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出版传媒商报专题报道组 金霞 蓝有林 马雪芬 田丽丽 张攀 任志茜 王晓妍

受访嘉宾

李朋义（中国教育出版传媒集团党组书记、总经理）

陈海燕（凤凰出版传媒集团董事长）

陈昕（上海世纪出版集团总裁）

王亚非（安徽出版集团总裁、时代出版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王忠义（浙江省新华书店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总经理）

沈元勤（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社长）

张泉（山东世纪金榜科教文化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莫林虎（中央财经大学文化与传媒学院副院长、教授）

曾剑秋（北京邮电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信息经济与竞争力研究中心主任）

王昱（北京和君咨询有限公司副总裁）

张泽京（宏源证券文化传媒行业高级分析师）

项立刚（飞象网总裁）

某国有文化产业投资基金负责人

关切1

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进文化体制机制创新

李朋义：首先是深化体制改革，主要包括：第一，转企改制是文化体制改革的第一步，现在仅仅开了个头。有几个方面尚未转变：一是在出版领域当中，思想认识还没有真正转变过来，不少人不少单位还停留在事业单位的思维方式中；二是新的体制机制没有建立起来，没有按照现代企业制度的要求进行整个管理框架、管理体制、经营机制、人事制度等方面的进一步改革。虽然转企改制后，很多出版单位建立了董事会、监事会、总经理班子，但有多少企业是按照相应要求运营的要打个问号。因此，要进一步巩固文化体制改革的成果，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实现真正的市场主体。三是由于受思想束缚和体制机制的障碍，使得我们在数字化转型升级这样牵涉新闻出版业生死存亡的大事上，没有很好的突破。第二，政府部门要转变职能，减政放权。让企业真正实现自主经营、自负盈亏。

其次，关于体制机制创新，主要包括：一是用人制度创新。要实现干部能上能下，员工能进能出，而现在出版业还存在着“上来下不去，进来出不去”的现象。二是分配制度创新。公报中提出“让一切劳动、知识、技术、管理、资本的活力竞相迸发，让一切创造社会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这与分配制度紧密相关——出版企业最重要的生产要素是创意，而创意来自于人，只有充分体现创意的价值，才能进一步激发员工的创造力，现阶段应该尝试对员工实行股权激励的探索。三是创作机制创新。混合所有制经济有助于提升国有和民营两方面的积极性，在一些文化领域中，用混合所有制的思路去实现文化产品创作机制的创新。如在未来的出版产业链中，谁是固定的作者是不明确的，目前网络文学、网络出版领域已经体现出来。那么，出版单位要想拥有丰富的创作资源，就可以通过用混合所有制，使个人创作的作品与国有文化单位在知识产权上实现共有，同时保障创作者的创作价值。

陈海燕：先要搞清体制创新和机制创新的关系。机制创新涉及文化生产力本身，而体制创新是调整文化生产关系。并不是因为原来的国有文化事业单位转企了，下一步最重要的任务就是机制创新了，最重要的任务仍然是体制改革，因为体制改革不到位，机制创新就没有全局性意义。在市场竞争环境下，自然会迫使企业进行机制创新，如果不创新，就会被淘汰。而体制创新不会自然发生，所以要强力推动。

文化体制改革现在只是取得阶段性成果，任务还非常繁重。我认为有几点特别重要：一是管理体制改革，使对文化的管理更加顺畅有效，特别是如何防止行政权成为文化生产要素流动的障碍，破除部门、地方壁垒，有利于产业的跨媒体融合和跨媒体渗透，有利于形成全国统一大市场。另外，切实转变政府职能，政府更多地注重于提供公共文化服务，而产业发展主要靠市场主体自我发展、自我约束，所以管理体制深化改革任务很重。二是所有权制度改革，推行股权多元化、股权社会化，这样能鼓励民间资本、社会资本无障碍地进入文化产业。三是文化法治建设，形成竞争有序的产业发展环境和市场环境。这都是深化文化体制改革非常重要的课题。

