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东先生在“阅读中国”书系的序言中不无感慨地写道，如果说在《海外汉学丛书》刚刚成形的1988年，大陆学人对于西方同行的工作还只知一鳞半爪，则此次作序简直就像在介绍老朋友的一些新作了。我们不妨认为，其实再没有什么时候，我们曾对西方汉学有过现在这样系统的、与时俱进的知识，不仅可以密切关注其学术发展的动向，就连译介工作都与其展开过程日渐同步。当然，外来的知识和思想如此大规模的登堂入室并不是一件包赚不赔的事情。至少在刘东先生看来，越是系统地引进某种活生生的外来学术话语，就越要给原有的文明基础带来深重的冲击和致命的紊乱，古代的佛学是这样，近代的西学是这样，当代的汉学也肯定会是这样。但是面对方兴未艾的“洋务运动”我们已经别无选择，如果就此关闭“学门”，只会让我们陷入井底之蛙的窘境。

20世纪90年代前期的译者们尚可以从几代汉学家的著作中选取较有代表性的见解，但到了2002年，如此丰富的知识体系也已被发掘得差不多。基本上所有的西学经典都有中译本，与此同时大量的专著和资料也被介绍到国内。其中一些书已经一版再版，成为销售排行榜的常客，例如《叫魂》和《万历十五年》等。2002～2003年所引进的图书大都是上个世纪末的新作，有像《怀柔远人》这样比较成熟的作品，也有类似于《中国研究的范式问题讨论》这样并无定论的研讨会文集。笔者无法对此段时间内引进的大量图书细致描摹，只能选取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几本进行一些粗略的评介，希望能从中窥见近来图书引进的大致面貌。

中西文化交流

有关中西文化交流的书籍一直是图书引进的热点，各大出版社近来均有此类图书问世。值得一提的是大象出版社继2001年的《耶稣会士中国书简集》之后在2002年出版的《中国来信》，将早期汉学的视野扩大到西欧、南欧之外的捷克，给人耳目一新之感。18世纪的捷克耶稣会士严嘉乐是我们迄今为止已知的捷克最早的一位汉学家，他1716年来到中国，以毕生精力深入研究了汉学和中国传统文化，以科学求实的态度毫不迟疑地反对一些欧洲学者对东方文化的偏见，为捍卫中国古文化的真实性仗义执言。《中国书信》既是他与欧洲人士的通讯纪录，也是他留下的关于中国文化的著作——其中保存了大量18世纪初的中国信息，既是一本饶有兴味的读物，也是一份极具价值的资料。称之为“西方早期汉学经典”名副其实。除了原始文献的出版和重印外，关于中西文化交流的论著也不断涌现。《意大利与中国》作为商务印书馆海外汉学书系的最新论著当属其中的佼佼者。作者白佐良和马西尼将两个民族历代以来对彼此的看法作了一个概述，并且介绍双方对那些较为有名的人物所作的一些比较典型的评论。本书并没有对历代中意关系的全部历史进行论述，而只是选取了最突出和最有趣味的几件施以浓墨重彩，但是作者也有意识地纠正中意文化交流史中过多提到马可·波罗和利玛窦却对其他人不闻不问的偏颇，介绍了其他人的许多事迹，尤其突出了郎世宁在中意文化交流中的地位。从古代到18世纪，在与中国有关的欧洲国家中，意大利长期居于首位，作者用大量的篇幅重点刻画了意大利在各个领域中的独特角色。对近代以来的书写，则恰当地强调了英法美诸国的作用，以便更好地理解意大利所采取的某些举动和态度的原因。

