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期刊社办大奖赛资金来源分两种：刊社自筹和企业赞助。没有刊社拒绝赞助。

□评选结果公正与否是公众瞩目的焦点。

□有的奖奖金高达101万，有的奖没有奖金，但奖金不决定奖赛的“大小”。

□国内文学期刊举办奖赛的模式仍然比较简单，经济收益也并不明显。

在如今低迷的文学界，最大的新闻莫过于各种大大小小文学奖赛的评比。而在花样繁多的文学奖赛中，由文学期刊主办的大小奖赛占相当一部分比例。

为何一向自诩清高的文学期刊，偏偏对奖项赛事乐此不疲甚至不避跟风之嫌？大奖赛能成为拯救文学期刊的强心针吗？

我们有必要先对国内部分重要的文学期刊奖赛做一归纳（见附表）：

纵览以上奖赛，可以总结出几个特点：有企业赞助多于无企业赞助；专家评奖多于读者评奖；评选内容多为本刊作品（仅有中国作家设“友刊最佳作品奖”）；有奖金多于无奖金，且多数奖金都在10万以上。

资金：刊社自筹VS企业赞助

办大奖赛需要大量资金。只有少数刊社是自筹，多数刊社选择与企业联姻。后者为刊社和企业带来双赢。

给作家发奖金要钱，请专家评比赛也要钱。钱从何而来？一是刊社自筹，二是企业赞助。

组织一次大奖赛，少说也要40万。单靠文学期刊社自身的财力，很难支持，诸多奖赛中，仅有“小说月报百花奖”和“当代文学拉力赛”是刊社自己掏腰包。而大多数文学期刊的大奖赛都与企业联起了姻。“人民文学奖”是文学期刊最有影响力的奖项，冠名“茅台杯”，被美誉为“国刊”与“国酒”的珠联璧合；“中国作家奖”冠名“大红鹰杯”；“大家文学奖”冠名“红河杯”；“新概念作文大赛”冠名“中华杯”，虽然没设奖金，却一直是由上海烟草公司提供比赛赞助。而据《美文》副主编穆涛介绍，“全球华人少年美文大赛”最开始奖金没敢想设那么高，后来在浙江通策集团的老总吕建明的赞助下，才把首届大赛的总奖金额度设到101万元。

对这种文学与企业的联姻，没有一家文学期刊社认为是对文学的折辱，哪怕是那些目前尚无企业赞助的刊社，也没有吃不到葡萄说葡萄酸，一致认为“是好事”，“应该多些企业来关注文学，支持文学”。我们当然不用迂腐地担心文学从此沾上了铜臭味，毕竟，在文学期刊处境艰难的今天，能获得外援是十分宝贵的。

企业的钱也不是白掏的。不难发现，这些赞助名单中，多数是国家不让做广告的烟草行业。烟草和文学牵了手，就可堂而皇之登上大雅之堂，随缪斯的翅膀进入广大公众的视野。据记者从《大家》副社长欧阳常贵处获悉，红河在赞助《大家》之前，不过是一家默默无名的烟厂，几年“红河杯”下来，已然跻身名牌了。投入与产出之间，企业是算得很清楚的。

然而，虽然所有的文学期刊都希望与企业亲密接触，企业却总是更青睐于其中名声更响者。只有少数大刊，才能拉来赞助。更多的期刊社只能徒叹奈何。《山花》于2000年举办过一次“山花奖”，之后失去了企业的赞助，没能延续下来。其主编李寂荡表示，如果能有企业继续赞助，这个奖也会重新办下去。

可以肯定，如果有更多文学期刊得到更多企业的赞助，一定会有更多的大奖赛产生。

评选：公正性VS暗箱操作

评选结果公正与否是人们对奖赛关注的焦点。一场失去了公正性的比赛不仅毫无意义，而且可能给主办刊社带来灾难性的影响。

有人担心，企业投了钱，会不会就理直气壮地干预评奖？而刊社会不会拿人手软，从而影响评选结果的公正性？

刊社当然也意识到这个问题，所以，在和企业谈合作时，都明确表示，只要企业掏钱，不要企业参与评奖。不过，是不是所有的企业都能遵守此君子协定，就不得而知了。而《当代》常务副主编常振家干脆表示，新设的“长篇小说奖”没有奖金，就不需要企业赞助，也就不会受制于企业。

其实，评选结果公正与否，总是所有奖赛被质疑的焦点，文学期刊的奖赛也不例外。除了赞助企业可能干预以外，人情压力也可能会影响评奖的公正性。小小的文学圈，转来转去都是熟脸，难免会产生各种人情关系。一位文学期刊负责人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连国内最知名的某文学大奖也存在暗箱操作，更难保证其它了。《萌芽》总编赵长天则说，每次“新概念作文大赛”，都会有包括一些省市领导在内的很多人来给评委会打招呼，希望能让该省市的学生获得殊荣。

