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报记者 潘启雯

众所周知，反腐倡廉是个常说常新的话题。其亦称为“惩腐倡廉”，即反对腐败，倡导廉政。通过国家图书馆和其他搜索引擎搜索可以发现，大多与反腐倡廉有关的优秀出版物，几乎集中在人民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中国方正出版社、中共党史出版社、法律出版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时事出版社、清华大学出版社等等——致力于出版反腐倡廉出版物的这些出版社，无论是出版品种，还是市场份额，都几乎占据了“半壁江山”。

当然，近年来不少反腐倡廉优秀出版物之中，既有大众读物，也有学术研究；既有从微观解读，也有从宏观把脉；既有关注历史，也有聚焦前沿；既有历史视野，也有国际视野……可谓“秋水共长天一色”。特别是面对国内外复杂的“反腐倡廉”现状，试图从中吸取养料的读者，似也应该追随这些优秀出版物的主张，把脉过去和现在，走向未来。因限篇幅，我们不能一一关注所有的反腐倡廉出版物，我们试从几个维度关注部分有代表性的优秀读物，以飨读者。因其重要和富有特色，今后我们还会继续从其他角度或形式关注这一类型出版物的出版、阅读、读者群和市场反映等方面的情况。

从“阿克顿命题”到用经济学来对付腐败

英国历史学家、理论政治家阿克顿在他的《自由与权力》（译林出版社2011年10月）中直言不讳地写道：“权力导致腐败，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该命题的后一半——“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已经有论者指出，后半句正确的译法应该是“绝对的权力绝对会导致腐败”——笔者注），毫无疑问是有道理的。在那些专制、独裁的国度里，腐败不仅是绝对的，而且是“合理合法”的。这样的事例在奴隶社会、封建社会以及当代许多专制独裁国家比比皆是。

但对该命题的前一半：“权力导致腐败”，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研究员张云鹏在其《反腐败经济学》（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12月版）中似乎不敢苟同这样的观点，按照这一逻辑，腐败的产生原因非常简单，即是权力的伴生物，有了权力即有了腐败——阿克顿论点中的这种必然逻辑与现实生活、当代世界上的腐败是有距离的。依据此逻辑，在今天世界上进行反腐败是不可能的、或者难以开展的，因为反腐败本身只是为了消除腐败，并不是为了消除权力。结合对腐败本质的进一步剖析，张云鹏认为，“阿克顿命题”应该修改为：“失去制约（或制约不力）的权力必然导致腐败，绝对失去制约的权力将导致绝对的腐败。”

其实，“阿克顿命题”关注的腐败问题主要集中在政治领域，突出了制约权力的意义，并深刻地揭露了腐败与权力之间的内在关系，至今仍处于权威地位。然而，深入分析、透过权力背后的一系列相关要素，我们不难发现，“阿克顿命题”的一个重要“缺陷”恰恰在于缺乏经济学上的探讨和阐释。之所以会出现这种“缺陷”，原因在于：人们对腐败、反腐败的认识依然只是停留在政治或思想意识形态层面，多数情况下将腐败与反腐败视为政治行为、政府行为、政治集团组织性行为，或多或少地忽视了腐败、反腐败与经济、经济学之间的内在关系。经济学上的这种“缺陷”，或许也正是“阿克顿命题”一直引起争论不断的原因所在吧。

在中国学术界，关于腐败产生的原因主要有：“改革失败论”、“道德滑坡论”、“体制弊端论”、“法制缺位论”等。国外学术界对腐败原因或起因的探讨更是观点各异、众说不一，有关论述的观点虽然不乏真知灼见，但也各有不足。“反腐败经济学”在学界尚未有人明确提出，至今仍缺乏统一的理论范式，张云鹏开创一个专门研究腐败、反腐败的经济学学科，确实带有一种冒险色彩，但这并不是一个简单的学科归属与划分问题，而是更能够比较全面地认识反腐败的经济学价值和经济价值。推开主题的屏障，扒拉开句子的枝蔓，“过高的关税，政府过多的干预，低下的行政效率等，都会造成企业经营者从事非生产性活动”，“主张提高政府办事效率和透明度，以减少幕后交易”等，张云鹏的这些观点，或许对于我们从更深层次上认识并遏制腐败问题提供了另一种可能性。

