年之后，也即今年才能公布的档案里，才有它关于真相的口述。因此，这一真相之谜，将他的35岁拉得长长的，拉了一个世纪那么长。

他35岁以后的人生让人黯然神伤，但人们无法去细细体会。

历史：人心与人事

最近一部名为《张学良世纪传奇（口述实录）》的两卷本著作在大陆出版。该书为军事史专家王书

君所著。该书将美籍华裔史学家唐德刚教授采访传主的口述录音，穿插在自己对传主一生的描述中，使它们构成一种互相说明的关系。全书90万字，详尽地记录了张学良将军从哇哇坠地到在夏威夷逝世的漫长岁月中每一阶段的经历。它也许能使张学良35岁以后的人生展示出来。人们也许就是这样期望着。

然而由于作者是军事史专家出身，罗列事实见长，而知人论事往往不够，该书在人心与人事方面的浑然一体上非常缺乏，甚至对人心缺乏足够的把握。对历史的复杂性也认识不足，在与张学良发生冲突的历史事件中容易以张学良之是非定是非，至少在叙事上是如此。假如历史能够以一个英雄的回忆来定是非真假，无疑则容易得多。特别是35岁以后的张学良，已经不在历史事件之中，也就是说不得不纯粹地作为一个个体存在，其个人性的内心反应渐渐地成为事件的核心，而不像以前可以停留在事件的历史意义上展开。这时，军事史的素养就差得远了。如此一来，"世纪传奇"一词反而恰如其分。

正因为如此，该书作者同样以唐德刚一人之言来贬低苏张之丙女士所作的另一个关于张学良的口述史，似乎在关于张学良的口述史中也要争出个正统来，然而实际上人们谈论的2002年才能公布的口述史，只能是指苏张之丙女士所作的工作，而不是唐德刚这个未完成的口述实录。由此也可见该书作者的史学态度。根据《张学良三次口述历史》一书，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曾组织过两次关于张学良的口述史。第一次是唐德刚所做的11盘录音。由于国民党政要认为唐德刚亲大陆，做口述不客观，中途干预，这个工作夭折了。这是1990年的事情。第二次就是苏张之丙女士所做的口述工作。这个工作断断续续地陪伴了张学良的最后十年。这十年里，苏张女士在台湾与美国之间飞来飞去，有时还在医院里做张学良的"看护士"。她就这样地为张学良留下了将近100万字的口述录音。1996年张学良将自己的手札、日记、手稿、图片、印章等全部捐赠给哥伦比亚图书馆特意为他建成的"毅荻书斋"（即张学良书斋）。同时张学良要求他的口述录音及同这些私人文件到2002年才能公布。也许苏张之丙女士的口述史能力确实不如唐德刚，但她毕竟以自己的热情、时间和精力为张学良留下了丰富的口述史资料。更何况苏张之丙女士的口述录音直到今年才允许公开？也就是说张学良生前想说但一直没说的话，应该是在这些直到今年才能公布的档案里。

因此《张学良世纪传奇》一书是不可能完全的，甚至包括许多关键的环节。但是在那事件排列之中，我们还是可以梳理出张学良的人生轮廓来。

激活的是内战记忆

35岁以前，张学良是在两个历史背景中过来的。一个是军阀混战和党军混战。其所存在的矛盾是内战与统一。一个是党军混战与日寇进犯。其所存在的矛盾是安内与攘外。

但是张学良的人生也许能激活的，是中国人的内战记忆，而不是那一段抗战历史。无论大陆与台湾，在各自的革命话语里，内战记忆及其痛苦被革命彻底洗尽，在中华文化中没有升华出些许的精神资源和制度智慧。革命是一方消灭一方，是内战的最后完成。我们完成内战以后，内战就被我们遗忘。大陆的学者和许多人也许还有文革记忆及痛苦，但早已失去内战记忆，更不用说一种身体性的痛苦。遗忘使我们没有长进；而没有反思和升华的记忆也只是再生愤激及随之而来的毁灭。张学良深切内战之痛，以自己的一生来反思和反抗内战，并走出自己的行动之路：东北易帜自是其反省之一途；在意大利接受法西斯主义，亦是其反省之一途；西安事变犯上而不做乱，终生没有背叛其易帜后所服从的蒋介石及国民政府，亦是其反省之一途；晚年以"两方敌对的问题完全没有"为回到家乡的基本条件，亦是其反省之一途；最后皈依基督教，尽心尽意撰写布道书，亦是其反省之一途。而这些途径又前后不一地深潜为张学良的复杂性格，影响他的行为和思想。

