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的SARS之疫刚刚过去，我就接到三联书店用特快专递寄来的《我们仨》，阅读之下，我被震惊了。作者杨绛先生是著名的学者、翻译家、小说家和散文家，到7月，便是92岁高龄的老人了。早就听杨先生说起过她要创作《我们仨》的想法，但这几年，只见她在翻译《斐多》，在写一些短篇作品，在督促商务印书馆影印出版钱锺书先生的手稿和读书笔记，也在处理那些挥之不去的纠缠烦扰，谁能想到，竟已勉力完成书稿。

长仅9万字的《我们仨》，分为三部。第一部题曰“我们俩老了”。文长不足2页，无论是内容还是篇幅，都只相当于一篇序或者一个楔子。文叙老年的杨先生做过许多“梦境不同而情味总相似”的梦，往往是钱锺书、杨绛两位老人走着走着就“失散”了，且总是“凄凄惶惶”的。

果然，第二部题曰“我们仨失散了”。是写一个大梦，一个关于“失散”的“万里长梦”，一段放在奇特梦境里的真情演绎。正是朱敦儒《行香子》所谓：“心中想，梦中寻。”虽然纯为梦中感觉，有些荒诞离奇，有些不可思议，有些飘忽不定，但确实是真实的事物和情感。古来借梦境为载体的文学名著不在少数，而能如《我们仨》这样感人至深的文字并不多见。钱先生曾在《谈艺录》中盛赞李贺《春怀引》“宝枕垂云选春梦”句，以为最能逗人情思。钱先生极称“‘选’字奇创”论曰“作梦而许操‘选’政若选将、选色或点戏、点菜然则人自专由梦随心而成如愿以作。醒时生涯之所缺乏得使梦完‘补’具足焉正犹‘造化’之能以‘笔补’，踌躇满志矣。”“选梦”意象之妙，后世诗文中曾数见不一。杨先生“选梦”而做，从心所欲，到了极致：不仅做梦，而且做梦中梦，想做什么梦就做什么梦。

这第二部又分为三节，首先是走上古驿道。一家三口在古驿道失散。第二节是在古驿道上相聚。寻寻觅觅，“三人又相聚了。不用说话，都觉得心上舒坦。”钱先生病卧在船上，杨先生累了，睡着后又做起梦来，在梦中梦里发现钱瑗也病了。第三节是古驿道上相失。钱瑗住院了。杨先生无法分身，还是用梦中梦的办法，了解女儿的情况，并转告钱先生。钱瑗接受检查、治疗，受尽病痛的折磨，“走了，睡着去的”。钱先生也倦了，嘱咐完杨先生“好好里（即‘好生过’）”，便闭上眼，睡了。在第二部里，杨先生假托长梦，另设景致，与钱先生“一程一程”地告别。

杨先生驱遣语言文字，毕竟浑成老道，虽似在不经意间，而时有警句；描摹景致风物，涉笔成趣，虽仅用三言两语，便境界全出。未见着一悲字，而文字之外明明哽咽有声。文中所叙梦中事，虽然是文学语言，但多有似曾相识、有现实依据可寻之处。例如，船号“311”，正是钱先生病重时所住病房的房号。古驿道的客栈有一纸警告、一纸规则，钱先生病房的门口挂着一个写着“谢绝探视”的牌子；每人领了一个圆牌，作为出入的凭证，杨先生出入医院有通行证，也不免有这样那样的警告和规则。两位老人在一起时，总是握住对方的一只手，这样的情景是经常可以看到的。钱先生的小舟远去了，杨先生希望自己变成一块“望夫石”，杨先生在生活中比磐石还要坚强。诸如此类，不胜枚举。

书外

读着《我们仨》，我不由得想起从前的事。1993年3月至6月，钱先生突然病倒住院，杨先生虽已高年，仍悉心陪护，直到钱先生病愈回家。1994年7月，钱先生再次病倒，杨先生陪住，日夜不得休息。其时我正出访法国，两个月后我见到她时，老人家已经瘦了一圈，精神疲惫，甚至站立不稳，行走须扶墙。从此时直到1998年12月钱先生去世，杨先生几乎每个白天都到医院陪同照料。由于医院饭菜不行，杨先生还要在家里为钱先生置办吃的。她将鱼或鸡去刺剔骨，捣成肉糜，辅以切碎的蔬菜，制成流食后亲自带到医院。每天午睡醒来后，钱先生就睁着眼睛，巴巴地等杨先生来。杨先生一到，就附在钱先生耳边，用轻软的吴语同他聊天，钱先生也用吴语，真是和谐而幸福。

