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2003年，孙郁出版了《周作人和他的苦雨斋》，王培元以《“隐士”与猛士》（《读书》2004年1月号）一文，对书中的某些观点提出了批评。在知识界的价值观念和生存状态日益多元化，或曰分化的今天，这种比较意味深长：当鲁迅与周作人的冲突转化为王培元与孙郁（部分孙郁而已）的冲突的时候，对传统的认知问题就转化为当代知识分子的自我认知、自我界定问题。

《周作人和他的苦雨斋》（以下简称《苦雨斋》）是用随笔的方式谈学术，于是成了“学术随笔”。它处理的对象是以苦雨斋斋主周作人为核心的文人群体，“他们既迥异于以鲁迅为旗帜的左翼知识分子，也不同于以胡适为代表的所谓自由主义知识分子”。该书中的苦雨斋不仅是一个住所，而且是一个文化的“场”。如著者所言∶“像废名、俞平伯、沈启无、江绍原等，将苦雨斋视为生命之所。”（《京派营垒》）《苦雨斋》的出版使我想起日本学者木山英雄的名著《北京苦住庵记》（筑摩书房1978年出版），那本书也是把抗日战争时期周作人的思想状况放在“苦住庵”这个“场”中来认识。本来，读书人的住所或书斋被命名的时候就被人格化，成为精神的喻体。

受随笔写法的限制，《苦雨斋》在论述的严密性、论证的充分程度等方面确有不尽人意之处，但是，它在揭示中国新文学传统之多元性和丰富性方面的贡献一目了然。这是得力于孙郁价值观念的包容性与相对性。他在“引子”中说∶“我们中国人，是愿意以纯粹的方式打量他人的，似乎眼中，揉不得杂色。而这个世界，正是以杂色构成的”；“20世纪的中国，‘革命’情结无所不在，而‘革命’之外的文化母题，又有谁在思考？”因此他才能够将鲁迅传统、胡适传统相对化，致力于发现中国新文学的另一种传统——即“周作人传统”，并将其视为“对鲁迅模式的一种补充”。确实，鲁迅、胡适、周作人作为不同类型的知识分子具有共通性，但就其发挥机能的层面而言，又存在着很大差异。对此缺乏自觉的意识，有关现代思想文化史的描述、理解与评价将失去完整性。

“猛士”与“隐士”

对于孙郁来说，“随笔”是一种体裁也是一种价值，而后者似乎更重要：“周作人派”的价值观念、文化心理、人生态度，可以概括为“散文式”——从容、淡泊、自由。孙郁自云，当年“接触到《雨天的书》、《自己的园地》，心里为之一亮，好似久违了的朋友，在那温馨的文字里，感到了悠长的亲情。我体味到了另一种情感，它像宁静的湖面涌动的波纹，给人浑朴的力量。”这甚至使他“发觉自己存在着非冲动的、岑寂的审美偏好”。而王培元的《“隐士”与猛士》（《读书》2004年1月号）对孙郁认可的这种人生态度提出商榷，并由此探讨鲁迅与周作人的根本差异——“猛士”与“隐士”的差异。不过，应当注意的是孙郁在将“周作人传统”视为“对鲁迅模式的一种补充”的时候并没有否定鲁迅传统，而王培元指出周作人“在传统士大夫的人生道路上转圈子”的同时，实质上也承认了“周作人传统”的存在。就是说，在历史叙述的层面上二人并没有构成冲突，冲突是发生在价值判断层面上。与孙郁对周作人的共鸣不同，王培元对周作人的基本认识是∶“逃避黑暗，厌倦抗争，畏惧痛苦，放弃责任，拒绝承担，这种‘现代隐士’的人生哲学，是虚幻的、自欺欺人的，本质上不是‘遇见强者，不敢反抗，便以中庸这些话来粉饰，聊以自慰’的‘卑怯’，还能是别的什么吗？”

