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喜阳

文本在产业链还有多少价值？

■中国出版传媒商报记者夜雨

在全球化时代的今日中国，中国读者对海外文化的阅读需求与日俱增。但在蓬勃而喧嚣的市场的另一面，是伴随着急躁的心态，出版人在争抢作品的同时，也要愈来愈快、愈来愈多地推出作品，这也意味着引进版作品的难以充分打磨甚至粗制滥造。当翻译文本被读者诟病质量下降，诸如“龙婧”这样的“超级译者”、以及“中译中”这样的抄袭手法已成为市场顽疾。

因此，当读者越发关注对海外知名作家和明星人物同步阅读的同时，当出版商层出不穷的营销手段让读者在眼花缭乱的同时，文本在产业链中还有多少价值？现下，我们需要什么样的译者，还需要什么样的编辑？到底编辑和译者，译者和作家之间，什么样的状态是理想状态？译文在翻译和编辑的过程中，如何才能称得上优秀？对于中国作品走出去，到底该以何种方式更好地传播？中国出版传媒商报记者就此话题采访了业界多位编辑和译者，请他们谈谈对这些问题的思考。

优秀译本诞生记：﹃三者﹄兼于一身

一个优秀译本的诞生，需要作者、译者和编辑的三方互动。

在编辑家张守仁看来，翻译最佳的状态，是译者本人既是作家、又是编辑，三者皆通。他还应该是一位学者。他举了诸如钱钟书、茅盾、巴金、徐迟，以及余光中等人的例子来验证他的说法。例如，作家钱锺书编辑过《宋诗选注》和《管锥编》，他还是《毛泽东诗词选》和《毛泽东选集》（英译版）的终审者。作家茅盾也是著名的编辑家，他早期编过《小说月报》，解放后是《人民文学》的第一任主编，还是当时的《译文》（现为《世界文学》）的主编。茅盾早期翻译过欧美的短篇小说，还翻译过前苏联作家格罗斯曼的《人民是不朽的》。还有巴金，大家都知道他是《收获》的主编，但他还是翻译家。他翻译过匈牙利作家巴基的中篇小说《秋天里的春天》，俄罗斯作家赫尔岑的《往事与随想》，还翻译过屠格涅夫的《父与子》。作为编辑家，巴金在抗战前后担任文化生活出版社的总编辑，推出了艾青、萧红、艾芜等人的处女作。1930年代初，编《文学四季》时，他发现了创作《雷雨》的曹禺。创作了报告文学《哥德巴赫猜想》的徐迟，翻译过《瓦尔登湖》、《巴尔马修道院》、《巴黎的陷落》、《托尔斯泰传》等作，他曾是《诗刊》的副主编。还有台湾作家余光中，他一生从事诗歌、散文、编辑和翻译，并称自己有文学创作的“四度空间”。

这些诸多“三者”兼于一身的作家、翻译家和编辑家，在张守仁看来，学养丰厚是他们的基本素质。“母语好，写作就好，鉴赏能力也高，若是个好编辑，再加上懂外文，懂外国文化，就能做好翻译。而且真正的大学者是通才，一通百通。但如果母语水平不够，哪怕是专门搞翻译的教授，译文也无法和作家的译品相比。”

张守仁自己也在践行这一要求，他曾担任过《十月》杂志的副主编，是《高山下的花环》、《北京人在纽约》等名作的编辑，并有多部散文集和俄罗斯文学译文集出版。他曾和徐迟探讨过什么样的翻译是好翻译，最后得出的结论是——好的翻译是传真、是神译。他和徐迟认为，好的翻译是等值的翻译，是艺术的创造。翻译是艺术品，而不仅仅是技术活。译文不仅要表达作家原文的本意，还要把原文的味道、音韵、节奏感和氛围传达出来，因此要做真正好的翻译很难。例如，普希金的诗歌在中国有很多译文，但他只满意瞿秋白翻译的一首长诗《茨岗》。

