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2年，中国传媒业并没有制造出令人心醉的奇迹，它在某种程度上依旧在延续转型的重任。面对市场的挑战，新一代传媒人依旧把胡舒立在1991年出版的《美国报海见闻录》当作宝典一样来阅读。如果你眼光足够敏锐，在北京你已经能够轻易买到港台报刊，假如你是个关心国际的时尚分子，《纽约时报》、《时代》、《财富》、《华尔街日报》中文版，你都可以在网络上毫无障碍地“零距离”接触。

正如《远东经济评论》上《请让我们来娱乐你》一文所指出的一样，2002年中国传媒接轨全球资本并没有让我们享受到足够的快乐，境外的大型跨国传媒公司依旧被阻隔在国境线之外。国外传媒对中国觊觎有年，但是他们发现2002年并没有实质变化：传媒产业依旧在政府的掌控之下，游离于政治宣传和发展当地市场经济之间。打开裂缝的仅仅是如下的一些团队：电视方面的新闻集团（NewsCorp）和美国在线－时代华纳（AOLTimeWarner），唱片方面的宝丽金（BMG），娱乐庆典节目的ChannelV和MTV电影方面的华纳兄弟（WarnerBrothers），图书俱乐部的贝塔斯曼（Bertelsmann）。总体上，他们的心情是灰暗和沮丧的。

2002年的中国传媒界，一方面还是国外传媒集团的隐忍和等待，而另一方面则须面对中国传媒业界的饥渴感。《新周刊》杂志的“传媒专栏”从2002年开始大量介绍海外杂志，从《Milk》到《号外》，从《Face》到《I－D》。而在更多的报章上，我们除了见到庸俗的日常生活的报道之外，张五常、斯蒂格里茨、弗里德曼、基辛格等人的专栏，《时代》周刊的封面报道、《财富》和《商业周刊》对中国以及世界富人和企业的评论，甚至是《连线》和《巴黎竞赛画报》的主流价值趋向，《香港信报财经新闻》和《香港虎报》都纷纷呈现在我们的视网膜中。好了，国际化的游戏已经真正开始，到今天为止，或许你已经在街市上见到美国《新闻周刊》中文版和《福布斯》中文版。

从1987年胡舒立出国看美国传媒，其后1991年出版《美国报海见闻录》，到今天已经十多年过去了。在这个变化莫测的传媒世界，美国是否依旧保持对中国的吸引力？2002年，几位新锐人物的出场为我们重新找回自信。广州的王尔山，几乎遍访了美国主流媒介的重要人物，其后发表在《书城》和《21世纪经济报道》的文章为我们留下了对《时代》周刊、《娱乐周刊》、《纽约时报》、《华尔街日报》、《华盛顿邮报》、《人物》高层访问的最初印迹。这就是后来作为《书城》增刊出现的《与美国报刊主编对话录——提问是记者的天职》。北京的许知远在《经济观察报》的“全球视角”专栏在英国和美国寻访了众多的经济学家和政要名人，其对路透社、BBC、《金融时报》等高层人士的访问同样是对传媒国际化的弥大贡献。没错，就是他，把美国著名学者眼中的世界走向呈现在我们面前，这就是其后结集出版的《转折年代》。

而深圳的辜晓进显然继续了胡舒立的访问道路。寒假暑假，冬来夏往，2002年他驾车两万余公里，成功访问了《斯塔藤岛前进报》、《奥兰多前哨报》、《圣彼得堡时报》、《芝加哥太阳时报》、《芝加哥论坛报》、《底特律新闻》、《波士顿环球报》、《巴尔的摩太阳报》、《华盛顿邮报》、《费城问讯报》、《每日新闻》、《今日美国》、《纽约时报》、《纽约邮报》、《华尔街日报》、《新闻日报》、《洛杉矶时报》共18家报社以及甘尼特公司、论坛报公司和道·琼斯公司。这在厚重的《走进美国大报》均有表述。我们不妨把《走进美国大报》看作是一份来自美国报业现场的最新报告，其中所蕴涵的报业老总办报理念和著名报纸的经营要诀是我们接轨全球化时候最好的参照和归依。

此前，我们不得不流传二手的国外传媒资讯，并为争夺国外传媒研究的话语霸权而大打出手。当然，除了李希光教授主政清华大学新闻传播学院之外，传媒学院派的影响还小之又小，它很难贡献出超越社科领域的优秀人才和新鲜观念。虽然前述几位的出场是很多人背后支持的结果，我还是愿意将他们的作用夸大一些，也好让那些还在大学和传媒研究机构研究“新闻标题学”的老师和前辈们出一身冷汗。It'stheendofthewordasweknowit,是时候让他们重新观察这个世界。

这个激动人心的时代已经开始动荡变化，一方面表现在时尚财富类媒介对“财富”、“名人”、“生活方式”的追逐上。新闻史上出现了从来没有的光荣岁月，以吹嘘消费、财富、浮光掠影甚至是糜烂为能事。而在另一个向度上，自以为继承“新闻遗产”的另一部分传媒人，继续以对“公共生活”的干预为己任，他们对彰显社会正义、良心和人性层面的“明星落马”、“制度改革”、“秘书帮”和“灾难事故”倾注全力，企图从中找到“人民斗士”的感觉。正如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信史》杂志所说：“新闻工作者将永远生活在双重忧虑中——一种舞台演员般的忧虑和以自己每日的文字改变公众观念的忧虑。”

《哥伦比亚新闻评论》在评说2002年美国传媒的时候，引用了唐纳德·格雷厄姆的故事来印证美国传媒进入“后公司时代”（ThePostCompany's）的实质：“2002年夏季，唐纳德·格雷厄姆在给华盛顿邮报公司的投资人汇报财务报表的时候，并没有以他的旗舰报纸《华盛顿邮报》和所获得的各种传媒奖项开始。不仅如此，在32分钟的演讲中，他仅仅用了8分钟来讲述《邮报》和《新闻周刊》的广告销售、读者人群的变化、新闻用纸的价格和印刷技术的提高。”今天的华盛顿邮报公司已经不再是其母凯萨琳·格雷厄姆掌控的邮报公司。在动荡变化的时代，美国传媒公司正由一个“个人掌控新闻事业的时代”转型为“公司决策的时代”。

在传媒品牌的延伸、广告的扩张和编辑方针的定位上，2002年中国传媒应对的是全所未有的全新局面：原本的传媒只要听命于上级主管领导、广告商和视听人，而现在除了听命这些人，还有投资商和股票持有者的话语掷地有声。因为越来越多的上市公司开始参股传媒产业的运作，改变已经悄然开始。如果将1990年代以来国家转型市场经济所导致的从政治、社会、经济到文化各层面的变化称为“转型”，那么2002年之后风起云涌所带来的变化就是“革命”。整个传媒产业的改变宛如“寂静的春天”——当然这种改变一直在继续，从历史的长河来看，2002年正如1978年以来24年的现代化努力一样，它沉陷于日常，但它终将超越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