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去思是无罪的，只是扼杀思本身倒是会在历史上成为一个有罪的事件。一个为了真理而勇于遭受监禁和放逐的思想者，不仅洞穿历史将“事情本身”大白于天下，而且将思想敞开而再度成为学术界的显在意识。

当一种思想不同于社会的时髦思潮时，往往有两种状况出现，一是这种标新立异会成为新时代的风向标，而引领人们走向新的境界；二是这种思想不见容于当世，从而给思想者本身带来杀身之祸。有人因此说：“世界上有两种人最可贵，一种人能够力挽狂澜，纠正历史的过错；而另一种人却只能够以自己的血与生命向世界说明历史的过错是何等的残暴”。历史的脉络已经标明了胡风的命运与归属。这种为思想和自由的言说所付出的代价，令后人叹息再三。

在中国现代思想史和文学史上的胡风事件，浓缩了中国20世纪中期的理论风云。自1988年6月胡风获得彻底的平反之后，胡风思想的研究也在学术史和批评史中逐渐开展。胡风文艺理论和批评思想的基本构架和值得关注的命题也获得了重视和重释。

我和温儒敏先生合作培养的博士生王丽丽，愿在这一文学史和文艺理论史结合问题上展开自己的研究，并以真正的理论勇气直面胡风事件的重大理论问题，在所有有争论的问题上不回避不顾左右而言他。这种理论锐气和思想锋芒，我以为是做学问的最为重要的品质。

我注意到，在胡风研究取得多方面突破的同时，学术界对胡风事件形成原因的理解还存在着模糊不清和较大偏差，因而王丽丽希望借助现代社会科学的理论成果对胡风事件重新进行解析，并在胡风事件的三个关键问题上，即态度问题、理论问题和宗派主义问题上有所发掘和拓进。在作者看来：“所谓胡风的态度问题，是在解放前后胡风与左翼同仁进行的一系列论争中逐渐累积、浮现出来的。它在‘民族形式问题’讨论中最早出现，在重庆的‘主观’论争中急剧升级，在香港批判中进一步恶化。态度问题的实质是：漠视意识形态的‘询唤’要求，对既定的一统意识形态体系拒不表示‘臣服’”。论文在对胡风事件作出重新解析的同时，也致力于对胡风这一文化多面体进行立体的展示：揭示胡风的主客观化合论具有中国传统的整体思维特征，指出胡风特异的编辑思想和活动具有经营一个文化生态的意义，展示胡风本人对事件的分析和反省，同时标示出胡风个性中具有一定的偏执因素，以及胡风在处理“文学与政治”关系时不能完全适应当时的需求，胡风的宗派主义具有特定时期历史的复杂性等问题。

胡风研究中一个难题是对胡风事件成因的解释。由于胡风事件中的文艺与政治的纠缠以及复杂人事的纠缠，使胡风事件的成因一直笼罩在迷雾之中。论文采用的方法是穿越政治纠缠的角度，指出胡风在政治领域中触发意识形态的深层问题：拒绝了意识形态对其的思想整合；所主张的文艺理论容易导致美学和意识形态的还原，从而在实际政治效果方面与主流文论南辕北辙；其具体组织文艺运动的方式包含着批判者十分警惕的“异端”因素。在学术史的清理中，论者运用现代社会科学的理论方法对胡风事件进行多角度地阐释：借鉴了西方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理论领域里所取得的多项成果，如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询唤”理论对个体与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关系的描述，马尔库塞对文艺形式中意识形态内涵地揭示，哈贝马斯有关“公共领域”的论述对研究胡风集团的文化生态的意义。从而立体地呈现胡风的复杂性，在展示胡风各方面的同时，透视胡风事件产生和形成的过程，在理论方法论上有所创新。正惟此，作者才能深刻地揭示作为第一义诗人的本质：胡风为了坚持自己认信的真理而“心安理不得”地勇于承受监禁、放逐和疯狂的命运的一生，更是一首让人每一读之都不禁油然而生敬仰之心的悲壮之诗。”可以说，论者力求从中国特殊时代的历史语境中对胡风问题进行客观研究，既注意到了胡风思想的正面意义，同时也注意到了胡风“一方面力图消解体制，一方面又作着将自由的文学体制化的设想”的负面意义，并能运用还原法和新历史阐释法对历史难点疑点问题重新审理，表现出可贵的理论开拓意识。

王丽丽寒窗五载写出这本四十余万言的长篇论文。当她到韩国任教时，行李中几乎全是胡风研究的书籍，她多次修改论文以至于最后身体十分虚弱。应该说，这篇论文是一个生命与另一个生命的深层对话，是一位年轻学者对上一代学者的内在精神阐释。这种“同情地理解”和清明的理性解剖，使本论文具有了思想的重量。

人去思是无罪的，只是扼杀思本身倒是会在历史上成为一个有罪的事件。一个为了真理而勇于遭受监禁和放逐的思想者，不仅洞穿历史将“事情本身”大白于天下，而且将思想敞开而再度成为学术界的显在意识。只是，当历史的风向标已经跳过这最沉重的一页时，消费主义和玩世主义已经从另一个角度层面让思想在此失重，于是历经苦难的沉重思想遭遇了轻飘的消费时代氛围，思想的光芒漫射在无边的虚空中，渐暗渐哑。这是何等的悲哀！也许，思想本身就是等待和坚守！也许！

《在文艺与意识形态之间——胡风研究》王丽丽著／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11月第1版／38.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