当然，对于具体文化企业来说，要注重机制创新，但企业自己的制度创新，有些也还是与体制创新密切相关，如企业的决策机制，直接关系到所有权制度，如果实现股权多元化、社会化，这个决策机制就不同。

陈昕：文化体制改革十年，我们在培育市场主体方面取得了重大进展，尤其是最近五年，我们重视资本的力量和技术的力量，驾驭这些力量，来推动整个出版业的发展。资本力量的崛起，一方面加剧了资本意志与文化价值之间的巨大的冲突，另一方面也加快了两者之间的融合。我们看到，随着资本的介入，出版的集中度大大提高，集约经营的格局开始形成，新的业务形态、新的商业模式不断涌现，出版产业的空间和规模迅速扩大，尤其是资本的力量在很大程度上推动着技术，尤其是数字技术在出版业的广泛应用。我认为，如果没有资本力量的介入的话，数字化的进程不可能像现在这样推进得那么快。

不过从本质上来讲，内容才是最根本的，它远远超过资本和技术。所以，我们出版人不应该排斥资本的力量、技术的力量，但我们在面向市场的过程中，更应该注意的是，最根本的东西你不能丢掉，那就是出版的价值在于“启蒙大众、追求进步”，出版的永恒主题就是多出好书。

应该看到，前一阶段的改革，一些出版集团的做大，一定程度上是通过与图书出版主业不尽相关的业务拓展来实现的。下一步出版业的改革应围绕三中全会《决定》提出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目标来深化改革，立足多出好书来推动集团的发展，壮大集团的实力。这涉及到国家软实力的提升，任务更加艰巨。

王亚非：关于体制层面，其中涉及很多方向性问题，亟需通过改革来深化和完善。

如资本的放开准入，看起来好像是市场问题，实际上是体制问题。国有文化企业完成第一步事转企后，下一步是国有独资、国有控股还是国有股份化，需要明确的说法。就目前来看，一些出版集团通过上市对上述问题有所解决，但不是所有企业都要通过上市来解决。一方面，所有企业都资本化和都没有资本化是一个概念，在目前难以进行同业间大规模重组，跨行业发展难度也比较大的情况下，资本向何处去？另一方面，资本是趋利的，市场不允许传统出版主业“十年磨一剑”。大家被利所压，就要做主业以外的事，可能越走越偏。这是要破解的深层次问题。从长远来看，引进战略投资者，促进出版资本同各种资本相融合，融入国际市场，对搞活出版传媒业意义重大，需要配套政策环境的完善。

又如政府对出版传媒企业的管理、引导中逐步去不当的行政干预的问题。一是一些不涉及导向、市场化程度已经很高的竞争性领域，如印刷、发行业中的大部分环节，都可以放权。二是国家鼓励的发展方向，如对外出版业务，也要放权。我们想在上海自贸区成立一个国际出版公司，但实际操作中管理部门批不批、怎么批？又如，我们想从事书刊进口业务，具备什么条件可以进口？我认为，国家既然鼓励，政府就应该放开，只要登记备案即可。企业有能力就做，没能力就不做，至于进口的东西是否违法，可以借鉴外贸行业的做法，由海关通过负面清单审查。总之，要从根本上大幅度减少行政审批，明确哪些是一定要审批的、哪些是备案就可以的、哪些是监管审批的、哪些是阶段性审批的，然后，实施分类管理。

关于机制问题，一方面，部分文化企业转制只是换了个企业的牌子而已，内部还是行政化、事业化、等级化，这种现状亟待改变。另一方面，应该通过允许员工持股、骨干持股，激发员工的活力和创造力，这对文化企业的重要性超过工业企业。特别是随着文化企业吸引各种生产要素进入、扩大与各种媒体的融合，更需要保护和激发员工的人脉资源、文化资源以及头脑中的创意，而文化企业的投资大部分也都是投入到人才的能力培养、企业的资源和影响力培育中。股权激励也是对个人信誉、资产、资源的一种约束，如果进行了股权激励，那么当有别的公司高薪挖人，或者员工在外面做伤害企业利益的事，他就不会无所顾虑。