一般译作也要力求优秀

集作家、翻译家和编辑家于一身的全能型专家只是理想状态，普通译文编辑在工作中面对的大多是一般作家和普通译者。对此，这又该如何力求优秀呢？

首选专家译者成为众人共识。花城出版社译文编辑室主任林宋瑜就认为，译文编辑要有意识、并尽量去寻找作品所处领域的译者专家，虽然现在这样的译者并不多见。她举例说，前几年花城出版社引进了西方文化学代表人物约翰·赫伊津哈的几部作品（《游戏的人》、《十七世纪的荷兰文明》等），她联系了深圳大学英语及传播学教授何道宽来翻译，译者从事文化学、传播学研究及翻译多年，已有大量相关著译出版并获好评，这样的译者就有品质保证。选择对了译者，也就保证了译文质量，从而避免编辑在后期的编辑过程中，因对翻译不满而反复修改或推倒重来。知名译者、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马爱农还认为，翻译最重要的一点，是译者本人的气质和性格，要与翻译的作品贴合，即气质相投。另外，编辑要有责任心去促成译者和作者的直接交流与讨论，这样对作者本意的传递会更加准确。林宋瑜也认为，我们需要在忠实原著的表达及作者的写作风格，和方便本土读者的阅读习惯这两者中间找到平衡点，这样才能让读者更好理解原著的意义。

但对于文学翻译来说，光靠准确是远远不够的，还必须具有文学性。安徽文艺出版社的编辑沈喜阳就批评说，当下很多文学翻译作品的审美性大量丧失，文本传递的仅仅是信息和故事，丧失了审美与情韵，这才是对文学翻译最大的背叛。他举例说，傅雷翻译的《约翰·克里斯多夫》第一句就脍炙人口：“江声浩荡，自屋后上升。”这个富于文学感染力的开篇语，一下子传达出《约翰·克里斯多夫》作为长河小说的雄浑和大气，它与全书舒缓流畅的节奏相应和，这也是后来一些新译本无法超越的。

而最近因为编辑《世界美文观止》的缘故，张守仁翻译《乔布斯传》中乔布斯写给妻子深情款款的一封短信。之所以新译，是在他看来“原文翻译得没有风格，译文缺少美感”。他认为要做好文学翻译，译者一定要对作者非常熟悉，知道他的语言风格，知道他的经历，知道他的身世，才能翻译其作品，表达出他的精气神。

译文为产业链之本？

虽然众人认为，要改变翻译乱象，首先要提高翻译在出版界和高校的地位，要对他们进行充分的重视和尊重，譬如呼吁从提高翻译稿费开始。但对于译本是否为撬动整个产业链的杠杆，业界众人却有着不同意见。

在微博上活跃的南京大学英文系教师洛之秋认为，在当前浮躁的阅读环境下，很难有专业的读者专门比较不同译本的得失和缺陷。虽然有专业读者对文本进行版本讨论，但这仅限于一小部分读者；对于大多数普通读者来说，文本并不那么重要，读者的购买很多时候是取决于营销，或者是以外貌协会的标准首选图书封面和纸张。

但以林宋瑜为代表的编辑们则认为，尽管出版业尽管乱象丛生、花样百出，但无论如何，文本的独特价值不可取替，否则“皮之不存，毛将焉附”？

而对于如何力推当代文学大踏步走出国门，通过汉学家让作品进入对方的主流社会，成为众人的共识。旅日华文作家毛丹青近年来在中日文化交流中特别活跃，并一直保持着与国内文化圈的密切关系。他就认为，我们应该避免把中国人翻译的外文小说拿到外国送人，一般来说，这些文本很难有可读性。因此，他建议我们应该收拢各国的汉学家，由他们介绍中国文学，中国要像到处办孔子学院那样到处去网罗汉学家，才能实现文学出国界。

●案例

让外国作家在中国大放异彩

叙利亚诗人阿多尼斯的诗歌集《我的孤独是一座花园》自2009年由译林出版社出版后，至今销量已经破5万册。在当下诗歌出版不景气，尤其是译诗难读的今日，这部作品格外引人注意。就这部诗集的诞生过程，记者采访了其责编和译者，试图寻找这部诗集成功的原因。

