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一个大都市里都有像安妮宝贝这样的女子，她们是城市的过客，生活在繁华的暗影下，宿命般地被排斥在异乡人的世界里。她们用整个生命哭泣与微笑，拼尽全力捍卫自己幻想的权力，拒绝中庸平淡。但是城市只承担她们的幻想，却从来没有成全过她们。而在暗夜的狂想里，城市逐渐成为心上的一道伤口。她们深陷于一种自在的迷茫中，找不到返乡的路，也不知道自己要什么。

纷乱的城市里惟一永恒的传奇便是爱情，但是爱情已经蜕化成文字域里的一种想像。正是在这里，我想我能够明白安妮宝贝们对于文字的执迷——每一次写作都是与幻觉最近的时刻。就像落水的人渴望臂膀，迷途的人需要方向，安妮宝贝们将虚构视为一种救赎。“写作是血液里的呼叫，是无法停息的声音，如果停了，灵魂就死了。”“除了文字，你以什么生存。”

对于很多七十年代出生的作家而言，写作与文学是两个概念。她们可以将写作视为生活方式，但是，对于文学她们并没有什么责任感。说到底，写作只是一种行为，而文学则意味着创造。写作某种意义上只是小资生活趣味的一部分，作为一个写作的女人，本身就意味着自由、另类，意味着不同凡响，或者说是一种精神生活的可能性。这一代人共同地呈现出青春期式的自恋与自闭倾向，对于她们，最绝决的反抗姿态就是自我毁灭，是享乐后的自戕，而写作正是这种生活观念的实践方式之一——它是一种能带来快感的受难。总之，越小资就越写作，越写作就越小资，你无法改变现实，但是你可以在纸上做梦，或者在暧昧而又物质化的屏幕上寻找光闪处的灵感。

尽管依然保持着网络写作的很多特征，但是《二三事》呈现出的安妮宝贝已经不再仅仅只是一个网络写手。良生与莲安的故事像是基斯洛夫斯基的《两生花》，她们生活在各自的黑暗之中，互相印证，灵犀相通，共同挣扎。她们都生长在单亲的家庭中，从小便失去关爱，一个人沉默地长大。然后离开故乡，开始走离人群。经历一场注定要夭折的不伦之爱。两个女人的命运开始有了交叉点。良生不断地离开自己的情人，来到已经成为明星的莲安身边，帮助她。她说她帮她就是在帮自己，她要用对她的爱来一针一针地缝补自己。但是最后，莲安还是自杀了。良生把莲安与自己情人的孩子接回身边，开始回到人群中。找一个冷漠干净的男人，尽管知道他爱自己多于爱别人，但是他那里能够容得下她想要的平静生活。于是惨痛的青春期终于结束，成长告一段落——要等到付出那么多，忍受那么多，我们才能知道自己不过是一个平凡人，才终于愿意和人群一起流动。

这是安妮宝贝作品中经常出现的宿命与救赎的主题。莲安渴望过不同于母亲的生活，但是最后，却和母亲一样，在比自己低下的男人中寻找温情，杀人之后自杀。良生为了逃离父亲的平庸无望，嫁给了一个只见过一次面的男人，她在不同的生活境遇下流浪，可是最终又不得不回到正常人的生活中。像父亲一样。

和很多七十年代出生的作家一样，安妮宝贝坦然承认无法抵抗物质时代的种种诱惑，也承认情色是一种令人上瘾的毒药，她享受这一切，但是也憎恶它。她的主人公们以圣经中的爱情来将现实理想化——爱是恒久忍耐，爱是恩慈，爱是永不停息。这种面对爱情的宗教式的朝圣者心态，使她们不得不在具体的对象面前遭遇失望。“没有出路，只能相爱。然后毁灭。你不知道这种绝望，其实与绝望无关”。在妥协与固守之间，她们发现自己对于理想的亵渎。然后沉溺在自己对自己犯下的罪中，没有忏悔，并决意将一个人的爱情进行到底——爱情说到底只是一个人的事情。

在爱情的浓重的阴影下，是刻骨铭心的父亲情结。良生们的脆弱从本质上说，是因为父亲的缺席。她们从一生下来就被宣判了失父的命运，而此后的情爱之路不过是要找一个父亲样的情人。他覆盖她的思想，穿透她的情感，引领躯体走向温暖安静的孩童之梦，但是现实中的“父亲”却总是令人失望。和陈染、林白等六十年代出生的女作家一样，安妮宝贝仍然陷入对于“父”的思念之中。

《二三事》还让人想到玛格丽特·杜拉的《情人》。杜拉式的短小的句式，频繁出现的句号，不断的结束和开始，黑暗中的狂舞，无缘由的爱情，一切都弥漫着深入骨髓的寂寞——“你只留得自己。用右手握住左手。你依旧只是觉得寒冷。”像杜拉一样，《二三事》中充满了回忆的惆怅与疼痛，但安妮宝贝不是杜拉，她并没有几十年的岁月来沉淀青春，她只是在三十岁时便望见一生的痛苦与无望，还有声色犬马中的无常与恐惧。

抱着毁灭的决心，去赶一场人生的狂欢晚宴，最后在死亡面前安静下来。青春的焰火终于熄灭，成长本身就是一种妥协。就这一意义上，安妮宝贝们所写的一切都是关于青春的祭文。

《二三事》安妮宝贝著／南海出版公司2004年2月第1版／2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