1996年底的一天，我去看望钱先生，和杨先生分别坐在病床两边同他说话。突然，钱先生开始咳嗽，杨先生早有准备，轻轻地拍抚他的胸部。发现他是有痰了，杨先生熟练地把吸痰器的玻璃吸管插入他口中，开动机器，并不断调整玻璃管的位置，将痰吸出来；接着又在吸管上插上一段橡胶管，从鼻孔里插进去，直达气管，将那里的痰也吸出来。杨先生的动作犹如一个有经验的护士。钱先生的头感到痒了，脑袋不安地扭来扭去，杨先生用手在他的头上缓缓地搔着，他舒服了，安静下来。这时，他伸出一支胳膊，杨先生立即握住他的手，好像是应一个习惯性的约会。看着这情景，我觉得真是感动。由于杨先生和医护人员的精心照拂，虽然是在病中，钱先生的精神还是愉快的，有一次他说：“其实我不难受。”

女儿钱瑗教授重病住院后，杨先生肩上的担子更重了。除了照看钱先生，隔一段时间她就到另一家医院去看望女儿。医院在郊区，路远，又不好走，钱瑗怕妈妈太累，总不让她去。杨先生放心不下，就在钱瑗床头安了一部电话，母女俩每天用电话谈心。1997年3月，因医治无效，钱瑗病逝。白发人送黑发人，杨先生内心的痛苦可想而知，但是，她却对我说：“我能亲自送走钱瑗，心就安了；要是我先走，丢下钱瑗，她就太可怜了。”她真是太坚强了，她每天都要忍着巨大的心灵悲痛，费尽脑筋想该对钱先生说些什么。钱先生聪明过人，没多久，他就猜出发生了什么事。也许是为了不让杨先生太难过，他谈话时再不提女儿。杨先生见瞒不住，也就把实情相告。两位老人心里都很难过，这时候也只能互相安慰了。

1998年12月19日清晨，听着杨先生用无锡家乡话在他耳边所做的轻轻祝福，钱锺书先生静静地离开了这个世界。连续的悲痛没有击倒杨先生。她就像一位岿然屹立的将军，指挥若定，忠实地执行着钱先生的遗嘱。没有举行任何仪式，没有摆放花篮、花圈，没有悬挂挽联、挽幛，也没有佩戴黑纱、白花，没有立碑，也没有保留骨灰，只率领几位亲友，默默地送走了钱先生。从钱先生去世到办完全部丧事，总共还不到60个小时。当我们陪她从八宝山回到家里，杨先生已经疲劳到了极限，但她没有倒下。她平静地说：“锺书、我，还有女儿，我们商量好了，身后都不留骨灰。我按锺书的意愿送走了他，我完成了任务。锺书不喜欢人家哭他，所以，今天我没有哭。”听着这位大彻大悟者说话，我的眼泪就忍不住流下来了。

钱先生住院后，杨先生就开始为《钱锺书集》的出版奔走。钱先生不喜欢出全集，但同意把一部分著作出版，称为《钱锺书集》。杨先生先同出版社谈，再和钱先生商量，又把钱先生的意见转告出版社；除此之外，还有种种的困难、问题，需要一一解决，真是费尽周折。过去，由于技术原因，《管锥编》和《谈艺录》的多次补订都只能附在书后，使读者阅读不便。杨先生组织力量解决了这个问题，使病中的钱先生感到十分欣慰。我们都遗憾钱先生没能写完长篇小说《百合心》，然而杨先生说：“锺书研究了一辈子外国文学，但是，研究成果并没有写定。他的稿子未完成，当然不能出版。这才是真正的遗憾。”几年下来，在杨先生的主持下，按钱先生的要求而编辑的《钱锺书集》终于出版了。杨先生总算可以松一口气了。

杨先生的生活态度达观而从容，认真而充实。对于年届九旬的老人来说，身体的柔弱是不待言的，但是，她的内心又是非常坚强的。她的心情很平复。但是，她闲不住，每天的主要事情仍然是读书写作。她翻译了《斐多》，这是一篇柏拉图的对话，是一块难啃的骨头。她抽空完成了《我们仨》。她还说，打算为孩子们写点东西。每天晚上临睡前，她都要写一幅字——用毛笔抄录钱锺书先生的诗。既是寄托对钱先生的怀念，也是修心养性的日课。我看了那厚厚一摞纸，每张纸都那样整洁有致，每个字都那样认真工稳。这种情景，真能净化人的心灵。我感到了一种震撼，情不自禁地要赞叹。

