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出版传媒商报实习记者 冯奥

10月17日，中国出版协会文学艺术出版工作委员会（简称文工委）2013年度工作会议在武汉召开。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外事司司长张福海、湖北省新闻出版广电局局长张良成、中国出版协会副秘书长邢岩、长江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周艺平以及全国40余家文艺出版社社长齐聚武汉，就文艺类图书出版如何紧跟时代趋势，实现自我突破，共同献智献策。

本次大会是2010年“文工委”成立后举办的第四次主题工作会议，今年的主题分为两个：“图书出版如何‘走出去’如何‘引进来’”与“文艺图书出版发行的困境与突破”。本次大会由长江文艺出版社承办，此举被认为是对长江文艺出版社长期位居中国文艺畅销书的领头羊地位的肯定。会议由人民文学出版社社长管士光主持。湖北省新闻出版广电局张良成局长，长江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周艺平作为东道主发表了热情洋溢的欢迎辞，并分别介绍了湖北省新闻出版以及长江出版传媒取得的成绩和未来的规划，一致肯定了长江文艺出版社在出版事业作出的贡献。最后，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外事司司长张福海就图书出版如何“走出去，引进来”作了报告。

文艺图书的“走出去”与“引起来”一直是国家大力提倡的出版战略。围绕本次大会的两个主题，全国各地40余家文艺出版社的社长、发行部负责人等参会代表，进行了积极的探讨和交流。与会者认为当前的文艺图书，在做好版权引进与输出的同时，还要重视新媒体新技术在图书营销中的作用，更好地满足读者的多元阅读需求。

四大变化

谈到目前文艺出版面临的困境，许多人都愁容满面，忧心忡忡，让不少业者感到沮丧和悲观。长江文艺出版社社长刘学明这样说：“我是2004年从出版局到出版社的，到现在差不多10年了，到文艺社任社长已有7年。那么这近10年中，出版的内外形势都发生了重大变化。从体制上讲，先是政企分开，局社剥离；再是集团化；再是转企改制；最后是上市。出版社从一个事业单位彻底推向了市场，既面临着市场压力，又面临着无休止的经济指标压力。从业务层面上讲，数字技术的飞速发展，改变了传统出版的旧有面貌，深刻影响着编印发各个环节，也深刻影响着人们对出版、对阅读的认识和消费习惯。出版社脱胎于运行了几十年的事业体制，旧有痕迹一时半会很难抹去，体制上带有先天的不足；出版社又是一个非常传统的行业，编印发各环节基本是手工活，面对数字技术的巨大冲击，往往手足无措，不知道如何应对和融合。文艺出版社还不会游泳，却蓦然发现自己已处于滔滔江水之中。我想，这就是目前出版社面临的困境。”尽管大难当前，但是许多有志同仁都在思考：“这十年中究竟发生了哪些新的变化，有哪些严重的问题影响着文艺出版社的发展？十年前的文艺出版社是否比十年后的文艺出版社日子就一定好过一些？”与会代表在探讨中总结出了四个最主要的变化并进行深入的研讨。

一是网络出版的冲击。毫无疑问，在所有的出版门类中，文学出版受到网络出版、数字技术的冲击是最广泛、最深刻、最巨大的。这已经形成了与会代表的共鸣。网络出版因为网络文学而发轫和兴盛。网络出版给读者提供了海量的廉价的甚至免费的网络文学作品，提供了便捷、丰富的阅读体验，“如果文艺出版社的纸质文学图书质量平平，不能给读者提供独特的良好的阅读选择，纸上的东西网上都能很方便、很廉价地看到，那么读者的分流和流失就会成为必然。在近年的国民阅读率调查中，国民阅读率并没有下降，但电子图书阅读率在上升，而纸质图书阅读率却是下降的。”这样的反思不可谓没有代表性。对于文艺出版社而言，读者是根本问题，赢得读者便赢得了市场，失去读者则失去了未来。

二是实体书店的锐减。最近几年，一批批民营实体书店纷纷倒下，成为全社会关注的一个问题。每一家书店的倒闭都让文艺出版社心惊肉跳，损失巨大。

“下一家倒闭的会是谁？”这是文艺出版社最担心的又最不可捉摸的问题。国有新华书店的日子也并不好过，一些书店一般图书的销售这两年开始负增长，有某家著名书店资金开始出现紧张。包括新华书店在内的实体书店往往采取缩小图书销售面积等方式。此外，首印数一减再减，首发量越来越低，有些文艺出版社普遍印数3000册起，这样的书印出来可能就是亏损。面对这种现象，不少与会代表都表示担忧。

三是资源争夺的惨烈。近十年文学出版，还有一个重要现象就是：畅销书有相当一部分出自民营公司之手。这是让传统文艺社感到尴尬和汗颜的现象。究其原因，有眼光的问题，但主要还是出价的问题。多家文艺出版社的负责人对此苦涩一笑，“畅销书因为要价高，自然存在巨大风险。民营敢于抢夺，敢于冒险，敢于花重金去赌市场。而文艺出版社出版社小日子过惯了，不敢赌，输不起，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一个又一个好资源被别人抢去。”最近几年，不少文化公司通过各种融资渠道得到资金以后，出于对品牌和规模的考虑，不计成本抢优质稿源，更抬高了作者的要价水平。对于文艺出版社而言，处境更加艰难。

四是民营公司的强势崛起。近十年来，磨铁、博集天卷、读客、新经典、凤凰联动等一家家民营书业的崛起，获得了大部分优质资源，对传统出版社造成了挤压和冲击；另一方面，有些出版社由于自身出版能力弱，为了迅速做大，越来越多地选择与民营简单的、浅层次合作，导致沦为一个单纯提供书号、放弃做一般图书的机构，空壳化现象越来越严重，甚至丧失了做书的能力。这样的残酷现状想不承认也没有办法。

