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找灵魂——邵燕祥私人卷宗：1945～1946》邵燕祥著／广西师大出版社2004年6月第1版／24.00元

结语

写到这里，这篇介绍性的短文本可收笔了，但对邵书中的说法我有三点保留，忍不住还是要写下来。

一是关于“真诚”。

作者在《1968年的一封家信》（1978年6月30日追记，见第294页）写道：“我犯过不少错误，更犯过太多的天真……”“天真”对于孩子是个形容可爱的褒义词，对于成人却是讥讽不谙世事的贬义词。如果说政治上的轻信、盲从，根源是不懂政治实践的天真单纯；如果是指，以为“事无不可对党言”，把对周围老同志的内心看法兜底儿指名道姓搬到给党组织的思想汇报材料上（见第16页起《关于候补期间情况报告的补充》），这类道德理想主义的幼稚病，那都是不错的。但作者在《跋》里说“战后三十年，陈尸战场／只为了证明真诚之为虚妄”，这就不大妥贴了。

我欣赏李贽的“童心”说，不能因为“我们五千年的文明史就是一部‘卖拐’史”（赵本山语，见《新京报》2004年5月17日访谈），不适者难生存，就否认了真诚的价值。“真诚”不是善行的充分条件，“真诚”极可能被误导被利用，但真诚本身却是善行的必要条件。正是因为身上有着难以祛除的真诚的潜质，在20多年人斗人的政治运动中，作者才没有泯灭良知为求自保而构陷别人，而拥有“惟一的安慰把心撕裂／手上没沾过别人的鲜血”；

正是由于真诚留心底剿灭未净，作者才能写下那些只给自己看的手稿，也就是“收藏”了自己作为真人的游魂和逃逸的诗才。正是由于真诚未泯，作者当年才写下了那些“干预生活”的篇章《磨光的五戈比》、《与郭小川谈官僚主义》等，招灾惹祸；也正是由于真诚未泯，作者如今才不像某些人守着神龛到死，苦心孤诣以角色面具装扮和美化自己，才会正视自己的历史和内心，“悟到过去一个历史时期的自欺欺人之可悲”，而“遵循求真和务实的原则”，出版这部私人卷宗，为人们重返建设“自由、民主、富强的新中国”这个理想原点提供思想资源。

二是关于“自恋”。

作者在《引言》中声明出版此书“不是自恋，也不是怀旧……”然而，“自恋”真的就那么讨嫌吗？邵先生岂不知孔孟李杜苏辛都是些非常“自恋”的人？“天生德于予”、“舍我其谁”、“谈笑静胡沙”、“致君尧舜上”……个个都有治国平天下“当仁不让”的自我期许。“自恋”的人有极强的自信心，不甘做吠影吠声的“蜀犬”；“自恋”的人有极强的自尊心，不甘仰人鼻息学习《拍马须知》……“自恋”到独裁者希特勒们那样的程度是邪恶的心理疾病，而“自恋”（自我欣赏）的普通人无疑是些“个人主义”者与“自由主义”者，内心深处怎么会情愿被“工具化”呢？

中国旧有“三魂七魄”之说。我想象作者在“工具化”的过程中，只有两魂被降服了，做了“政治”的马前卒；还有一缕真魂则出窍了，游荡在己身之外，或者潜沉在心底，总在窥伺时机，要夺回失去的灵台。说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是一个长期的过程，至死方休不是没有道理的。所以，作者在认真接受思想改造的同时，偷偷写下了《读昆曲〈晴雯〉赠王金陵》、《广州木棉》这样“没有官话和套话，记录了真情实感”的旧体诗。诗人由晴雯的命运想到“谁破豪门释女奴”，赞赏“木棉挺拔木棉高，不识人间有折腰”，显然都寄托着对自身遭际的感慨，自怜有身如奴，自叹人不如木。这种情绪，在当时重则被扣上反动的帽子，轻则被指为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自恋”心理。在那种社会环境中的“自恋”，现在看来，就是自爱自重。不“自恋”自爱的人，心如槁木死灰，其实算不得活物。邵先生至今仍深忌“自恋”的恶名，似有“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之嫌。