四问编辑

■受访人：王理行（译林出版社综合编辑部主任）□采访人：夜　雨（中国出版传媒商报记者）

一部外文畅销诗集诞生记

□编辑该如何寻找靠谱译者？

■我是在平时跟译者的接触中，逐渐选中他的，并不是听谁说谁谁谁能翻译什么作品就直接找他。我得知薛庆国在翻译阿多尼斯的诗歌后，请他先翻译了几首诗，在《译林》刊登，读者反响很好。在这个基础上，我们开始做诗集的编辑工作。

□编辑不懂小语种语言，怎么办？

■我学英语出身，对阿多尼斯的诗歌更多的是从中文、从诗歌的普遍性的问题去判断。虽然说编辑最好懂阿拉伯语这样的小语种，但在当下不大现实。如果编辑懂其他外语，并有过一定的翻译实践，再加上认真的态度，在不断思考、摸索、总结和积累一段时期后，即使对某个语种不懂，但因为翻译中存在共性，也会起到一定的弥补作用。

□编辑和译者双方该如何沟通？

■我看了薛庆国的中文翻译后，感觉他的中文的感觉和诗歌的感觉都很好，但我对其中有些用词有疑虑，就常打电话沟通。我要求译者在我提出疑虑的时候，要通过对原文的理解和把握来决定要不要改；而不仅仅是从中文出发，觉得怎么连贯怎么来。我们反复推敲某些词在原文中的意思，并根据原文确定最后的中文。有时译者会跟我解释为什么要这样表达，并坚持他的意见；我觉得他有道理，就让他保留。忠实原作是编辑对译者的要求，但在交流过程中，我发现这也是薛庆国在翻译中的追求。

□编辑对作品的后期包装有多重要？

■阿多尼斯有很多作品，但国内没有出过，我们最后选择出他的精选集。大家都说书名很有诗意，其实我们是从诗集中挑选了多个诗句，让不同读者进行投票，“我的孤独是一座花园”得票最多，就用了这句。至于封面，我跟美术编辑介绍说，阿多尼斯是阿拉伯世界知识分子的代表，他爱自己的国家，爱阿拉伯这个民族，但又有点像鲁迅，对国家和民族哀其不幸、怒其不争。他对阿拉伯世界包括对整个人类的前途总体上是持悲观态度的，但也不完全绝望，还抱有一丝希望。后来，封面就设计成太阳被遮住，只在边上透出一丝光，这个封面大受好评，包括诗人都赞叹封面把他的想法和感受直观表现出来。

译者回应

■薛庆国（北京外国语学院阿拉伯语系主任）

“三好

”让诗集获得成功

首先文本好。阿多尼斯的诗歌既有诗歌美，也有思想性的魅力，他对传统文化政治的批判和反思，对东方民族很有借鉴意义。因此我认为中国的知识精英会喜欢他的作品。我的翻译忠实于原文，基本直译，像诗歌中的各种意向，他比喻成什么，我就用什么。为此，书中加了许多注释。

编辑改稿有协商。编辑王理行非常认真，与我就译文进行了多次沟通，提出了磋商的意见，而不是擅自改动。而且他的大部分意见都很有道理。要知道很多时候，译稿会被编辑自作主张改得让人哭笑不得，原因嘛，不是缺少常识就是不认真。

有好编辑，也有好出版商。在与编辑的合作中，我感受最大的一点是，编辑做事规范、靠谱，懂人情，有交流有信任，我们通过出书，还成了朋友。在中国诗集不好卖，出版社原本做好了赔本的打算，诗人也说，他不在乎版税，只在乎译文和书的装帧设计。但后来书卖得很好，译林社主动多次支付版税，作家对此很满意也很信任。

经由编辑和译者在书背后的默默工作，中国读者才能在第一时间了解并阅读海外文化，认识诸如马尔克斯、村上春树、阿多尼斯这样的大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