四大对策

以上四个方面可谓是十年来变化最大、也是对文艺出版社冲击最大的问题，同样代表了与会代表的心声。从这些问题看，身处其中的出版社确应该感到忧心和焦虑。从读者到作者，从渠道到竞争者，都面临着巨大的变化和严重的局面。然而并非不是没有解围之道。

一是要探寻专业发展道路。内容提供是文艺出版社在数字化时代唯一的优势，也是最大的优势。文艺出版社的经过几十年的积累和发展，都或多或少形成了一定的特色和比较优势。人民文学出版社的外国文学、浙江文艺出版社的传统文化、长江文艺出版社的青春文学、解放军文艺出版社的悬疑探案、江苏文艺出版社的少儿文学、湖南文艺出版社的音乐艺术等板块，各具特色、各擅所长。

在现在这样一个信息爆炸、各种内容鱼目混杂的年代，特色就如一面旗帜，昭示着文艺出版社的存在。每个出版社都应逐步摸索出自己的特色之路。在中国这个巨大的市场里，任何细分领域的领先都是文艺出版社生存的机会。

二是打造优秀编辑队伍。如果说数字化时代内容提供是文艺出版社唯一的优势，那么这种优势能否得到发挥，就取决于是否有一支优秀的编辑队伍。对防止空壳化现象尤为重要。

“脚印工作室”是人民文学出版社落实中国出版集团的“骨干编辑创新计划”的具体体现。不少文艺出版社都为其成就表示侧目。以骨干编辑为龙头组建工作室，采取单位与个人共同投资、独立核算、盈亏共担的机制来培育和发现人才，探索新的经营模式。“工作室这种形式已经不算新鲜了，但是对人文社这样的老牌出版社来说，还是一次难得的尝试，希望能在传统出版社的运行机制上有所突破和创新。”脚印谈到，“在工作室工作最大的变化是出版流程明显缩短，图书出版时间明显加快。过去在编辑部做责任编辑，面临更多的是等待。比如版式设计，美编要面对的是很多编辑的图书，一本书的版式出来要等待至少好几个星期。一本书从选题入手到成书基本要一年，这对一个成熟的编辑来说，是种消耗。现在则不同，选题、编辑、装帧、印刷、发行等程序，工作室自己就可以操作，像版式设计，我几个小时就搞定了，大大缩短了图书出版时间，图书的外在品质也能保证。”此外，团队合作替代单打独斗。以前做一本书，责任编辑要对该图书出版的整个过程负责，一年做四五本书就算高产。现在是团队共同为作者服务，一年下来做了18本。类似这样，以骨干编辑为龙头组建工作室，把人文社的品牌和脚印工作室的品牌有效地结合起来，形成相互辉映的品牌效果。对其他文艺出版社有诸多借鉴价值。

三是要做全媒介出版、全媒介营销。在数字化、网络化时代，文艺出版社在专注把内容做好的同时，如何让内容的效益最大化，以及有效地做好内容营销，是文艺出版社必须思考和解决的现实课题。像《小时代》的线上线下双赢，早已成为经典案例。京东商城采购部高级经理赵明宇在报告中阐述，京东图书的海外网站自去年10月上线以来，文学类图书销量位居榜首，占图书总销量的24.4%，主要购买群体为海外华人以及对汉语和中国文学感兴趣的海外人士。海外读者对电子书的接受度更高，比起传统纸质书，电子书更适合“走出去”。

四是审慎开展对外合作、加大版权贸易力度。长江文艺出版社与金黎组合的合作，应该说是一个非常成功的名利双收的合作案例。刘学明坦言，这既给出版社带来了良好的品牌效应，又给出版社带来了良好的经济收益。“但据我了解，像这样成功的合作在目前并不多见。要么半途而废，不欢而散，要么貌合神离，明争暗斗。与金黎合作的成功，既取决了制度设计，更取决于金黎的人品。所以对外合作应该审慎进行，合作原则应该是以我为主，合作双赢。”这样的肺腑之言，也受到了许多文艺出版社掌门人的首肯。

长江出版传媒在2011年底正式上市，不久前刚刚完成首次非公开发行股票，从资本市场成功募集资金11.7亿元。在上市不到两年的时间里，长江出版传媒深深体会到寻求战略合作、联合共赢的重要性。会上，周艺平指出各出版社不仅可以在文学出版领域，还可以在影视、动漫、网游、文化服务等领域开展合作。

在版权引进上，以长江文艺出版社为例，该社与海外版权机构、大型出版集团合作，推出了一批市场表现抢眼的图书；在版权输出方面，该社每年都有若干品种输出海外，特别是《狼图腾》一书创造了中国版权输出的诸多第一：单本书预付版税最高、版税率最高、购买版权的语种最多。但是，目前中国在版权输出上的成果还不够丰硕，这也是国内出版社普遍面临的问题。针对这一问题，周艺平建议，政府能够建立一个专注于中文文学版权输出的整合平台，为出版社提供版权信息，协助版权谈判，解决翻译、资金等困难，提供版权人才培训的机会，更好地向世界推广中国文学、弘扬中华文化。

会议中，多家与会的文艺出版企业负责人，也都一致认为文艺图书版权贸易成功，不仅仅在于其获利多少，更深层次的意义是，它是弘扬民族文化、将本国文化植入世界文化的土壤之中，获得文化认同、促进各民族各国之间沟通交流的最好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