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04年新加坡世界书展研讨会上的演讲摘要)

中国出版业集团化建设的由来

中国出版业从1978年改革开放到上世纪末，基本上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其间中国图书市场的性质发生了根本的变化，正确地认识和理解中国出版业发展的这三个阶段和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出版业创建的新的出版模式，有助于我们把握中国出版业集团化建设的由来。

中国出版业发展的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1978～1985年从1977年到1985年，中国图书市场总量经历了一个井喷式的超常规增长阶段，期间图书总印数和总印张的年环比增长率持续保持在10%左右，最高年份超过了16%。如此之长的增长周期，如此之高的增长速度，在世界图书出版史上也是罕见的。导致这一阶段中国图书市场高速增长的原因，主要是“文革”10年文化禁锢与停滞之后的弥补性反弹。伴随着这一阶段中国出版社总量的增长，以及纸张和印刷能力等物质与技术条件的满足，中国图书市场的饥渴性需求得到补偿，从而支撑了中国图书市场的迅速扩张。

第二阶段：1986～1994年1985年之后，中国出版业高速增长的势头不复存在。1986年，中国图书出版总量猛跌，总印数和总印张数分别比上年下降了22.08%和22.03%。之后的7年内，中国图书出版总量始终未超过1985年的最高点，直到1994年，虽然图书出版总印张数首次超过了1985年，但图书出版总印数仍然低于1985年的水平。中国出版业从而经历了长达9年的调整和徘徊阶段。1986年之后中国图书市场所出现的负增长以及低增长，表明决定中国图书市场发展走向的基本力量已经发生了逆转，作为传统计划经济的特点和结果之一的“短缺经济”已经不复存在，中国出版业的高速增长第一次受到消费者力量的遏制，中国图书市场的性质开始从卖方市场向买方市场转化。

图书市场由卖方向买方的转变是市场经济发展的一种必然，其间出现一时的调整与徘徊也是正常的。但是，中国图书市场的波动如此之大，历时如此之长，却是另人费解的。我们的研究表明，中国图书市场的调整之所以长达9年之久，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在于中国出版业未能主动、积极地适应市场主导力量的变化，未能在出版体制和发行体制上果断、深入地推进改革，培育起适应现代市场经济的新的出版组织。

第三阶段：1995年以后从1995年开始，中国出版业终于结束了长达9年的调整与徘徊，1995年和1996年中国出版总量指标大幅度增长的情况表明，中国出版业进入了一个新的增长阶段。

导致1995年、1996年出版总量指标增长的原因，首先是中国国民经济水平的迅速提高和经济的持续快速增长；其次是中国出版业内部出版结构的调整、管理的加强、营销手段的改进以及出版改革的深入推进的结果。同时我们也看到，1994年底国家对中小学教材定价的一次性松绑是导致1995年、1996年出版业销售收入和利润大幅度增长的直接因素。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出版人思考更多的问题是，中国出版业新一轮的增长究竟能持续多长时间，如何才能使新一轮的增长持续更多的时间，并在最大程度上扩展图书市场的容量。中国的出版人意识到出版改革已经进入培育新的出版组织的阶段。

新的出版组织的培育

国际经验证明，在图书市场的快速发展过程中，新的出版组织的产生往往会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如何培育出适合中国国情和市场发展要求的新的出版组织，创建新的出版模式，是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出版业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

中国原有的出版组织是在50年代学习前苏联的基础上组建起来的。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中国出版社的结构是相当单一的，同时又是高度同一的。按照国际标准看，大都属于不大不小的中小型企业。那就是，一般在二三百人以下，四五十人以上；年出新书400种以下，100种以上；年销售额2亿元以下，2000万元以上；年利润在1000多万元以下。经过多年的发展，尤其是最近几年的努力，中国出版业涌现出少量相对规模较大的企业。但是与海外出版集团相比，这些出版企业仍属于中小企业。就功能而言，也是极不健全和相当单一的。而且均被限制在一定区域内，不具备跨地区经营的能力。这种高度同一的模式和结构是与计划经济体系相适应的，而当我们的出版业向市场经济体系转轨时，它的弊端就表现出来了，那就是它不能有效地扩大市场的容量。

1995年起，中国出版界出现了培育适应图书市场发展要求的新的出版组织的呼声。有关专家与业内人士在不同的场合和专业媒体上呼吁组建大型出版集团，建立强有力的图书发行中盘。