以史为鉴，历史视野中的反腐倡廉

在漫长的人类历史上，“反腐倡廉”并不是—个陌生的话题。纵观五千年华夏政治文明，在制度、观念、思想层面，孕育着丰富的廉政文化，尤其是那些古代官僚体系中廉洁从政的清官典范，其廉政事迹及思想更成为古代廉政文化的瑰宝，为今天的廉政文化建设提供了有益的启示和借鉴。由此，以历史视野的关注“反腐倡廉”别有一番意义。

由李洪峰主编的《中国廉政史鉴》（文化艺术出版社、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2年8月版）是对我国古代廉政思想、廉政文化建设经验的一次全面、系统的总结。该书“思想理论”、“典章制度”、“历史人物”三卷联系紧密，使读者既能从思想、制度等理论层面了解古代廉政文化的构成要素，又能从人物传记的鲜活事例中感受到古代清官、贪官的各色人生历程，从而在政治文化建设中加深对反腐倡廉的理解和认同。

与《中国廉政史鉴》相映成趣的是，由单卫毕、赖红卫和张相军三位学者联合撰写的《中国廉政文化史》（山东画报出版社2010年12月版）试图通过对先秦以来中国廉政文化的发展历程及其表现形态作出系统的研究，依据翔实的史料，以历史为经，以文化为纬，揭示中国廉政文化发展的特点及内在规律，总结中国历史上廉政文化建设的经验和教训，深入挖掘我国历史文化宝藏中的廉政文化精华，着力提炼出有助于当代中国廉政文化建设的有益因素，以期为当代中国廉政文化建设提供充分的思想资源支持，服务于当代我国的廉政文化建设。

类似的还有不少，比如陈挥和王关兴合著的《中国共产党反腐倡廉建设史》（东方出版中心2011年6月版）、王同君等编著的《中国历代廉政思想》（中国方正出版社2007年3月版）、陈泽军编著的《廉政史鉴》（湖南人民出版社2009年11月版）、陈勤建的《廉政文化与民俗》（中国方正出版社2011年1月版）、郭惠勇和邱建屏主编的《晋国廉政故事》（山西人民出版社2012年3月版）、宋月航编著的《中国古代勤政廉政故事》（百花文艺出版社2011年1月版）、王金铃的《廉政赋》（新华出版社2009年12月版）、王远国等编著的《后事之师——反腐倡廉古例百则》（武汉理工大学出版社2011年3月版）、邵景均的《新中国反腐简史》（中共党史出版社2009年8月版）等等，这些书的出版和其良好的市场反响，对以史为鉴，资政育人，加强反腐倡廉建设，将起到积极作用。

他山之石，国际视野中的反腐倡廉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反腐倡廉往往离不开国际视野或他国经验。显然，不少出版机构和出版人也看到了这一点，因此近年也涌现出不少相关优秀读物。

近年来，中国敞开了博大胸襟，注重考察了解和借鉴别国反腐败正反两个方面的经验，并立足于本国国情，不断推进反腐倡廉实践向纵深发展。十分可喜的是，适应反腐败实践的发展要求，反腐败研究包括对国外反腐败研究正在日益加深。李秋芳主编的《世界主要国家和地区反腐败体制机制研究》（中国方正出版社2007年1月版）主要考察了美国、智利、泰国、法国、英国、新加坡、印度、印度尼西亚、澳大利亚、韩国、日本、俄罗斯等国的腐败问题与反腐败制度体系探析，从而为当代中国的“反腐倡廉”提供新思路和新策略。

在法治和吏治方面，新加坡确实是很有一套的；法治严明、令行禁止、高薪养廉这些在中国很难推行的东西，在那里成了遏制腐败的“法宝”。这些制度在陈新民的《反腐镜鉴的新加坡法治主义》（法律出版社2009年4月版）中有详细而精辟的阐述，但是新加坡的经验与其说是展示了一种成功的模式，不如说是引领人们继续思考看似简单的“腐败”问题。

季正矩的《通往廉洁之路：中外反腐败的经验与教训研究》（中央编译出版社2005年7月版）在借鉴和吸收中外专家、学者有关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以丰富翔实的资料、深入浅出的笔触，多视角梳理了国外的反腐之道与倡廉之措，系统总结了一些国家反腐败的经验教训，深刻分析了腐败对前苏联东欧国家共产党失去政权的影响，全面解读了人心向背与中国历史王朝的兴衰成败，剖析了转型中的中国应该值得注意的若干腐败现象和一些热点问题，还对构建有中国特色的预防和惩治腐败体系进行了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