三是关于“人格分裂”。

一个人发生人格分裂或说有双重人格，在理想状态中是社会与自我的双重不幸。但在一个畸型变态的社会里，表里如一不是死心踏地地放逐自我，就是赤膊上阵自蹈死地；与其如此，还是有“双重人格”比较好。作者在1970－1976年部分的简述里也说，在自己已被改造成一个基本上甘作“驯服工具”，不乏奴颜媚骨而“臣性”十足之人，基本上丧失了独立思考能力，以毛泽东的是非为是非之时，出于某种程度的“自恋”心理，保留了一点点“异心”，这个“异心”即毛泽东早就指责过的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顽强的表现欲。一面按“正确的”政治标准写些与主流意识形态保持一致的准备上交和公开发表的东西，一面放弃自我审查，记下秘不示人的真情实感，滋润心田，下意识地抗拒被时代被主流所裹挟，正是这种“已还彩笔未还心”（第306页）的“人格分裂”，为作者日后的重找灵魂与复出后不衰的创作激情准备了基本条件。

最后，我还想说说由此书引发的笔者的一点困惑。邵先生追忆往昔，并不把自己简单地摆在一个受害者控诉者的地位，而是像北岛《同谋》一诗所言，认为“我们不是无辜的／早已和镜子中的历史成为／同谋……”。作者写道：“反右派运动后近二十年里，我的写作一直摇摆在‘紧跟’和‘跟不上’之间，我的为人则一直徘徊在‘求用’和‘不为所用’之间……”甚至说“直到‘文革’后期，也还力求表现‘忠于伟大领袖毛主席’，‘忠于毛主席革命路线’，无非希望被‘解放’出来‘使用’而已。如果能有浩然、张永枚那样的机遇，我也会去写‘诗报告’，或写诗学习‘样板戏’；当然历史不会假设，但我应有自知之明。”先生从未高举“文化良知”之类大旗，却如此坦诚无隐，严于解剖自己，令人敬佩！然而，在一个没有多少选择空间的社会，那些除了舞文弄墨别无所好别无所长的人，既不是无名利之心的圣人，又不愿做直言贾祸的烈士或安贫忍辱的寒士，他们只是一些普普通通有七情六欲的如我之辈，他们应当怎么办呢？是不是还得人格分裂地徘徊在“求用”与“不为所用”之间？

我又想起北岛的一首旧诗：“必须承认／在死亡白色的寒光中／我，战栗了／谁愿意做陨石／或受难者冰冷的塑像／看着不熄的青春之火／在别人的手中传递／即使鸽子落在肩上／也感不到体温和呼吸／它们梳理一番羽毛／又匆匆飞去／／我是人／我需要爱／我渴望在情人的眼睛里／度过每个宁静的黄昏／在摇篮的晃动中／等待儿子第一声呼唤／在草地和落叶上／在每一道真挚的目光上／写下生活的诗／这普普通通的愿望／如今成了做人的全部代价……”读这样的诗句，我心有戚戚焉。我不愿做遇罗克一样的烈士，不愿做冰冷的塑像，也不愿像当年的邵先生那样“求用”，谁能告诉我，该怎样安顿自己的“灵魂”呢？

《闯世纪》邵燕祥著／文汇出版社2004年5月出版

对于本书，作者自言：“2001年的新年，零点钟声响起时，我惊觉：我竟是20世纪的生还者！

20世纪的一百年，在中国，在全世界，有太多的战争，动乱，灾荒，饥馑，无数的死亡与杀戮……多少应该活到21世纪的生灵，阻隔在了新旧世纪的门槛前面。而我，得以不死，磕磕绊绊跌跌撞撞冒冒失失地闯到2l世纪来了。”

此之谓：闯世纪。

《邵燕祥自述》邵燕祥著／大象出版社2003年4月出版

作者到底是集诗人、杂文家于一身的高手，叙述巧妙而舒缓，往事回忆的力度得益于绵里藏针的风格。从而，个人一生在北京经历过的诸多地点，也就成了历史大场面的一个个环节。

《人生败笔——一个灭顶者的挣扎实录》邵燕祥著／河南人民出版社1997年11月出版

本书是“沧桑文丛”的一种。书里的文字材料，可以视为文革期间的流行文体——检讨交代、大批判、大字报等的一份标本。书中从一个案牍小吏、文字工作者、又是“摘帽右派”的角度，反映了那一场大规模政治运动中一部分无力掌握自己命运的人的挣扎，提供了正史所不可能提供的细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