1996年，上海率先在全国开始进入组建出版集团的调查研究和方案设计阶段。上海的出版人先后考察了美国、欧洲、日本等几乎所有的国际大型出版集团和传媒集团，对国际出版集团运营模式、组织结构和业务方式有了比较全面的认识，获得了关于组建集团的第一手资料，为组建适应中国国情的出版集团积累了感性和理性两方面的知识。

1997年，中国共产党第十五次代表大会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高度明确提出了“深化文化体制改革”的任务。作为文化体制改革的一部分，出版体制改革，尤其是出版集团的组建在全国范围被提上了议事日程。

1999年起，随着中国入世步伐的加快，出版集团在各地应运而生。

中国出版业集团化建设的现状

1999年2月，经国家新闻出版署批准，中国第一家出版集团——上海世纪出版集团正式成立。截至2003年底，全国出版集团已达14家。中国出版业集团化的建设，将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中国出版业的市场格局，有效地扩大图书市场的容量，培育出一批具有竞争力的市场主体，最终有利于内容创新和民族文化水平的提高。

基本情况

从1999年2月到2003年底，全国有上海、广东、辽宁、北京等地相继组建的出版集团共14家。

2002年4月，主要由新闻出版总署原直属出版单位组建而成的中国出版集团在北京成立；2003年9月，上海世纪出版集团进一步调整和加强，扩容后的上海世纪出版集团拥有13家图书出版单位、42种杂志和5份报纸，下属单位共24家，年出书8000余种。这两件事情表明中国出版业的集团化建设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出现了集书报刊音像电子网络出版于一体的功能齐全、品牌众多、在市场上具有影响力的大型出版集团。

组建集团的模式、路径和原则

三种主要模式

由于各地出版集团的设计者对集团化的理解不尽相同，各地区、各部门的具体环境与条件不尽相同，各出版集团组建的时机与时间不同，各出版集团的运作能力存在差异，目前国内各家出版集团组建方式与运作模式各有特点。其中，有三种模式较有代表意义，即以上海世纪出版集团为代表的以出版内容提供为主、进行资源与业务平台整合的模式；以辽宁、江苏、浙江等出版集团为代表的以省为单位、编印发一体化模式；以中国科学出版集团为代表的专业出版、跨地区联合模式。

整合模式上海世纪出版集团是比较典型的整合模式，即试图在出版领域按照专业出版、教育出版、大众出版等来组织和整合出版单位与产品品牌，在发行、物流、财务、信息化平台以及资本运作等方面于集团层面进行业务重组与整合。由于是按照现代企业制度并参照现代出版与传媒集团的模式进行重组，因此整合模式在地域上并不要求该地的出版单位全部进入集团，在进入企业的类型上也没有囊括编印发等所有的出版产业类型。

省域模式该模式以省级区域为组建出版集团的基本范围，将该区域内的主要编、印、发单位纳入到新成立的出版集团之中。省域模式一般囊括了原省级新闻出版局（或出版总社）所管辖的所有编印发单位。省域模式具有强烈的地域色彩，这种出版集团在当地具有绝对的市场力量。

专业模式中国科学出版集团是比较典型的按照出版单位的专业类型加以组建的出版集团。中国的专业模式出版集团往往按照行业隶属关系组建，并且可能是跨地区的。

两种可能路径

从主要方式而言，出版业集团化的路径可分为联合的横向路径与内生的纵向路径两种。横向路径是指在上级行政部门的推动下，出版社与出版社，或者出版社与书店、印刷厂，乃至出版社与其他媒体之间，通过资产和业务重组形成一个规模较大的集团，并以此形成新的产业结构。到目前为止，中国的出版集团组建主要采用这种路径。内生的纵向路径是通过单个独立出版单位内生与自我裂变的发展逐步壮大的一种路径，也可叫做纵向发展的方式，即指一些大社名社依靠自身的力量分化出若干子公司而形成集团。

10个组建原则

中国出版业的集团化过程，其目的既是加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也是按照产业发展的规律来做大做强中国的出版产业。因此，集团化建设有赖于遵循以下若干原则：坚持党和国家的出版方针；体现规模经济的原则；通过强强联合的途径实现集团化；适当考虑相关相近的原则；有助于形成多种媒体互动发展的综合效应；能够对整个集团的业务进行重组；有利于集团新的增长点的形成；形成围绕内容创新的多元经营的格局；逐步引入现代企业制度；既要坚持集团的一体化领导，又要充分调动各出版企业的积极性。

