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生给了我一本他新出的书——《师承·补课·治学》。打开书本，我看到扉页上面用圆珠笔写着几个字：“铭铭同学”，落款是“费孝通”，注明他时年“九十二岁”。

费孝通九十二岁了，我不过四十有一，这五十一年的差距，对历史学家来说，诚可说是一瞬间，但先生以“同学”相称，做出了那一超长的时间跨越，实在令人意外。在他与我之间距离的这五十一年间，社会发生了巨大变化，知识随着社会变迁产生了激烈的变革。先不考虑社会这个难以琢磨的“体系”，仅就个人之间的时间差来说，先生知道，我曾师从先生的同代人林惠祥先生的学生，这样说来，我应当就是先生的“徒孙辈”。若以我负笈英伦的师承关系来推算，我的老师大抵只能是先生的老师马林诺斯基的门生的门生，到我这代，最多能算上个“曾徒孙辈”就了不起了。在并非不知道他与我之间存在的时间差的情况下，先生为什么还要称我辈为“同学”？略有自知之明的人都能意识到，即使费先生真的把我当成“同学”，也只能说明费先生谦逊罢了。特殊的谦逊，有它特殊的意义。我一口气读完《师承·补课·治学》，知道“同学”这两个字来之不易，也并非是他辈的谦虚和我辈的攀比可以解释的。

这本刚刚由三联书店出版的文集，大多数的文章我在其他的场合中都接触到过。费先生说，自己到了接近七十岁的时候，获得了“第二次学术生命”。除了《留英记》之外，收录于《师承·补课·治学》一书的文章，大多是这新的一次学术生命的中后期作品。与费先生的其他所有作品一样，这一篇幅适中的文本，有一个跃然纸上的贴切主题。在书中的第二篇，费先生说：“水有源，树有根，学术风气也有带头人。”（41页）这篇文章是在我所在研究所成立十周年的会议上讲述出来的，它的题目是“开风气，育人才”。照我的理解，《师承·补课·治学》一书的所有文章，都在讲述这样一个朴实的道理：学者的使命，在于“但开风气不为师”，在于从学习与交流中开创值得晚辈延伸的道路。费先生在论述这个道路时，采取的是一个学术自述的态度，以自己的学习过程入手来表达自己对于学问的理解。

若干年前，有一位英国人类学家曾经问我：费孝通现在忙什么？我回答说，他正在进行学术自述，梳理自己所学的社会学与人类学的理路。表情露出惊讶之感的那位英国人类学家接着问：现在的社会科学发生了重大变化，今天的中国学者更需要知道的恐怕是社会科学的新发展；费先生这样梳理自己的记忆，会不会将年轻一代中国学者带回老路上去？在海外学术界某些同行的印象中，作为学者的费孝通活跃与上个世纪30到50年代，而50年代的费孝通更多地以“从实者”的面目出现。对于费先生80年代以来的“第二次学术生命”，知道的人不多，理解的人更少。费先生曾根据中国农村发展的国情提出“小城镇”的理论，稍后又针对世界文明的新格局提出了“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以共，天下大同”的号召。在世纪转折的过程中，形形色色的“学科百年”成为我们的常识。按说，中国的社会学和人类学这两门姐妹学科也应当算有了百年的历史了。在这一百年当中，我们的学者对学科做出了值得骄傲的贡献，而费孝通本人被认为对这两门学科承担着重建的责任。在社会学和人类学界被认定为具有不断求索精神的费孝通，为什么要花费这么多的笔墨来记述自己的研究经历？为什么中国现代社会科学的奠基人要站在新世纪的时间边缘上回顾他的往事？为什么面对正在涌现着纷繁成果的中国社会科学，这位老人依然坚持为我们讲述他自己的故事？对于这些问题，没有充分了解中国社会科学面貌的学者，要理解并非易事。那位来自英国的人类学家，更不知道费孝通将他的所有回忆“别出心裁地”说成是“补课”。