多数文学奖的评选方式是设专家评委会对候选作品进行投票，这也使得一些人产生专家的个人倾向可能影响评奖公正性的联想。不过文学作品本来就是见仁见智的事情，很难说得清有没有专家的个人倾向。《小说月报》的“百花奖”完全由读者投票产生，当然也就不需要什么专家评委了，倒是没有这个困扰。《当代》的“长篇小说奖”，据说要首创评委现场记名投票的形式，目的也是为了“公平、公正、公开”。

没有人比刊社自己更清楚公正性的份量。一场失去了公正性的比赛，不仅结果毫无意义，而且会给刊社带来灾难性的影响。如赵长天说：“出一点点差错，就全完了。”所以，我们宁可相信，不管以哪种方式举办奖赛或进行评奖，文学期刊社断不肯轻易砸自己的招牌。

奖金：101万VS零奖金

奖金之于作家的吸引力有多大？奖金之于奖赛的意义何在？

没有一家刊社负责人否认奖金的魅力，他们其中，许多本身就是著名作家，也获得过若干文学奖，如《中国作家》的常务副总编辑何建明就曾获得“鲁迅文学奖”等大小二十多个奖项。中国文人早已不视金钱如粪土，奖金意味着对作家的一种肯定。而且，这种肯定比过去一朵大红花一张大红奖状，当然要实际的多。不能说获奖者都是冲着奖金去的，但毕竟，作家也是人，也需要食人间烟火。也有少部分人不会太在乎奖金，比如初露头角的文坛新人，获奖意味着文坛对其的认同和接纳，巨大的荣誉感会让他们获得心理平衡。

文学奖从一开始没有奖金到有奖金，到奖金越来越高，目前已呈持续高涨之势。首届“全球华人少年美文大赛”，总奖金高达101万，头奖10万，以至网上还出现“一篇作文是否值10万”的大讨论。《美文》副主编穆涛介绍说，101万的总奖金是高了些，但是获奖的人多；而头奖10万元奖金，由于有三篇作品难分上下，最后评委一致决定，由这三位作者共享。

如此态势下，《小说月报》“百花奖”和《萌芽》的“新概念作文大赛”不能不算是成功的特例。前者自1984年始，难能可贵地坚持了20年，两年一届从未间断。就像电影的百花奖一样，《小说月报》“百花奖”完全由读者投票产生，一个重视读者重视市场的作家，就不可能不重视这样的奖。“新概念作文大赛”虽然没有奖金，但该大赛给获奖者带来的隐性收益早非多少奖金能比。它不仅是一家杂志的文学大赛，更是10多所著名大学的阅兵式。一旦获奖，原本寂寂无名的中学生，不仅立刻受到传媒和出版社的关注，还有可能敲开大学之门。韩寒、郭敬明就是“新概念作文大赛”产生出的两个新人。也正是有这样的明星光芒指引，无数的家长学生才趋之若鹜，最近一届的报名人数早已突破第一届4000人的十倍！到了现在，“发奖金反而已经不合适，也没必要了。”（《萌芽》总编辑赵长天语）

新近又传出消息，《当代》要从今年开始举办“长篇小说奖”，奖金为零。记者从《当代》常务副主编常振家处获悉，首届评奖已于12月9日正式展开，最终结果将由专家评委现场记名投票产生。常振家认为，高奖金未必与作品的高“含金量”相匹配。“零奖金”正是要为目前奖金的高涨之势叫停。

国外文学奖中，既有奖金高达百万美元的诺贝尔文学奖，也有奖金仅为区区60法郎的法国龚古尔文学奖。两个奖在国际的地位和声誉都很了不起。说到底，文学奖的大小并不取决于奖金多少，只取决于评出来的作品质量如何；奖金只能为奖赛锦上添花，不能“一白遮百丑”。

刊社收获：品牌效益VS经济收益

举办奖赛使刊社充实了稿源，提升了品质，扩大了品牌知名度，但经济收益并不明显。多数刊社正在赔本赚吆喝。

这些文学期刊举办的大奖赛使赞助企业收获广告效益，获奖者收获荣誉和奖金，媒体收获新闻素材，作为主办方的刊社，能收获些什么呢？

最大的收获是找到好的作家作品。寻找好作家好作品是多数文学期刊举办奖赛的初衷。由此追溯出另一个问题：文学期刊的好稿源渐次枯竭，好作品难求。《当代》常务副总编辑常振家说：“我们多的是可上可不上的文章，少的是让人耳目一新非上不可的优秀作品。”而《萌芽》总编辑赵长天更深有感触：当初杂志需要优秀作文，按照惯例到中学里请语文老师推荐，结果发现，语文老师推荐的好作文基本都不能用，因为它们都是“应试教育”下的“好”作文，缺少生气。有感于此，杂志社才联合了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复旦大学等十多所著名高校，于1998年发起区别于应试作文的“新概念作文大赛”。而几届大赛下来，那些获奖者总是会优先给《萌芽》供稿，《萌芽》积累起丰富的作者资源。其它刊社也有同感，举办奖赛不仅充实了期刊的稿源，也提高了期刊的品质。

