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仅仅在两年前，“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还是一种相当有市场的文化争论，但时至今日，这一争论虽然不能说是完全消歇，但起码，人们对它的兴趣已明显有所减退，在此文化情境下，保持对这一问题的持续关注究竟出于何种考虑？

■中国学术界一些年来一直有“追风”或“抽风”现象，就是跟着西方跑，外面流行什么话题，这里跟着说什么，而且是很快风头过去，然后销声匿迹。这种现象从好的方面说，说明中国学术界很敏感，善于“跟上国际潮流”；从坏的方面看，许多理论问题其实并未深入便草率放弃，因此导致了相当一些理论问题缺乏深入的本土化自我建构和创新。我想，你说的“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论证恐怕就是这种情形。但问题在于，并不是说一个理论在热闹一阵以后，它所涉及的问题就不存在了。虽然表面文章不再，但这一论争提出的问题，以及它所触及到的诸多层面的社会文化问题，仍是我们需要深入思索的。因此我们选编这套丛书，初衷并不是对这场短暂的论争作出什么回应，而是对现代性问题本身的关注。

换言之，这种关注并不是对西方学术自身的关注，也不是为那场讨论提供更多的资料，而是基于这样一种考虑，那就是中国在面向现代化的进程中，不可避免地遭遇到现代性问题。尽管本土的现代性有别于西方的现代性，但两者之间的密切关联是不容回避的。中国现代化的过程是在一个复杂的“全球化”背景中开始的，中国是被外部世界的坚船利炮推上艰难的现代化历程的。因此，对现代性问题的清理和译介工作的意义，并不只是看看西方现代性理论如何如何，而是为我们思考中国现代性提供一个不可或缺的参照系。也就是说，我们选编这套书有一个潜在的本土现代性的反思冲动，目的是在一个更加广阔的现代性理论谱系中反思和建构中国的现代性问题。如果仅仅是译介西学诸说，为他人作嫁衣裳，这套书的价值就大打折扣了。

你也许注意到，晚近十多年来，现代性问题与中国近代以来的社会文化变迁及反思纠缠在一起，成为近代史或现代史（无论社会史、文化史抑或思想史）中的一个热点。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选编这套丛书也就是想为本土的现代性研究推波助澜。在一个“学术旅行”日盛的时代，对中国现代性问题的思考决不能只是坐井观天、画地为牢，从西方现代性研究的丰富资源中寻找对我们具有启示和建设性的东西，不正是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的有效路径吗？我们期待着国内学术界的进一步批评和建设性的意见，进而搞好这套书的策划、选目和翻译出版工作。

“知识分子图书馆”丛书较多地偏向于文学和文化研究层面，这套书较多地倾向于社会理论层面。

●记得当初王逢振先生在编选“知识分子图书馆”丛书时，其初衷虽然是要集西方“批评理论”之大成，但其中乃至后续书目中仍大量涉及后现代、后殖民、全球化等文化命题。反观“现代性研究译丛”的编选，二者之间有无冲突、重合之处？比如，你们都不约而同地译介了英国马克思主义和意识形态专家特里·伊格尔顿的著作。

■王先生的那套书选目很精彩，但较多地偏向于文学和文化研究层面，我们这套书如果说有什么预先的考虑的话，那就是较多地倾向于社会理论层面。或者简单地说，所包括的社会文化层面更加广泛一些。不过，我们并没有“集大成”的野心，实际上也很难做到。

两套丛书的选目中都有伊格尔顿，这一方面说明伊格尔顿研究在西方学界的确是有特色或有代表性；另一方面，也说明中国读书界对他给予了较多的关注。我如果没有记错的话，“知识分子图书馆”中选了一本英国出的里根编的《伊格尔顿读本》；而我们这里选的《后现代的幻象》，则是他最近关于后现代的批判性思考。也就是说，选目实际上反映出选编者自己对问题的理解和建构。伊格尔顿这本书对后现代问题的批判和反思是非常值得关注的，特别是在国内对后现代译介较为偏狭的情况下，这本书所提供的视角是富有启发性的。

至于你说两套书都“大量涉及后现代、后殖民、全球化等文化命题”，我想原因在于这些问题本身已经渗透在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各个层面上，而且在文化研究、文学理论、美学、社会学或哲学等领域中成为焦点问题。因此，无论你是从文化研究角度切入，还是从现代性角度切入，都不可避免地会触及到这些基本问题。这就造成了一些理论思考共同的兴奋点，无法回避。