其所发动的西安兵谏的意义，尽管在某些方面存在一些分歧，但在大多数人看来已经明了。于民族利益而言，张学良发动兵谏，早日结束内战，一致抗日，"千古功臣"可成定论；于党国利益而言，以各自政权运作的排他性来看，各自说法也自有各自的确切性，而党国利益与民族利益的关系更加复杂。即使如此，西安兵谏首先终结的是内战。内战频频，国弱民贫，又何尝不是日寇胆敢侵犯的原因？

中国几千年来，分久不合，合久必分；分合之间，内战不断，每次都是其中一方消灭其他各方，统一中国，而从来没有冲突各方通过协商实现和平共存的；每次内战结束，获胜一方都会建立一套宏大叙事，来替换和磨灭人们的内战记忆。人们也需要这种替换和磨灭来驱逐内战记忆带来的巨大痛苦。从张学良的一生来看，虽然国仇家恨一直占据着他的心头，但内战给国人和自己带来的痛苦何尝不是一条主线呢？他对历史沉默和叶落不归根，何尝不是内战残留带来的结果呢？他最后皈依上帝，何尝不是他在长期无法摆脱内战残留带来的人生格局之后一种最好的选择呢？

他拒绝历史双方对内战记忆的替换和磨灭，但又无法找到新的求解之道。这也许是张学良真正的一生。他惟一的愿望是"两方敌对的问题完全没有"，而如何"完全没有"及"完全没有"之后该是什么样，他没有答案。

被囚的"哈姆雷特"

张学良前35年被人们研究得最多，也最为人们熟知，而对其以后的漫长人生反而知之甚少。作为大写的人，人们在大是大非上表现出来的个性往往不明显。尽管这35年在人们的口碑中被拉长了一个世纪，但这后面的人生自有其丰富的内容。也许在未来的历史中，张学良震撼人们心灵的，可能不是他作为大写的人，而是作为个体的人，长期被囚禁，从力图出狱建功立业，到专心专意研究明史，到皈依基督教，被称为忧郁的"哈姆雷特"的一生。在这幽禁岁月中我们感觉到张学良性格的复杂性，并为这种复杂性及其由内战历史而来的属性而惊心动魄，而战战兢兢。

张学良少年得志，22岁就掌管奉系所有的军队；28岁就接掌帅印，成为"东北王"；35岁以西安事变改变历史。他一直自信是一个能改变历史的人。正因为如此，他内心一直涌动着一种难以磨去的建功立业的雄心。用周恩来的话说，他是"铁血男儿"。因此人们将讲述的是一个"铁血男儿"被长期幽禁的故事，是一个自信能改变历史的人转变为将一切归于上帝的基督徒的漫长历程。这种叙事无论在何种文体和文本中都是悲剧张力抵达极点的，其内在冲突激烈到极点的。这时，我们不能不面对这样三个问题：被囚禁22年，张学良为什么从来没有设法逃脱或摆脱，而只是等待解除管束？为什么恰恰在解除管束前后，张学良皈依基督教？为什么后来一直有条件回到家乡而他总是有各种理由和原因没有回来？

张学良能否获得自由，全在于蒋介石一人，而蒋介石心结无非有三：一是在西安事变一事上张学良认错，承认是上了中共的当；二是张学良与东北军完全脱去干系；三是社会各界不再在西安事变一事上高度肯定张学良。一、三主要是面子上的事，二才是实质上的事。蒋介石从军阀混战和党军混战中过来，知道非嫡系军队存在的危险性。这种认知也是无可厚非的。所谓"统一"，何尝不是军队首先统一呢？但是在"一"上，张学良一点也不配合；在"三"上，社会各界也缺乏政治策略，就以周恩来在1946年的政治协商会议上提出释放张学良的要求为例，所举的理由都是高度评价张学良的，可谓条条刺向蒋介石，蒋介石又何能放人。即使如此，假如张学良在"二"上多着力，也会有希望的。在"二"上，蒋介石虽然没有明说，但常常让张学良给自己的老部下写信，表面上让他鼓励将士抗日，其实是在试探他的军事雄心和对东北军的影响力，而张学良以一腔爱国热情不断地执行，勉励众将士英勇抗战，并且被关到哪儿，就在哪儿挂起军事地图，研究抗日军事。中国古代有卧薪尝胆，但张学良只知道直中取，东山再起的意图也太露骨，尽管它的东山再起也只是在蒋介石下面做点事，可蒋介石不这么看，特别是在西安事变之后。