扩大刊社的知名度也是刊社评奖设赛心照不宣的又一目的和收获。文坛的冷清和诸多文学期刊的无人问津，促使杂志社放下身段来吆喝。而评奖设赛，不仅会吸引文学圈里大小人物的注意，还会引来报纸、广播、电视等各家媒体的大肆报道（当然，吸引的文学大腕越多，媒体的报道就越热闹），无疑是一次免费广告。最明显的例子是，许多家长和学生都是先知其“新概念作文大赛”，后知其作为大赛主办方的《萌芽》杂志。而《美文》的首届“全球华人少年美文大赛”，更产生五篇作品入选中学语文课本，成为那届大赛最大的亮点。

虽然有显而易见的连动效应，比如丰富的稿源提高了期刊品质，吸引来更多读者，发行量得以增长，发行收入得以增加，但大多数刊社仍然不以经济收益为举办奖赛的着眼点。只有少数刊社将获奖作品结集出版，靠图书赢取一些微薄的利润——利润的大部分落入出版商的口袋。多数刊社还根本没有进行这样的尝试。和奖赛带来的品牌效益相比，刊社认为，即使赔钱赚吆喝也是值得的。

目前看来，文学奖赛尚未成为刊社的盈利点，仍然是文学期刊和文坛自娱自乐的PARTY.

运作模式：基金会模式能否借鉴？

基金会运作可以保证评奖的规范和持续性，然而，国内文学期刊社举办的奖赛尚无一例。

虽然文学期刊举办的奖赛已经不少，但普遍认为，运作模式并不成熟。

基金会是国外文学奖最常用的运作模式。它既可以保证评奖的公正公平，又可以保证活动的持续性。国内庄重文学奖是此模式，另外，记者获悉上海有一个由巴金老人发起的基金会，运作很规范，只是资金有限。国内文学期刊的评奖尚无一家是基金会运作，多数文学期刊仍然得小心维系和某一家企业的联姻。有《山花》的前车之鉴，要是哪天企业突然取消赞助，这奖还能不能办下去恐怕就是问题。

最近的媒体消息是两年前，文学期刊的旗帜——《收获》说要举办“收获文学奖”，并称将以基金会运作的模式打造成中国的诺贝尔奖，当时很让文坛兴奋了一阵，后来终于不了了之。

刊社观念意识的淡薄、重视程度不够，国家政策不配套（比如基金会应该免税）、不落实，企业着眼于短期利益不愿意掏钱，等等，总有原因让我们无奈止步，虽然我们明明知道这是一件多么值得提倡和支持的好事情。

三个追问：

奖太多吗？会更多吗？能更好吗？

文学期刊的大奖赛已经泛滥了吗？会否有更多的奖赛出现？什么样的文学奖赛才有生命力？

文学期刊大奖赛已经泛滥了吗？

《当代》常务副总编常振家认为，当初推出“当代文学拉力赛”的时候，文学正低迷。文学比赛证明文学还活着，还有活动。虽然这样的比赛有批评有赞扬，但这样的文坛，才是有活力的文坛。文学奖赛之于文坛的意义正在于此。

《中国作家》常务副总编辑何建明认为，文学期刊举办的奖不宜太多，太多就滥，不能有钱就评。

《山花》副总编辑李寂荡以为，目前的文学奖确实比较多，但越多越好。因为文学本来就边缘化，备受冷落，多一些奖，可以多一些社会关注。但评奖也有两面性，评得不好，就会适得其反。

《小说月报》主编马津海认为这些奖多数都局限于奖作家，尤其是自己刊物的作家，而忽视了对文学期刊的另两大重要人群——读者和编辑的关注（《小说月报》“百花奖”是国内目前惟一设有“编辑奖”和“读者奖”的文学奖），广泛性不够。虽然对于作家有吸引力，但读者不一定买账。而片面强调奖金，也会有炒作嫌疑。

《萌芽》总编辑赵长天说，多些评奖是好事，但刊社自身需要突破。比如《萌芽》的“新概念作文大赛”，最重要的是要防止模式化，读者很会模仿，每次评委都力求发现跟以前题材和写法不一样的新作品。当然，这很难。

《美文》副主编穆涛认为，办杂志各家有各家的办法，评奖只是办法之一。像《收获》杂志，不评奖也办得好。

会否有更多的文学期刊奖赛出现？

多数文学期刊社的负责人认为答案是肯定的，但这些奖不太容易翻出新花样。文学期刊讲定位，文学奖也要讲定位。目前的文学期刊设的奖，针对中短篇小说的多，长篇小说的少；针对小说的多，诗歌的少；针对成名作家的多，新人的少。如果找不准自己的定位，出现再多的奖也只能是昙花一现。

什么样的文学奖赛才有生命力？

奖多了也会形成竞争。在都保证公正性的前提下，只有权威大奖才能真正引人注目。而权威性来源于期刊自身的品牌形象和影响力。比如除了《萌芽》，其他刊物也有办作文大赛，但成功的不多，因为“新概念作文大赛”已经在市场上占得先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