对于“民族主义”的反思

对于“民族主义”的反思在近年来的大陆学界蔚然成风，而本尼迪克特·安德森的《想象的共同体》的出版可谓恰逢其时，一时间“想象的共同体”不仅在学术界引为时髦，也频频在媒体上抛头露面。在1983年之前，欧美学界主流学者向来把西欧作为民族主义的发源地，但是在安德森看来，18世纪末、19世纪初在南北美洲的殖民地独立运动才是现代意义上的第一波民族主义，到1820年之后才在欧洲出现一种群众性的语言民族主义——拉丁文之类的古老神圣语言没落，而以方言为基础的民族印刷语言的革命则趁势而起。为了避免被汹涌的民族主义浪潮淹没，欧洲传统的统治者将新兴的民族主义原则和旧的王朝体制结合起来，主动掌握“民族想象”的诠释权，在新的观念基础上赢得臣民的效忠。但是这种官方的民族主义在欧洲强势的背景下变成了在亚非拉地区的帝国主义，最后一波殖民地民族主义就是对此的反弹。和18世纪美洲的移民一样，20世纪的殖民地眼里，殖民地的边界也终于成为了民族的边界。这就是安德森眼里现代民族主义发展的大框架。中国社会自19世纪中期转型以来变乱纷呈，看起来并没有什么思想观念可以一以贯之。但是罗志田先生认为，如果将晚清以来各种激进与保守、改良与革命的思潮条分缕析，都可以发现其所包含的民族主义关怀，故都可视为民族主义的不同表现形式。余英时先生更进一步提出，20世纪上半叶中国经历的三次政权变更：1912年满清让位于中华民国；1927至1928年北伐建立南京国民政府；和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其原动力无不来自民族主义。我们不仅能在《想象的共同体》一书中看到近两百年来民族主义的大势，亦可以看到属于我们自己走过的道路，这也是这本迟到的经典于当前的价值所在。另一本对“民族国家”进行重估和反思的重要作品《从民族国家拯救历史》也于2003年出版。本书的英文版自从1995年推出以来即受到包括中国学人在内的广泛关注。作为杜赞奇先生研究近代中国历史的一部力作，本书视野开阔而又考据精当，既有西方经院派学术著作中典型的理论模型，也有针对中国现代民族主义话语的形成所作的具体的案例分析；他提供了中国近现代史话语的生产机制，也对美国学界进行了自觉的反思。译者王宪明先生对此作了很高的评价，认为本书是自20世纪70年代国际学术界“语言学转向”和美国汉学界“在中国发现历史”思潮出现以来较具代表性的学术著作之一。值得一提的是本书的翻译颇为精当，原文颇为晦涩难懂，但是译者尽可能准确地表达了作者的意思，显示了近年来引进版图书质量的提升。

文明史的书写

斯宾格勒写就的《西方的衰落》开创了20世纪文明史的书写，但是在汤因比的《历史研究》之后，这种的宏大的以文明为单位的表述方式显得后继乏力，而《从黎明到衰落》一书则是这一黯淡的背景下为数不多的亮色。像《美国人开拓历程》、《美国人建国历程》、《美国人民主历程》三部曲的作者丹尼尔·布尔斯廷一样，雅克·巴尔赞并不是一个学院派的历史学家，而是以三十多部文化史和文化批评论著而闻名于世。本书是他毕生对1500年以来整个西方文化研究的集大成之作，也是20世纪文化论著中的经典之作，评论家们将此书推祟为文化作品创作历史上的一座里程碑。毋庸讳言，名人效应在图书引介方面也具有重要的影响，表现为每年都会有一定数量的名家之作问世。上海人民出版社推出的《史学家——历史神话的终结》就是这类图书的代表。霍布斯鲍姆已为大陆学界所熟知，他的《革命的年代：1789～1848》、《资本的年代1848～1875》、《帝国的年代1875～1914》、《极端的年代：短暂的20世纪（1914～1991）》是典型的史书，而诸如《民族与民族主义》则是标准的学术专著，《史学家——历史神话的终结》则是此公的一本论文集，他在其中融会了自己对于毕生所从事的历史学本身的思考。他认为“解构披着历史外衣的政治和社会的神话，长期以来一直是史学家职业义务的一部分”，这本书基本上围绕此命题展开，在他看来，坏的历史并非无害的历史，而是危险的历史。霍布斯鲍姆的对历史编纂现状的忠告在可以预见的未来决不会过时：“……用神话和虚构来代替历史的企图，并不仅仅是拙劣的智力笑话。毕竟，他们有权决定在教科书中写进什么内容，日本当局对此了然于心，因此坚持在日本学校中使用对日本侵华战争内容进行删改的教科书。”为此霍布斯鲍姆坚持把抵制那些民族、种族或其他神话作为历史学家的最重要的任务之一。说起历史学家的任务就不能不提《多面的历史》一书，作者唐纳德·R·凯利梳理评点了西方自前古典时期至18世纪晚期的历史思想和历史著述，对其中的众多主题和方法论详加考察，其议题包括年代学、文献形式、史学方法和史学批评、解释理论、历史哲学和“历史主义”等，是一道属于历史学家的大餐。凯利从分析希罗多德和修昔底德入手，他认为这两人作为希腊史学的开山鼻祖树立了双重传统：前者的模式是对“过去”的客体化和考据化，这与后者立足现实的政治叙述和分析形成鲜明对照。他接着考察了由这两个主题衍生、发展出来的众多变化，论域从希腊罗马时代的史学，到中世纪的编年史，再到文艺复兴与宗教改革时期的民族史学和修正史学，最终延伸到博学派史学和启蒙史学在十七、八世纪的兴起。

在对引进版图书的考察中，值得一提的是出版界和学界在图书引进方面的沟通和互动。例如何伟亚的近著《怀柔远人：马嘎尔尼使华的中英礼仪冲突》一书在中文版问世之前已经在各大学的课程中进行了推介和讲授，而马克·塞尔登的《革命中的中国：延安道路》也早已被列入到中国近现代的选读书目，至于并称为民族主义研究两大经典的《民族与民族主义》（厄内斯特·盖尔纳著）和《想象的共同体》（本尼迪克特·安德森著）分别于2002年和2003年译成中文出版则更是水到渠成的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