张泉：推进体制机制创新，尤其是文化领域改革，顶层设计很重要。我们是文化大国，要文化先行。这几年经济上去了，文化创新是有可作为的。电影等方面的文化体制改革已经出了成果了，如华谊兄弟在资本市场上的崛起，以及其他制片人、导演都创出了品牌，国内外市场和观众都认可了中国电影的崛起。

莫林虎：三中全会深化改革的决定将带来巨大的利好。

首先，原新闻出版总署和国家广电总局合并，使原来部门分割的弊端得以解决。这为传媒产业的跨地区、跨行业、跨所有制兼并重组，提高传媒产业规模化、集约化、专业化水平提供了政策和体制上的保障。

其次，新闻出版业的转企改制已基本完成，改革成效有目共睹，同时激发出了市场的创造力。因此，下一步广电方面应成为深化改革的重点，继续推进制播分离改革、经营性资产转企改制以及三网融合。这方面，《决定》中有很明晰的表述，如果能够一一落实，中国传媒业的前景十分可观。

某国有文化产业投资基金负责人：关于文化体制改革，我个人期待出台更多的政策，如大型传媒集团在内容制作和发行渠道整合方面如何进一步推进，如何拥有更多的市场拓展空间。要想打造在国际市场有抗衡能力的大型传媒集团，国家势必要在市场准入方面进一步开放。《决定》中关于新媒体发展特别是传统媒体和新媒体的融合发展政策涉及较少。关于新媒体的政策主要提加强监管，如何扶持和引导着墨少。新媒体是未来，如果缺乏国家层面的战略指导，是一个很大的缺失。

王昱：建议的改革方向：一是意识形态领域分级分类，譬如电影分级制，譬如放开科技或美术类的出版内容。该把控的把控，该放开的放开。二是多元化的产权结构改革。中国文化产业体系基本上是国有控股，现在军工业都对民营开放，出版传媒业也可以探索对民营实行牌照制。三是原来的图书发行系统和管理体制在数字时代已经落后，要进行大的创新，否则原有的资产在未来会成为“光产”。

张泽京：在我看来，在保持内容安全生产的前提下，接下来一是进一步加快国有文化事业单位转企改制步伐，并激发改制单位的市场活力；二是除下放相关行政审批外，通过降税、免税等优惠政策，引导金融资本进入这个行业中来；三是体制内企业的改制和证券化、资本化进一步加速，其中就会产生大量的整合并购机遇，上海报业集团整合就是一个前奏。而从行业发展角度来说，包括国有之间、国有民营之间甚至跨国间的企业并购重组也确实需要加强，才有利于提升行业集中度。

关切2

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

李朋义：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当然也要发挥政府的作用，这实际上是谁为主导的问题。我认为，一方面，在文化产品领域，出版单位要有社会责任感，首先要追求社会效益，要坚持社会主义方向，不能完全跟着市场走，以市场为导向来配置资源。另一方面，市场也要在文化产品生产中起决定性作用，因为我们是文化企业，企业就要讲效益，没有经济效益何来社会效益，何来提供好作品的能力？从市场上的总体需求来看，广大人民群众还是喜欢导向正确、思想健康、有利于陶冶情操、有利于提高自身素质的文化产品，因此我们要追求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的结合。

陈海燕：公报中关于市场作用的新提法，“基础性作用”和“决定性作用”，这是有重大区别的。因为基础在下，权力在上，当然可以方便地自上而下地进行行政干预。而政府服务、市场决定，这才是真正的市场经济。当然，政府在有些情况下，必要的干预，也是对市场的一种服务，而不是决定市场。