而且，就我们选编这套书的实际操作来看，既没有刻意要和别的丛书争高低的想法，也没有独树一帜、标新立异的念头。说实话，我们选书只是依据书本身的价值以及对我们本土现代性问题研究有无借鉴作用，别的并不予以考虑。当然有一点要尽力避免，那就是选目重复。

现代性本身是一个包罗万象的范畴，它并不是一个学科、一个知识领域所能穷尽的“宏大叙事”。

●这套丛书就目前业已出版的九本而言，其范围涉及现代性领域的方方面面，如：文化理论、文学批评、美学、社会学、哲学、全球化理论等等，问题在于，确定入选论题、著述者乃至研究领域、文化背景的原则是什么？这其中是否严格遵照了某一种内在逻辑？

■这个问题较难正面回答。想做一件事，和做成一件事是两个不同的问题。也许你的预先设想很好，可是做起来难度太大，于是你不得不修改甚至放弃某些最初的“创意”；而有些事情则是“得来全不费功夫”，所谓意外收获。这套书的选目开始时规模很庞大，选目也很丰富，但落实到版权问题上时，就出现了许多意想不到的困难。比如有的书你多方联络，可就是拿不到版权，有的书等你去联系时已经被别的出版社买走了，还有的书被台湾买了全球中文版等，甚至有的书因要价太高不得不放弃。总之，做起来困难重重，因此我们在不断地调整书目。当然也有意外发现，有些书目几经周折后最后得到了版权，也有出版社主动上门联系的，比如，社会学家伯曼的《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现代性体验》就属于这种情况，再比如，地理学家哈维的代表作《后现代性的状况》也是一本叫好的书，但是一直在等待别人优先选择，最后别人放弃了我们才拿到了这本书，真是喜出望外。

诚然，我们选择书目事先是有所考虑的，基本原则就是我前面说到的：从社会理论角度来选书，尽量拓宽丛书的视野，不以一家一派为牢笼，因此你说的文化、文学、美学、社会学和哲学等当然也都在考虑之列。但是，一个贯穿始终的主题是明确的，那就是现代性。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现代性本身是一个包罗万象的范畴，它并不是一个学科、一个知识领域所能穷尽的“宏大叙事”。就像我们在序言中所说的那样，现代性既是一个历史概念，又是一个社会学概念，还是一个心理学范畴，当然更是一个哲学概念、文化概念和美学概念。因此从不同角度来规定现代性，以及从现代性这个关键词延伸到不同学科领域，便是很自然的，甚至也是不可避免的。只要对西方现代性研究文献稍作翻检，便会发现这个显著特征。更有趣的是，对现代性研究有所建树者，大都不是囿于狭隘的学科视野，而是带有跨学科的性质。比如最近出版的卡利奈斯库的《现代性的五付面孔》，就是从文化、社会、历史和美学等多重视角来透视现代性问题。再比如我上面提到的伯曼和哈维的书，前者是社会学家，但不时进入文学艺术和哲学领域，后者是地理学家，亦出没于历史、科技、建筑和文艺等多个领域。这可以说是现代性研究自身的特点，亦即它的跨学科性或超学科性。我们想在丛书的建设上鲜明反映出这一特点，这对于我们突破学科限制，走向学科整合是有益处的。

现代性的反思性是一个流行的说法，作为选编一套现代性论著的编者，自然也应该遵守反思性原则，如何避免某种程度的中心论是非常必要的。

●应当说，在“后现代主义”究竟是“现代主义”的延续还是终结的混战中没有最终的凯旋者，因为，问题的结论似乎更依赖于为结论所提供的解释性前提。在这个意义上，英国社会学家阿尔布劳声称，由于一个“全球时代”的到来，“全球性”超越和替代“现代性”或“后现代性”乃是情理之中的事情。请问，您是否曾尝试为这些纠结不清的文化界定提供过一个清晰的视角？