集团化的意义和作用

中国出版业集团化的建设，从长期看，将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中国出版业的市场格局，有效地扩大图书市场的容量，培育出一批具有竞争力的市场主体，最终有利于内容创新和民族文化水平的提高。从制度的层面看，集团化建设在短期内也会对中国出版业产生如下积极的作用。

有利于实现政企分开，切实转变政府职能

中国的出版单位长期以来一直是政府的附属物，所以在出版业政企往往存在合一的关系。中国出版业的集团化建设理顺了政府管理部门与出版单位的关系，实现了政企政事分开、管办分离，强化了政府的市场监管和公共服务等职能。集团的组建及其与政府的分离，推动政府实现了从办文化向管文化的转变，从管理文化单位向管理市场的转变，从微观管理向宏观管理的转变。

催生了新的业务形态

出版集团组建后在寻求新的发展的过程中，往往会适应市场竞争的要求和行业发展趋势，催生出新的业务形态。连锁经营、现代物流、超级书店、电子商务、网络化、数字化、产业链和价值链的打造在中国出版业事实上都是出版集团建设的伴生产物。

参照现代企业制度，改革了出版社的体制，转换了运行机制

在组建集团的过程中，各出版集团均通过改革原有的体制，在国资授权经营、企业运行、组织人事、激励机制等方面形成了一系列新的制度安排，从而使出版单位更具有市场活力和竞争力。

制度变革所释放的能量是巨大的。近年来新成立的出版集团均通过改革大大地释放了生产力，不少集团的生产规模和经济实力有了长足的进步。更加重要的是，集团化的推进是近年来中国出版业得以持续增长、中国图书市场容量得以不断扩大的一个关键因素。

集团化建设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中国出版集团的组建是在中国入世这一特殊的历史背景下加速进行的，因此它在很大程度上是行政推动的产物，具有明显过渡形态，也不可避免地存在一些问题。

行政捏合，一定程度上存在翻牌情况

由于各种特殊的历史原因，出版集团在中国是行政推动的产物，因此在其组建过程中有可能会出现违背市场规律，拼凑和捏合的情况，甚至出现某种翻牌公司的迹象，原来的出版局或出版总社简单化地变成了集团，其内部的关系少有变动，产权关系单一，治理结构不健全，陡增的则是各种内部矛盾。

业务重组力度不够，资源配置不尽合理，规模经济效益难以体现

到目前为止，中国的出版集团大多数还没有完成从单纯的物理结合向“化学反应”的转变，集团规模的扩大仍然主要是低水平的数量累加，而没有根本性的业务整合，原先的初级特征和粗放经营的色彩也并没有褪去。虽然有的集团在发行、物流、财务等公共平台的建设上取得了进展，但很少有集团能够围绕着产品生产线对出版社的结构进行调整，对各类资源作合理的配置，这就难以实现集团化所要求的规模经济效应。

新的市场主体还未真正形成

中国目前各出版集团和出版社的性质仍然是事业单位，实行企业化管理。这种体制虽然并不影响出版单位的一般市场运作和经营，但由于无法取得国有资产经营授权，资本运作和并购难以开展，更谈不上上市融资，产品结构、产业结构的调整也相当困难。

市场保护、地区封锁在一定程度上继续存在

中国的出版集团在行政捏合下往往具有强烈的地域特征，这些集团有可能以长期以来在行政干预下所形成的地区网络与壁垒行使市场保护、地区封锁等不正当竞争手段。

上述存在的问题是在集团化过程中所出现的阶段性问题，随着改革的深化，这些问题将逐步地得到解决。事实上，去年开始的全国文化体制改革试点工作已经在很大程度上解决了集团化过程中所暴露出来的薄弱环节和问题。

中国出版业集团化建设的趋势

随着中国出版业的发展和全国文化体制改革的全面启动，今后几年的中国出版业集团化建设，将围绕制度创新、技术创新和内容创新开展新的探索和实践。

集团将通过改制成为真正的企业和市场主体

根据中国出版业发展的内在逻辑和全国文化体制改革的总体部署，中国的出版集团及大多数出版社将在今后的五年内逐步由目前事业单位企业化管理性质转制为公司制现代企业。中国的出版集团及出版社未来的企业类型选择可能主要是以下两种。一是经营性的非盈利组织，类似于美国哈佛商学院出版公司、英国牛津大学出版公司这样的企业。二是股份有限公司，其中有的可能成为上市公司，类似于培生出版集团、麦格劳·希尔出版集团、汤姆森出版集团等。这种改制过程将是渐进的，改制中也可能出现某种中间的过渡形态，但无论如何，企业的治理结构、运行模式和机制将会随着转制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对资本市场的利用以及发行股票上市，也是题中应有之义，相应的企业的并购活动也会慢慢地开展起来。

