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观国内中小学英语新课标教材，出版社基本上是以“多国部队”的阵容来打造新教材的：人民教育出版社先后与英国的朗文出版公司、汤姆森学习集团、加拿大的灵通传媒、新加坡的泛太平洋出版公司合作推出了多套新英语教材；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的英语教材是同麦克米伦公司合作出版的；译林出版社的英语教材则是同牛津大学出版社合作的结晶。此外，像河北教育出版社、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在编写、修订教材的过程中也都从国外引进了专家学者。正如同足球联赛引入“外援”，“多国部队”也成为国内新课标教材编写的一个非常有趣的特色。

人民教育出版社外语分社社长龚亚夫认为，语言的学习离不开社会文化方面的知识，要编写英语教材，仅熟悉语法系统是远远不够的，英语国家的思维习惯、生活环境、社交礼仪、禁忌、幽默等也都是需要考虑的因素，所以请有先天语言优势与文化背景的外国专家来编写新课标英语教材就是很必要的事情了。

当然，外国教材专家的语言优势只是一个先决条件，更重要的是他们在ELT教学与教材编写方面的经验和全新的教育理念。外研社中小学英语部副主任申蔷介绍说，外研社选择麦克米伦公司作为其合作方，看中的就是其作为全球知名的教育出版公司，所掌握的编辑和作者资源已经有很丰富的英语教材开发经验。具体来说，首先是语言的地道，由外方专家编写的教材不仅强调用语的正确性，而且很注重时代感，保证了学生学习到的是与世界同步的而非过时的英语；其次是选文多使用当代题材，强调语言的使用，这就同以前教材多使用古典文学作品教学有了很大区别；还有就是全新的国际化视野，这体现在很多细节上，比如他们很重视在教学中对于教材配套资源的有效利用，而这在以前也是被老师忽视的环节。河北教育出版社的新英语教材，是通过DC加拿大国际交流中心聘请该国阿尔伯塔大学的ELT专家合作编写的，该社外语工作室主任刘彦也认为，聘请外方专家主要是考虑到对方语言的地道、实用和英语教材的编写经验，这样既解决了完全引进教材往往与国内外语教学脱节的问题，又能够较好地汲取英语国家语言教学的先进理念，避免了国内自己编写教材视野不够开阔，语言素材陈旧等不足之处。

根据教材出版的不同需要，出版社同“外援”合作的方式主要有三种：第一种是直接购买国外出版公司英语教材的版权，然后根据国内教学需要进行改编。人教社的“新目标英语”就是从汤姆森学习集团直接购买版权的教材，这种操作方式的优点是可以在短时间内推出大规模的教材产品。第二种是同国外出版公司签订协议，合作编写教材，一般是由中方提供编写思路、大纲和要求，由外方组织专家进行具体编写工作，书稿由中方审核并提出修改意见。第三种方式是由中方专家或者中外专家共同担任主编，出版社直接聘请外国专家进行编写工作。除此之外，不同教学阶段的英语教材所采用的合编方式也有区别。译林出版社副总编顾爱彬介绍说，该社的小学英语教材是由中方编写，由牛津大学出版社提供专家力量进行审定和修改的；初中阶段教材由外方提供教材蓝本，中方专家对蓝本提供修改意见然后由双方共同修改；高中阶段教材主要由外方组织专家编写，中外专家共同商讨修改意见并由外方修改。

出版社采取何种合作方式同样也有版权方面的考虑。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从2001年开始进行新课标英语教材的开发工作，现在已经为上海地区配备了全品种教材，同时也出版了针对实验小学、特色小学教学需要的小学英语教材。该社在教材编写上以自主开发为主，有重点地引进外方专家力量。策划编辑韩天霖认为，国外专家参与教材开发主要是因为他们的语言优势、知识优势和文化背景可以提升教材的创新性，但是作为出版社一定要掌握新教材的知识产权，因为中方专家对于国内的英语教学的理解是国外专家所不能比拟的，要开发有中国特色的英语教材还是应该以中方专家力量为主，而在这个过程中加入外方力量还可以提升和培养本土的教材编写力量，为后续开发的人才储备打好基础。如果单纯以外方专家为主体、中方力量为点缀的话，一方面有可能使教材的开发、修订工作缺乏可持续性，另一方面也有可能出现教材版权流失的问题。河北教育社刘彦也认为，由出版社拥有教材版权的一大优点是，中方出版社有权随时根据教改需要组织编者修订、改编教材，从而有利于教材的完善。

人教社在早期主要采取同国外出版公司合作编写的方式开发教材，比如同朗文公司的合作，教材版权为中方所有，对于培养和锻炼中方的作者有很大的益处。龚亚夫介绍说，目前出版社也在同外方合作的过程中，注意培养自己的英语教材编写队伍，从外方那里学习教材框架搭建、教学活动设计、好的编写方法等新的观念。他认为，由中方专家担任教材主编并拥有教材知识产权当然是最理想的状态，但最为关键的乃是找到合适的人选主持项目——人才乃是这种教材开发方式的关键。

在采访中笔者还了解到，和“多国部队”打交道，出版社遇到的最大问题乃是沟通。人教社外语分社龚社长认为沟通问题主要发生在三个环节上：第一是中外双方在人际交往上的语言沟通和思维方式的差异产生的沟通问题，双方都有可能对对方的意思以及态度产生不同的理解，第二是在对教材难度的把握上双方难免有差异，有时外国的作者不大了解我们的实际情况；第三是在中国国情的把握上，有的外方专家不太理解中国英语教材在品德教育上的要求，同时在对某些问题的看法上仍存在不同意见。外研社在合作前期遇到的主要问题，是外方不习惯我国教育主管部门关于教材的政策和规定的频繁更动。河北教育社刘彦用“不容易”三个字来形容在沟通上遇到的困难，在初同加方专家合作的时候，对方由于不太了解我国教材送审制度而对教材出版进度的安排有不同意见；但是她也认为，良好的沟通有赖于合作双方的诚意和互相的尊重，在长期的合作过程中，出版社能够从中学习到同国外出版界、教育界合作的宝贵经验，进而有利于国内新课标教材建设事业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