■我觉得这个问法有点不妥，因为它实际上把编者推到了尴尬的位置上，这正是现代性的反思性这个概念所极力抵制的。西方学术界对现代性和后现代性的论争并没有什么普遍一致的结论，无论是现代性与后现代性关系，抑或用全球性取代现代性和后现代性，可谓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我倒是觉得这很好，至少说明这个问题不存在一解，而存在多种可能的解释。作为一个中国编者，提供一个清晰的视角是否可能暂且不论，就编者的初衷来说，我们并不想提供“一个”视角，而是“多种”视角，不是“清晰的”视角，而是“错综纠结的”甚至“含混”的视角。因为这个问题本身就是复杂多解的，任何把现代性和后现代性还原为一种解答的做法都是成问题的。所以，作为编者，我们的想法是尽力完整多样地呈现出现代性和后现代性问题的复杂性和研究路径的复杂性。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我们没有自己的想法。从个人角度说，我比较欣赏鲍曼的说法，他认为，现代性和后现代性其实并不是截然区分或对立的概念，后现代性与其说是现代性的终结，不如说是“正在到来的时代的现代性”，这种现代性就是有距离地而不是从内部审视自己，就是编制着自己得失的清单，对自己进行心理分析。这里鲍曼强调的是一种现代性的反思性，这恰恰在后现代性中彰显出来。不过，鲍曼之说也不过是众多学说中的一种。作为编者，我们显然不能以自己的个人好恶作为原则来遴选书目，否则就会严重歪曲现代性研究的全貌。国内几年前有些后现代主义研究，将后现代主义的一家一说捧上天，认为是惟一正确的，所以导致了我们对后现代的曲解，甚至引起学界同仁的反感。

这就连带出反思性问题。现代性的反思性是一个流行的说法，作为选编一套现代性论著的编者，自然也应该遵守反思性原则，如何避免某种程度的中心论是非常必要的。用一己之见来任意剪裁显然是一种危险的做法。正像布尔迪厄所说的那样：“一种真正的反思社会学必须不断地保护自己以抵御认识论的中心主义、科学家种族中心主义，这种中心主义的偏见所以会形成，是因为分析者把自己放到一个外在于对象的位置上，他是从远处、从高处来考察一切事物的，而且分析这把这种忽略一切、目空一切的观念贯注到他对客体的感知之中。”

并不是翻译带来了学术泡沫，而是相反，翻译有助于防止学术泡沫的泛滥。

●自严复以降，翻译一直被国内学人视为文化交流之要事，但稍具常识的学者都明白：翻译又绝非惟一的要事，反观学界近两年喧嚣嘈杂的“福柯”年、“德里达”年、“哈贝马斯”年，可以说，这一文化交流“盛举”后面，滋生了更多与其说是实实在在的思想积淀，倒不如说是大而无当的思想泡沫。我无意为交流这一开放之举泼冷水，但因翻译而起的思想效果，的确是国内学界不容回避的一个现实问题。我注意到在已出版的九本著作当中，似乎尚未涉及福柯、德里达、哈贝马斯等“大牌”（后）现代主义思想家的著述，请问，这是一种巧合，还是一次刻意的安排？

■这个现象我一开始就谈到过了，这的确是中国知识界的一个怪现象。但问题的根源是翻译吗？我的看法有所不同。我认为并不是翻译带来了学术泡沫，而是相反，翻译有助于防止了学术泡沫的泛滥。我有一位研究西方著名思想家的朋友，他曾开玩笑地对我说，在他组织翻译某人的学术著作以前，国内几乎人人都谈论他，就好像每个人都精通这位大师的学术思想。可是，随着这位思想家的著作陆续面世，大家都不谈论他了，真是一种怪现象。在我看来，这并不怪，因为浮躁、急功近利的冲动，使得学术界有人很难坐下来静心啃几本原著或译著，于是就都想走捷径，从二手甚至三手资料转引来作研究的大有人在。这不是学术泡沫吗？严肃的学术翻译不啻是疗救这一浮躁病症的良药。当这些经典著作完整地翻译而不是只言片语地搬弄过来时，便可以遏制那些制造泡沫的做法，也使得那些敏锐的“快手”、“二道贩子”说起话来要谨慎得多。我坚信，翻译是提升我们学术研究胸襟和水平的重要途径，如果把学术泡沫和学风浮躁的病症归结为翻译是有失公正的。反过来说，假如我们停止翻译工作，中止对外部世界的理论旅行，那结果会怎样呢？我敢说泡沫不会因此而减少，还是更多。俗话说得好：外行看热闹，内行看门道。学术泡沫常常是那些“半瓶子醋”者所热衷的为学之道，看懂门道者需要的是更多的学术资源和参照。我坚信，严肃的学术翻译不但现在需要，将来仍然需要。正是抱着这种朴素的想法，我们才花那么多时间和精力来做这件有时看来吃力不讨好的事。