诸如社会学、人类学的社会科学学科的“补课”，是1979年以来政府针对刚刚过去的“极左”的思潮提出的，它的基本意思，就是要重建一些曾经被当成“资产阶级学科”批判的学术体系。在过去二十多年中，社会学和人类学的重建，与“费孝通”这三个字很难分开。从这个意义上讲，人们完全有理由相信，费先生一定正沉浸于中国社会学和人类学“欢乐颂”之中。然而，事实与我们的想象不同，费先生在做了这么些工作之后，看到更多的是其中的难题。

在《补课札记》一文的开篇，他说：

经过了20年，事实已证明一个学科挥之即去是做得到的，要呼之即来却不那么容易。至今这门叫做社会学的学科，在中国还是不能说已经站稳。其他原因可以不多说，只说我自己。我扪心自问，应当承认这件重建社会学的事，我并没有做好，没有有始有终地完成。既然如此，接着，我觉得应当认真地想一下，在我生命结束之前，我还能做些什么？自己得到的结论，我应当做的，就是“决心补课”。（页208）

一如既往，在道出一番道理时，费先生总是给人一种文字的轻松之感，而在上面引到的这段简要解释里，却让人看到轻松后面的沉重。费孝通不是不知道学科没有站稳的“其他原因”的——例如，在“重建社会学与人类学经过的回顾和体会”一文中，我们字里行间看到，他曾不愿明确指明的“其他原因”，包括学者缺乏对于自身文化定位的意识（即“文化自觉”），包括研究人、群体、社会之间关系的社会学者和人类学者失去了在这一关系中实行“位育”的能力。可是，九十二岁的费孝通，不无忧郁地将很多责任压在自己的肩上，宁愿只谈自己需要“补课”，甚至讲所要补的课具体定义为社会学和人类学的“基础课”。于是，《师承·补课·治学》重新拣起了费孝通对他的老师教给他的“基础课”的回忆，被回忆的有他的中国老师吴文藻、潘光旦，有他的外国老师帝俄人类学家史禄国、波裔英籍人类学家马林诺斯基、美国芝加哥学派社会学家派克等。纷杂之间，我们看到那些早已被认为过了时的学术理论，成为意识到自己“身逢时代”却“有点过负了时代的”费孝通（207页）的主要论题。

一位外国人曾对我说：中国人的优点，不在于被宣扬了那么久的形形色色的“民族性格”，而在于我们这个民族对于“矛盾”的宽容心。对追求逻辑的人文学者来说，这个说法听起来有些刺耳——“他好像是在骂我们”。不过，仔细分析我们从费先生那里得到的，或许这句常被当成“骂话”的话，自有它的道理，因为在费先生的“矛盾心态”中，我们读到了两方面的重要教益。一方面，他自己的“补课”，给大家带来了“古为今用”的途径——从吴文藻的少量文字涌现出来的知识分子的“早春天气”，从潘光旦的社会思想中闪烁出来的理论之光，从帝俄的史禄国那里漂来的民族精神，从马林诺斯基的社会人类学中延展开来的对于文明社会的宏观论述，从派克那里体会到的人文区位……种种的洞见，难以言表，而又清晰地呈现在我们面前。另一方面，这些被隐喻地呈现的洞见，又给我们施加了沉重的压力。

为了给我们加压，先生回顾起西南联大时期的“魁阁”社会学工作站，他说，战时内地知识分子的严酷生活条件，造就了“西南联大精神，体现了知识分子的一片真情，一股劲头，一种正气”（380页）。在我们这个时代，严酷生活条件已经不再，但中国知识分子要对自己的学问实行“第二次创业”。怎样通过学业的“补课”，来实现精神的“补课”，令年轻一代的我们重振那一片真情，一股劲头，一种正气，是这位老一代学者寄予的厚望。于是，我终于知道，费先生以“同学”相称，包含一种特殊的谦逊。“同学”，令我看到了悲情的谦逊带着的那份郑重的期待——我们（对他来说的“你们”）如何才能使我们赖以表达自身及社会关怀的学科免遭断送于我们自己手中的命运？对此，我们这代人承担着特殊的使命和特殊的风险。

《师承·补课·治学》费孝通／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年7月版／18.5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