王培元提出上述批评的根本动因在于其长期坚持的“知识分子观”。他的“知识分子观”是通过对鲁迅的继承、对俄罗斯知识分子的认同建构起来的，这集中表现在《我说“知识分子”》（《读书》2000年8月号）一文中。在此文中，王培元对于鲁迅在《关于知识阶级》（1927）中所言“真的知识阶级是不顾利害的”，“他们对于社会永不会满意的，所感受的永远是痛苦的”，对于俄罗斯人拉吉舍夫所言“看看我的周围——我的灵魂由于人类苦难而受伤”，对于《俄罗斯思想》的作者别尔嘉耶夫描述俄罗斯知识分子精神特征时所说的“永远为人民和整个世界的苦难而忧伤，这是一种难以遏制的痛苦”，都表示了强烈共鸣。在王培元的相关表达中，“疼”是知识分子的精神特征之一，甚至成为知识分子的标志。鲁迅和别尔嘉耶夫所谓的“痛苦”，拉吉舍夫所谓的“受伤”，都与“疼”同义。在《疼痛∶人类的“卓越特权”》（《读书》2000年3月号）一文中，王培元甚至强调“疼痛”与生命本质的关联，并且由此解读鲁迅，说：“鲁迅常常悲愤于人们不能感知别人的痛苦，以致展示人类心灵不能彼此沟通的悲哀，成为其小说创作的一个重要母题。在我看来，这恰恰是对于中国人‘心灵无痛症’的一种艺术表现和文化阐释。”在王培元这里，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似乎可以转换为“我疼故我在”。

王培元把他的书房命名为“思美人书屋”，这体现出他对鲁迅精神的共感与执著。据说该斋名来自鲁迅的诗句“所思美人不可见，归忆江天发浩歌”（1931）。鲁迅的诗句本是改写《楚辞》的“望美人兮未来，临风恍兮浩歌”。就是说，楚文化的探索、入世、忧国精神似乎也以鲁迅为中介浸润到王培元的灵魂。徘徊于荒天之下长河之畔，俯看大地仰问苍天，思考着并且“疼”着，自然与周作人式的“生活之艺术”格格不入。这样，鲁迅精神与周作人精神的对立在王培元处转化为“思美人书屋”与“苦雨斋”的对立。

独善与兼济

研究对象是思想的资源却未必是思想的根源，思想的根源在于现实之中。因此，谈论历史往往成为谈论现实的方式，谈论别人往往成为谈论自己的方式。当鲁迅与周作人的冲突转化为王培元与孙郁（部分孙郁而已）的冲突的时候，对传统的认知问题就转化为当代知识分子的自我认知、自我界定问题。面对这一问题的显然并非王、孙二人，而是整个知识界。孙郁《苦雨斋》的写作与近年知识界的基本状况有关，其具体论述中的“泛周作人化”倾向就说明了这一点。孙郁自云在唐弢、张中行、钟叔河、邓云乡、舒芜、董桥、李长声、谷林、陈平原等人那里发现了周作人的“遗韵”、“神采”或“影响”。这种“泛周作人化”如果不以对“周作人”的限定为前提将发生危险，但毕竟是有根据的。而王培元的《我说“知识分子”》则对近年文化界的类似现象提出批评，说∶“90年代以来，‘咸与改革’了，中国的文人学士就纷纷踱进了雅致的‘象牙塔’，搬入了自造的‘蜗牛庐’里去了。”在王培元的叙述中“象牙塔”、“蜗牛庐”显然与“苦雨斋”同义。