至于这套丛书为什么没有“大牌”思想家的著作，这也并非有意为之。有的是没有集中论述现代性的专著，有的是他们的著作的版权早已被别人购得；比如哈贝马斯的《现代性的哲学话语》、吉登斯的《现代性的后果》等，我们都曾选入，但是版权已被别的出版社购得。当然，我们选书确实有一个潜在的动机，那就是关注最近的学术发展，推出一些国内尚不被注意的人物，反映出这一领域学术的最新进展，而不必把目光只盯住几个“大牌”思想家。

严肃的学术翻译乃是一项“未完成的规划”。

●自2000年9月“现代性研究译丛”系列中的第一本利奥塔的《非人》面世以来，这套丛书已陆续出版了9本之多。就已完成的出版计划而言，您有无深感满意和缺憾的地方里？若不排除后续丛书的出版，您将如何在自己满意和缺憾的地方重新调整它们？

■这套丛书能够面世，仰仗商务印书馆的鼎力支持。他们在各方面给这套书开“绿灯”，使我们这些编者和译者深受感动。说实话，在出版日益受到市场销售和畅销书影响的条件下，出版严肃的学术译著委实是个艰难的抉择，我们佩服商务的见识和勇气。

这套书目前选目已有20多本，陆续会面世的还包括鲍曼的《现代性与矛盾态度》、伯曼的《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现代性体验》、哈维的《后现代性状况》、维尔默的《现代与后现代的辩证法》、赫勒的《一种现代性理论》、拉什的《另一种现代性：一种不同的理性》、奥斯本的《时间的政治》、孔帕侬的《现代性的五个悖论》、帕品的《作为一个哲学问题的现代主义》、卡弘的《现代性的困境》、科尔伯的《纯粹现代性批判》、威尔什的《我们后现代的现代》、康纳《后现代文化》、索加的《后现代地理学》等等。待这套书出齐后，有些东西就看得更清楚了。现在来谈还为时过早。

要说有无遗憾之处，当然会有，比如说，有些书由于种种原因没有被列入丛书，这对编者来说是最大的遗憾；还有，由于学识、眼界和信息所限，有些重要的书目被遗漏了，有些重要领域未能涵括进来；再比如，译文的质量参差不齐，有些译文受到了批评等。这些也有待今后工作中改进。我也希望听到国内学术界更多回音，不论是批评性的意见，还是肯定性的意见，只要对这套丛书的建设有好处，我们都将虚心听取。

最后，感谢你的采访，也感谢贵报给予学术翻译工作的理解和支持。近代以来，西学东渐延绵不绝，回首一百多年的历史，这些翻译著作对中国社会的发展和变迁所起的作用是有目共睹的。这项工作是一个宏大的事业，过去、今天和未来都需要更多的人来参与，借用哈贝马斯描述现代性的一句话来说，严肃的学术翻译乃是一项“未完成的规划”。

“现代性研究译丛”周宪许钧主编／商务印书馆2002年7月第1版

《后现代主义的幻象》［英］特里·伊格尔顿著华明译／11.00元

《先锋派理论》［德］彼得·比格尔高建平译／13.00元

《现代性的五副面孔》［美］马泰·卡林内斯库著顾爱彬李瑞华译／24.00元

《全球时代》［英］马丁·阿尔布劳著／高湘泽冯玲译／12.00元

《全球化》［英］齐格蒙特·鲍曼著郭国良徐建华译／11.00元

《自反性现代化》［德］乌尔里希·贝克［英］安东尼·吉登斯［英］斯科特·拉什著赵文书译／12.00元

《文化批评的观念》［美］理查德·沃林著张国清译／12.00元

《后现代主义的幻象》［英］特里·伊格尔顿著华明译／11.00元

《完美的罪行》［法］让·博德里亚尔著王为民译／12.00元

《非人》［法］让－弗朗索瓦·利奥塔著罗国祥译／14.00元

周宪男，1954年生于南京。先后就读于南京师范大学（文学学士）、北京大学（哲学硕士）、南京大学（文学博士）。现任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学术兴趣集中在文化研究、美学和文艺学研究等方面。著有《中国当代审美文化研究》（1997）、《二十世纪西方美学》（1997）、《超越文学》（1997）、《崎岖的思路》（2000）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