围绕内容重组集团的业务领域，调整产品结构

随着信息化、数字化、网络化的发展，中国的出版集团必然会将自己定位于内容提供者，并以此来重组业务领域和调整产品结构。未来的中国出版集团的业务发展将可能不再是各个出版社独自分散作战的结果，而会按照不同的产品生产线对出版社的结构进行调整，对品牌进行组合，对产品资源进行配置，以期深化内容创新，最大程度地利用内容资源、降低成本、创造新的产品和新的品牌，以提高市场竞争力，扩大市场覆盖面。这一过程由于既涉及到出版社结构和利益的调整，又取决于出版集团的运作能力和水平，所以将会是非常艰难的，但是从趋势上看它必然会出现。

新的业务形态和业务平台建设将成为集团建设的当务之急

如果说，在集团组建的最初阶段仅是少数出版集团开展了新的业务形态和业务平台的建设的话，那么在今后几年内中国的出版集团将会随着业务的发展和竞争的需要着力开展这方面的工作，包括数字化网络编辑业务平台的建设，现代物流体系的建立，发行平台和分销网络的搭建以及相应的电子商务的开展等等。这项工作的意义还在于通过这些公共服务平台的建立，使整个集团的业务运营真正成为一个整体。

专业出版将成为集团建设中认真考虑的问题

专业出版的强弱是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出版业是否成熟的标志，因此推动专业出版的成长对中国出版业来说具有重要意义。随着国民经济的不断发展，专业出版的需求开始出现，而数字化、电子化等新的技术的迅速进步则为专业出版提供了新的手段。因此今后几年中国的出版集团会通过建立大型专业数据库，开展网上出版、教育和服务等来拓宽新的专业出版领域，实现新的增值。

注重集团的出版产业链和价值链建设

如何紧紧围绕内容的生产和提供，积极开展业务多元化工作，尽快形成合理有效的产业链和价值链，是中国出版集团建设下一步着重要解决的问题。出版集团要在内容产业的多元化经营上进行大的突破，一般通过以下两种方式：一是多种媒体的互动开发，走图书、报刊、广播电视、数字化产品开发之路，将同样的内容用不同媒体形式进行包装转化，最大限度地推向市场和占领市场，获得最大化收益。二是围绕品牌建设，进行相关衍生产品的开发，尽可能地延长产品的价值链，覆盖更广泛的市场。这两种业务扩张方式，尤其是后一种方式，将会成为中国的出版集团在今后几年中着重加以探索的方面。

集团的相互参股与区域性的联合将成为可能

为进一步地扩大中国图书市场的容量，客观上需要加强各地出版业的合作，打破行政壁垒，逐步形成区域内合理的出版产业分工。而且，这种区域性的专业化分工应是与收益递增相联系的，从而是一种基于内生比较优势基础上的区域出版产业分工。这种出版产业分工的区域性内生比较优势能够随着分工的逐步演进而演进，并成为加速知识积累和生产率进展的动力源泉。出版集团的组建使区域的产业联合和分工成为可能。今后几年在一定区域内出版集团之间的相互参股，发行渠道的共建，物流体系的共享，以及产业之间的分工势必会出现。上海2010年世博会的举办将使长江三角洲地区在经济上真正一体化，这一地区将发育成为中国最庞大、最成熟、最稳定的区域共同图书消费市场，相应地这一区域内的各出版集团必然会出现各种形式的联合和融合，进而为出版业的发展提供巨大的发展空间。

建立新的出版与发行之间的供销关系改善出版生态环境

近年来中国图书市场获得较大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是各种类型的书店如雨后春笋般地出现。但与此相应的市场秩序和规则则没有很好的建立，以至在很大程度上破坏了正常的出版生态环境。以出版与发行之间的供销关系为例，书店过长的帐期、货款的拖欠和占用、无谓的退货、恶意的破产等等相当严重地威胁着出版社的生存和发展，随着总批发权向民营企业逐步放开，这种情况可能会进一步严重起来，进而有可能引起整个出版生态的恶化。因此，在今后的几年中，出版集团势必会在市场秩序和规则的建设，尤其是在建立新的出版与发行之间的供销关系上下功夫，从而为自己的进一步发展创造良好的制度环境和生态环境，进一步扩大中国图书市场的容量。

（2004年5月2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