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顾中华民族的历史，就能感觉到充盈于文学史中的『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的圣贤心和豪杰气的珍贵。但眼眸一转，却又见到跻节镇、握权柄的文学史，他号令景从，生杀予夺，数十年后读来还能想见令人颤栗的威仪。这是被权力的赋予者所塑造而致的悲剧，但悲剧的前奏往往却就是让你感动的乐章。

我是“文学史”的忠实听众和读者，或为前人心路的“别有幽怀”而发无端之慨，或为文事与史事隐约互证所吸引，每每浸淫其中，乐不知返。戴燕的大著《文学史的权力》为我们展示了可爱的文学史一路走来的尘世历程。

依今日世人之见，文学实在是可爱而无用，历史则连是否可爱也成问题。所以，“文学史的权力”似乎是一个难解的命题。但回溯一百年甚至二十几年，情形却并非如此。上个世纪交替之际，奔走海外的梁启超就有通过“诗界革命”（1899年）、“小说界革命”（1902年）以济世的倡导。1917年，陈独秀更以“四十二生大炮”的气魄宣称：“今欲革新政治，势不得不革新盘踞于运用此政治者精神界之文学。”在对国家富强和政治革新的希冀中，文学革命逐渐提上日程，以之为重要内容的新文化运动也从萌芽到成势。至于五六十年代以批判《红楼梦评论》、《海瑞罢官》等为发端的暴风骤雨，今人更是并不陌生。文学运动的社会影响是否确有发轫者预期的那么大，绝非只言片语可以说清，但从中至少可见文学被期盼的功用，而这种付诸实践的期盼本身无疑已经推着中国走了一程又一程。在中国传统中，“历史”一向因其彰善瘅恶的惯用笔法和官版印象而有其慑人之处。新文化运动之后，历史学与科学结伴，更是威风八面。所以，文学与历史合为一体、作为文学的历史的文学史，实在是“权力”不小，更何况还有盯准了这种权力的政治和思想从中推波助澜。正如作者在前言中所揭：“中国文学史的与历史结盟，使它拥有了科学的强大背景，通过教育，又使它成为普遍的共识和集体的记忆，正统论的辨析，使它与国家意识形态及政府权力彻底联系在一起，而一套经典及经典性阐释的确定，则使它获得了永久的权威性和规范性。”

文学史的权力大致表现在三个方面，即“建构一套特有的经典系统和理论体系，养成一种特有的文学文本的阅读方式，并创造出当代对于过去历史的一种独特意识”。以胡适的《白话文学史》为例。该书“按照白话终究胜过古文、来自民间的文艺终究取代贵族文艺的现代道理，来讲充满曲折充满希望的中国文学的历史”。胡适照此“理论体系”取材，于是朱光潜大为感慨：“我们不惊讶他拿一章来讲王梵志和寒山子，而惊讶他没有一字提及许多重要诗人，如陈子昂、李东川、李长吉之类……”其实，这乃是胡适营造的“经典系统”的表现。而渗透于此营造过程中的白话观念、民间观念、“写实”观念和考据的史学手法，对阅读方式和写作方式的影响极其深远，“当代对于过去历史的一种独特意识”也就由此而生。以上三者是权力的体现，也是权力不断强化的来源。戴燕先生更由“新知识秩序”、“历史主义”、“教学”、“从‘民间’到‘人民’”、“写实主义下的文学阅读”等角度切入，或解决大问题而成提纲挈领之功，或探讨新路向而收别具慧眼之效，读后颇令人有“文学史‘原来如此’”的感觉。

“中国文学史的编写，与近代中国努力在新的世界格局里，探索新的自我定位，正好同步。”中国文学史在20世纪反复构建，众声喧哗、光影摇曳之间，却清晰可见民族主义的号令。胡适之曾言：“民族主义有三个方面：最浅的是排外；其次是拥护本国固有的文化；最高又最艰难的是努力建设一个民族的国家。”从甲午一役到民初政局的几易其貌，到旧文化的动地而来，新文化也应运而生。此期间的建设以“向西方学习”的姿态进行，文学史也折射出此种历史风貌。尽管《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等传统目录和史学对文学史的边界划分、史料选择和学术判断还有大而持续的影响，尽管作者群一直大致可以“新”与“旧”、“激进”与“保守”分为两派，但最早写作中国文学史的中国学者们，差不多都将西洋的翟理士或是东洋的汉学家，奉作了自己的楷模”，参照系已经从“古”转向“西”。也就在这样的行进中，“新”的文学史叙述渐由边缘入正统，建立自己的权力场。“一个传统破坏了，新风气于是成为新传统。”但这种“新传统”也不能逃脱下一潮“新风气”的挑战。抗战以后，胡适所谓的民族主义中“排外”和“拥护本国固有文化”的魂灵被赋予合法性。势不止此，“战后形成的冷战格局，似乎使国家、政府与文化等于同一单位的观念得到格外的强化。1950年代初期，当‘爱国’作为最高尚也最具合理性的口号提出，对中国古典文学遗产的接受，也被纳入了‘爱国’的伟大事业中。”此时的民族主义远超胡适概括的框架，在国家建设、“排外”但又尊奉西学中的一部分、对“本国固有文化”既继承又批判甚至“破四旧”等多种元素构成的复杂图景中，“新”与“旧”、“中”与“西”的内容和位置被不断重新调整，文学史也就一再被改写。20世纪，关于“文学史”的诸命题就在民族主义的一波三折之中陆续体现或联袂登场。

从接受“权力”之时起，被赋予者就必须执行赋予者的旨意。文学史在思想潮流、政治、教育制度的支持下塑造自身权力的同时，也注定要为它们所塑造，为之奔波劳碌。20世纪的“文学史”看起来都不那么轻松，原因大致在此。我们理解这种不轻松，回顾这个民族的历史，就能感觉到充盈于文学史中的“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的圣贤心和豪杰气的珍贵。但眼眸一转，却又见到跻节镇、握权柄的文学史，他号令景从，生杀予夺，数十年后读来还能想见令人颤栗的威仪。这是被权力的赋予者所塑造而致的悲剧，但悲剧的前奏往往却就是让你感动的乐章，或者在当事者那里，本来就是要继续把这些乐章进行下去。以后人之眼判当日之事固然有失同情，但冷静既然可以存在于今天，必要的反思也就不可或缺。在尘世走过一遭的文学史承担了太多的俗界牵累，荣耀与祸事皆由此而发。尽管，我们或许还舍不得让他作佛家所谓的“自了”的逸客。但也该还它一个清净面目，一个“别有根芽”。而对这“权力”的本末、对可爱的文学史的尘世历程作一番详实的研究，就是绕不过的一步。

《文学史的权力》戴燕著／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3月第1版／19.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