张学良既没有隐藏锋芒，也没有设法逃脱。最后张学良用"轻信"和"天真"来解释自己的一系列行为。而轻信的原因是什么呢？从书中大抵可以看出以下几点：他憎恨内战，相信蒋介石和法西斯主义能统一中国，这是他一直没有背叛蒋介石的根本原因；他是军人出身，强调服从，憎恨叛逃；他要保持西安事变"犯上但不作乱"的形象，因为从国民党"党国"立场来看必须这样。同时他一直以焦作的心情想着抗日的事，根本没有心思去掩饰什么锋芒，去想自己个人的得失。这一系列原因导致他在很多很实际的问题上失去判断力。比如要想抗日，就必须先想办法出去，无论是在蒋介石面前蒙混过关，还是联系东北军越狱出逃。而在实际的问题上没有进展，其他都只能是空想。

因此张学良只能通过向瀑布扔掷鞭炮和对着大树突发数弹来发泄自己那压抑不住的雄心。

从一个不念《圣经》的活基督

到一个念《圣经》的基督徒

张学良不得不回到自己的个体人生。然而这个"回到"，他走了漫长的路。

蒋介石让张学良多读书。他在百般无奈之下开始研究明史，并且说还要研究清史和民国史，"想从中找出我们中国一直被外国欺凌的内在症结"。他想的还是建功立业的事情。他说："我读历史所得的启示是：世间最有权威的人，是学术最为渊博的人，没有学术，不足以治人。或者说，世间惟一可以治人者，惟学术而已。"以"最有权威"和"治人"论学术，也许也只有张学良这样曾经叱咤风云的英雄论得出来。

但可惜的是张学良在明史中研究出些什么，他是怎样转向《圣经》的，我们在该书中无法得知。我们最多知道是谁向他推荐《圣经》的，并是在什么时候开始阅读的。而其内心是怎样转化的，从无该书中就无从知道。张学良写了许多布道书，作者也没有研究心得，无法从中看出张学良"这一个"基督徒的内心特点。在关于张学良本来很见个人内心性的后期生活的叙述中，我们又回到被拉长了的"西安事变"，人们又在真相上绕来绕去。难道张学良自己从长期幽禁和阅读中而来的人生体悟就没有恒久的魅力吗？

不过从另一个角度来看，我们可以见到一个基督徒人生的轮廓。张学良的一生是自我承当、自我牺牲的一生。他为了自己的同胞和国家，他承当了自己所能承当的一切牺牲。他在成为一个基督徒之前，已经是一个活基督。比如在软禁中给自己的老部下写信，鼓励英勇抗日，从来不计个人得失。特别是他不愿谈论西安事变，不愿写回忆录，一个很重要的理由就是不想伤害人，完全是个人承担了这段历史。他后来皈依基督教，并且写下多本布道书。这不过是从一个不念圣经的活基督转向一个念圣经的基督徒罢了。佛经言佛根。张学良大抵是有基督根的人。由于资料欠缺，这段人生，在目前，真的只能是一个粗浅的轮廓了。

张学良晚年反复吟诵自己的一首诗："白发催年老，虚名误人生。主恩天高厚，事事如浮云"。谁会想到这是一个曾经改变历史的人写的呢？对于许多人来说，这首诗是平淡的。

也许只有经历过张学良同样人生的人才能细细体会这首诗，可这样的又有几人？

《张学良三次口述历史》窦应泰著／华文出版社社2002年6月第1版／24.00元

《张学良世纪传奇（口述实录）》访录者［美］唐德刚著述著［美］王书君／山东友谊出版社2002年4月第1版／69.00元（上、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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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家族系列"林言椒主编／河北教育出版社广东教育出版社2002年1月第1版

《袁世凯》侯宜杰著／13.9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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