第三部题曰“我一个人思念我们仨”。三里河寓所，因女儿、丈夫的离去，已不复为家。人生如寄，这里只是一个客栈。杨先生回首来时路，顾望徘徊，深深感叹：“人生如梦”、“如梦幻泡影”。钱先生于1959年也曾形容过去的日子有若“电谢波流，似尘如梦”。杨先生在这里重温他们仨一同生活的岁月，记下了许多珍贵的史实。文中内容，与杨先生已经发表的其他著作相映成趣，既有照应，又不重复。整个回忆从1935年开始，直至暮年。一个伟大的学者之家，竟是那样朴素和单纯。三个人互相扶助，分担痛苦，痛苦只剩下三分之一；三个人互相欣赏，分享快乐，快乐就扩大了三倍。他们仨“都没有虚度此生”，他们仨确实“是不寻常的遇合”。杨先生告诉了一个读者所不知道的钱锺书，当然，同时也就告诉了一个读者所不知道的杨绛和一个读者所不知道的钱瑗。

1980年，在谈到傅雷先生时，杨绛先生说，傅雷很幸福，因为他娶得了朱梅馥那样的好妻子，“梅馥不仅是温柔的妻子、慈爱的母亲、沙龙里的漂亮夫人，不仅是非常能干的主妇，一身承担了大大小小、里里外外的杂务，让傅雷专心工作，她还是傅雷的秘书，为他做卡片、抄稿子，接待不速之客。傅雷如果没有这样的好后勤、好助手，他的工作至少也得打三四成折扣吧？”杨先生又何尝没有将这份幸福带给钱锺书先生呢？关于这一点，钱先生曾多次提到。散文集《写在人生边上》于1941年出版，当时，“作者远客内地，由杨绛女士在上海收拾、挑选，编定这几篇散文，成为一集”。钱先生因此在本书卷首对杨先生表示感谢，并将这本书赠予她。小说集《人·兽·鬼》于1946年出版，钱先生在序中说，“此书稿本曾由杨绛女士在兵火仓皇中录副”，并再次致谢。《围城》于1947年出版，钱先生在序中说：“这本书整整写了两年。两年里忧乱伤生，屡想中止。由于杨绛女士不断的督促，替我挡了许多事省出时间来，得以锱铢积累地写完。照例这本书该献给她。”杨先生事后回忆说：“有一次，我们同看我编写的话剧上演，回家后他说：‘我想写一部长篇小说！’我大高兴，催他快写。”为了省俭，“也不另觅女佣，只把她的工作自己兼任了。劈柴生火烧饭洗衣等等我是外行，经常给煤烟染成花脸，或熏得满眼是泪，或给滚油烫出泡来，或切破手指。可是我急切要看钟书写《围城》，做灶下婢也心甘情愿。”后来，钱先生著《宋诗选注》时，杨先生曾自告奋勇，愿充当白居易的“老妪”——也就是最低标准：凡是杨先生读不懂的，钱先生就得另外补充注释。“文革”中，家被“沙子”挤占，不得已借住办公室。钱先生要写《管锥编》，杨先生冒险回到家中，“两天没好生吃饭，却饱餐尘土”，从尘封的杂物堆中，清理出五大麻袋的笔记、资料。钱先生就是凭着这些，花三年时间，写定了《管锥编》前四册。钱先生一向不喜欢别人来祝寿，称寿日只是“受罪之日”；然而，拜寿者却逐年增加，数倍于前。钱先生实在应接不暇，只得躲避他室，访客全由杨先生挡驾劝退。几天下来，杨先生嘴上竟磨出了水泡。在近年新出版的《石语》卷首，钱先生又记下杨先生的功绩：“绛检得余旧稿，纸已破碎，病中为之粘衬。”可以说，钱先生已出版的著作中，都有杨先生付出的心血。近年来，三联版《钱锺书集》、《宋诗纪事补正》、钱锺书手稿和读书笔记的出版，更是杨先生一手操办的。

作为读者，我们非常感谢杨绛先生为钱锺书先生所做的一切，非常高兴读到这部《我们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