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特劳斯和伯林两人对马基雅维里的解读比较接近：“马基雅维里的价值，不是工具性的，而是道德的和终极性的。

读大学时听到一句“为达目的可以不择手段”的政治格言，马基雅维里大名便深深印入我的潜意识。后虽有接触，但总觉雾里看花，难入其思想之堂奥。近日偶读美国政治哲学家利奥·施特劳斯的《关于马基雅维里的思考》（以下简称《思考》），称彼为恶魔，彼说乃恶魔之说，而恶魔实为“堕落的天使”，令我顿有豁然开朗之感。

在《思考》中，施特劳斯对解读马基雅维里《君主论》和《李维史论》的适当路径着墨较多。这原本是智者见智的事，但施特劳斯显得特别慎重而较真。他提到了两种流行解读，一是以斯宾诺莎和卢梭为代表的古老解读，即《君主论》乃一托古喻今之作。另一是比较现代的解读，即今人读《君主论》当以《李维史论》为参照。以赛亚·伯林曾评论《君主论》“没有任何作品比它更缺乏讽刺性”（伯林：《反潮流》，冯克利译，译林出版社，2002年，第32页）。施特劳斯像伯林一样认为，《君主论》是为君主而写的，是为了讨好君主，而不是为了讽刺君主。马基雅维里是认真的，真心诚意的。这是对君主的忠告，这个忠告的核心思想是，君主可以为了城邦的荣耀或国家的强盛而腐败，而堕落，而不择手段，而置法律、道德、伦理纲常于不顾。马基雅维里把君主私下里想的但不愿与外人道的阴暗念头和盘托出，他让政治与道德明确两分，使政治脱离道德判断的视野。尽管《李维史论》的主题不如《君主论》那么直截了当，但是两者“表述了实质上相同的学说”（第29页），即到处写满精明狡诈的“强权政治”，揭示了一种普遍观点的愚钝和荒谬：道德可以支配政治生活，道德也应当支配政治生活（第49页）。

施特劳斯主张，为了读懂马基雅维里，我们首先必须读懂李维，必须了解马基雅维里对李维的解读。“对马基雅维里来说，李维的著作，是信而有征的权威，是他的《圣经》”（第30页）。通过对原著的细心解读，施特劳斯发现，马基雅维里在《君主论》和《李维史论》中没有提到今生和来世的区别；他虽然一再提到上帝，但从未提及魔鬼；他频繁提及天国，还有一次提到了天堂，但从未提及地狱；他从来没有提及灵魂。“通过这样的沉默，他是在向我们说明，这些题目对政治来说，并不重要”（第32页）。

有意思的是，施特劳斯提到了马基雅维里著作中断章取义、张冠李戴、穿凿附会、隐瞒等等应有尽有的大谬，但这是马基雅维里蓄意为之的错误。施特劳斯特别提醒读者，每每遇到这样的情形，“我们与其认为他也具有常人的弱点而掉以轻心，等闲视之，毋宁相信他始终是在字斟句酌，一丝不苟”（第55页）。施特劳斯认为，《君主论》既是一部科学著作，又是一部客观超然的科学著作的对立面。“它以‘目前统治着人类与曾经统治过人类的一切国家与领土’这样的措辞开始，却以‘古罗马人的武德的荣光，并未泯灭在意大利人的胸膛’这样的措辞终结”（第67页）。“它的卷首冷峻超然，毫无渲染，且带学院派气息，它的最后一章慷慨激昂，浮夸雄辩，且用意大利文引用一首爱国诗篇，而这两者之间形成触目惊心的反差对照”（第68页）。它初看之下是一部“传统专著或常规专著”，但又是一部“带有深思熟虑的蓄意欺骗性”的专著。因此“它既是一部学术专著，又是一本特殊时代的宣传鼓动作品，既带有传统的外观形式，又隐匿着革命的内涵”（第77页）。前者是对后者的保护。作为前者，它传播一种普遍学说；作为后者，它提供一个具体的进言，一个特殊的忠告（第78页）。

相比之下，在《李维史论》中，马基雅维里把自己看作“另一个哥伦布”，“一个迄今为止尚未为人所知的道德新大陆的发现者”，“一个找到了新的体制和秩序的人”（第115页）。而这个“新大陆”原本早就存在。“《李维史论》的目的，并不是要将古代的体制和秩序，单纯地发掘出来，使之重见天日，而最重要的是要证明，现代人能够对它们加以效仿”（第116页）。所以，马基雅维里有责任去证明，古人的德行，是真正的德行，去证明古代德行可以效仿且应予效仿（第117页）。

在我看来，马基雅维里最为可取之处在于他对一种随处可见的习惯伪善的揭示。马基雅维里把自己置于当时文艺复兴人道主义思想的对立面上。他关注的核心问题，不是君主们应当怎么做，而是他们实际上是怎么做的。马基雅维里把拯救国家和拯救灵魂放在一起进行掂量，把当时各种关于善的行话通通抛开，在《君主论》中，他揭示了君主政治的本来面目，中国读者对《君主论》中的思想并不陌生，在我看来，中国真正缺乏的不是《君主论》那样的作品，而是《李维史论》那样的作品。据说，美国的创始和兴盛源于美国缔造者对《李维史论》的正确解读。

最后，马基雅维里在许多方面保持了沉默，这种沉默是意味深长的。这种沉默是一种声音，一种隐喻，一种真正意见的表达：沉默意味着一种刻意的遗忘，对《圣经》的教诲的遗忘。“马基雅维里所缄默不宣地加以否认的，正是神明惩戒这个观念”（第291页）。这种沉默也意味着一个新时代的开端。在此意义上，马基雅维里是现代性话语的开创者。

施特劳斯和伯林两人对马基雅维里的解读比较接近：“马基雅维里的价值，不是工具性的，而是道德的和终极性的，他呼吁人们为这些价值做出重大牺牲。为此他才拒绝了对立的一方——基督教的怠惰和顺从原则，不是因为它们本身有什么缺陷，而是因为在现实生活的条件下它们的不可行”（伯林：《反潮流》，第69页）。马基雅维里站在基督教的对立面，站在人类懦弱的对立面，站在人道或人性的对立面，这是毫无疑问的。施特劳斯的《思考》是我们准确把握这个人，这个恶魔，这个堕落的天使的好指导。

《关于马基雅维里的思考》［美］利奥·施特劳斯著申彤译／译林出版社2004年1月第1版／25.00元

利奥·施特劳斯（1899－1973），出生于德国一个犹太人家庭，1921年获博士学位，后任职于柏林犹太研究学院。1938年因纳粹对犹太人的迫害而移民美国，任职于纽约社会研究新学院，1949年起在芝加哥大学担任政治哲学教授，1954－1955年间任以色利希伯来大学政治学和哲学客座教授。

主要代表作：《斯宾诺莎的宗教批判》《霍布斯的政治哲学》《色诺芬的苏格拉底》。

书评作者简介

张国清：浙江大学法学院教授。现在主要从事现代西方政治哲学和法哲学研究。主要著译作有《原则问题》（2004）、《道德哲学史讲义》（2003）、《后形而上学希望》（2003）、《罗蒂和实用主义》（2003）、《黑格尔》（2002）、《意识形态的终结》（2001）、《文化批评的观念》（2000）、《无根基时代的精神状况》（1999）、《中心与边缘》（1998）和《后现代主义与社会科学》（1998）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