以鲁迅之“猛”否定周作人之“隐”无疑具有历史合理性，但“猛”与“隐”的关系似乎并非完全对立。作为“独善”与“兼济”这两种传统人格精神的表象，它们也许是同一个问题的两面。在我看来，周作人的悲剧并不在于当“隐士”，而在于由“猛”而“隐”，“隐”得不彻底，欲“隐”而终不可得。这大约也是王培元给“隐士”一词加引号的原因所在。就鲁迅而言，“躲进小楼成一统，管他冬夏与春秋”流露出的何尝不是“隐”的潜意识？民国初年躲在北京的绍兴会馆里抄古碑，夏夜坐在院子里的古槐下摇着蒲扇，冰凉的槐蚕落在头顶上，算是“半隐士”。生命的最后十年作为“自由职业者”生活在体制之外，也算是“隐”了吧。正是在这种“隐”之中，他获得了“体制内”所缺乏的自由。当鲁迅之“猛”对周作人之“隐”的否定转化为现实批判的时候，问题就越发复杂。与周氏兄弟所处的时代相比，当代中国知识分子所处的社会环境已经大不相同。何谓“隐士”？伯夷和叔齐那种类型的隐士其实并不存在。躲进深山、采薇而食固然是彻底回归自然、但很快就饿死了。大隐隐于市，在社会控制系统日益严密的现代社会，生活于体制之外似乎已经近于“隐”。天下滔滔，急流勇退，这种“隐”恐怕倒是一种大“猛”。就不同的“隐士”而言，“隐”的动因与结果都存在着差异。90年代之后某些文人走进（或躲进）象牙塔，动因各不相同，难以一概而论。何况对于某种类型的文化活动来说，“隐”作为一种生活方式是必须的。“疼”是必要的，但总是“疼”也不行。说得通俗一点：知识分子也是人。

死去的鲁迅时代

如果将鲁迅确定为绝对价值、惟一价值，无疑伴随着发生“鲁迅专制主义”的危险性。对此王培元显然具有充分的自觉，否则他作为《苦雨斋》一书的责任编辑大概不会在该书出版之后再提出商榷。不过，鲁迅作为价值之一种无疑是崇高的。王培元“隐士批判”（即某种程度上的当代知识分子批判）意义就在这里。作为中国新文学研究者，当他面对社会转型造成的种种不公，当他发现“包身工”又回来了并且被烧死在铁窗铁门紧闭的厂房里，当他看到润土的子孙进城打工辛辛苦苦却拿不到工钱，他不可能不感到一种痛心彻骨的“疼”。这“疼”中包含着的知识分子的社会良知，与90年代初“人文精神”的提倡一脉相承。

感到这种“疼”的“知识阶级”似乎越来越少了。“五四”以来中国现代知识分子基本上是个左顾右盼、茫然失措的群体，而现在，这个群体已经被学术的体制化、商品化与戏剧化冲击得七零八落。早在20年代初，较早将中国知识人命名为“知识阶级”（那时写作“智识阶级”）、同属于王培元心仪的俄罗斯知识分子的盲诗人爱罗先珂，就对中国知识阶级提出批评，说：“中国的教员，学生，文学家都渴望物质的享乐，凡冠以伦敦，纽约之名的，不加辨别，都以为是好的，他们梦想过中产阶级和贵族的安乐的生活，他们求娱乐，求淫佚，可是他们没有爱真美的心。”（《智识阶级的使命》）80年过去，此话似乎重新获得了有效性。对于过着安乐生活的“知识阶级”来说，本来就不疼，自然不会有“疼”的感觉。鲁迅早已死去，鲁迅的时代也早已死去。就鲁迅研究界而言，以所谓“纯学术”淡化鲁迅精神的实践性往往成为胆怯的逃避，个别蝇营狗苟、卑鄙无耻的鲁迅研究者甚至仅仅是在“吃鲁迅”。实际上，“鲁迅是民族魂”的表达从来都不过是一个善意的虚构。这一表达并不符合鲁迅本人在《忽然想到·四》（1925）、《学界的三魂》（1926）等文中对“中国的灵魂”、“国魂“的理解，也不符合鲁迅本人在思想和生存状态两方面的“异类”性质。现在，包括王培元在内的某些“鲁迅式”知识分子的存在及其呐喊，恐怕也只是鲁迅精神的“回光返照”了。

中国现代知识阶级自诞生以来没有形成一个具有内在统一性的阶层，尽管曾经担负着启蒙或者“唤起民众”的使命，但自我身份的认知问题似乎并未解决，因此一直为此努力着、焦虑着。在某种意义上，孙郁的《苦雨斋》与王培元的《“隐士”与猛士》折射出的依然是这种努力与焦虑。辩证二者的差异或冲突在何种意义上是真实的、有效的，是一个如何面对传统的学术问题，也是一个如何面对自我的现实问题。

《周作人和他的苦雨斋》孙郁著／人民文学出版社2003年10月第1版／18.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