利好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文化传媒产业本来就是朝阳产业，内容生产是长期、可持续地满足不断增长的需求的，对生产要素有强大的吸引力，只要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作用，各种生产要素就会大量流入文化传媒业，就会促进文化传媒产业的繁荣发达。如资本会大量进入，人才、技术也会随之大量进入，这对文化传媒产业的发展极为有利。

二，政府会加强公共文化服务，提供更多的公共文化产品，这对文化传媒企业也是极为有利的。因为政府不生产文化产品，政府加强公共文化服务必然要采购文化产品和服务，对产业内企业就是大利好；政府提供的公共文化服务并不会分流需求，相反会刺激社会大众的文化消费需求，这对产业和企业也是有利的；企业配合政府，在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务上，有机会提供增值服务，这对产业和企业也是利好。

三，政府会减少不必要的管制，这必然使作为创意产业的文化企业更有活力，市场主体的创造力得到更好的激发。

陈昕：经济体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三中全会《决定》提出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这个提法凸显了中央对市场化改革方向的决心。就出版行业而言，政府在如何简政放权、切实转变政府职能、深化行政体制改革、创新管理方式、建设法制政府和服务型政府方面，任重道远，需要用极大的力气来加以解决。

另一方面，我们还要注重发挥政府在建设市场体系方面的重要作用，今天出版业的改革还存在很多的短板，为什么图书市场存在大量劣币驱逐良币的现象？为什么以价格战为核心的恶性竞争肆意泛滥？为什么在中国电子书产业一直没有发育成熟呢？为什么持续赢利的数字出版商业模式一直形成不了呢？原因就在于我们缺乏良好的市场秩序、健全的市场制度、完善的市场法规、有力的市场监管、有效的行业协会、强大的市场组织。而这恰恰是下一步改革的关键，当我们想推进市场主体做强做大的时候，不考虑市场体系的建设，市场主体是不可能真正长大的。政府应在这方面更好地发挥作用。建议按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要求对政府的功能进行调整，厘清政府与出版业的关系，改变政府行政行为对出版业的过度干预，允许国有、民营甚至外资企业有条件地进入出版行业；努力建立和发挥行业协会的作用，逐步把政府的部分职能转移到行业协会；进一步破除区域行政壁垒，做大做强中盘等。

王忠义：建立健全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和公共资源均衡配置，明确体现了中央促进公共文化服务均等化的决心，完善文化管理体制和现代文化市场体系将显著推动版权保护事业，对文化产业而言，既是机遇，更是挑战。具体地说：

文化体制改革10年来，政府、企业顺应体制机制改革的趋势，文化事业、文化产业实现了大发展和大繁荣，思想意识、价值观念、市场意识有了深刻变革。三中全会后，改革从经济体制改革深度拓展为整体改革，深化改革进入全领域，反映了改革是民心所向的大意愿、总趋势。

改革的核心是强调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对文化传媒业而言，需要进一步以更积极的心态面向市场，以提高市场经营能力，实现生产要素的有序自由流动、资源的高效配置、市场深度融合，这当中既要保持必要的增速，以保证规模，同时也要适应市场和科技的快速变化，加快结构调整，着力提质增效，使发展行稳致远。

公告中提出“建设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反映出中央改革的决心很大，有利于打破地方保护，对文化产业的跨域、跨界、跨经济合作提供了更大的空间和机遇。

莫林虎：《决定》中明确提出“市场决定资源配置是市场经济的一般规律，健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必须遵循这条规律，着力解决市场体系不完善、政府干预过多和监管不到位问题。”大幅度减少政府对资源的直接配置，推动资源配置依据市场规则、市场价格、市场竞争实现效益最大化和效率最优化。政府的职责和作用主要是保持宏观经济稳定、加强和优化公共服务、保障公平竞争、加强市场监管、维护市场秩序、推动可持续发展、促进共同富裕、弥补市场失灵。

这些论述进一步强调了市场的作用，对传媒业将会带来强劲的推动力。如果这些表述能够在传媒业得到实质性落实的话，将首先对已经改制到位且形成了较强市场竞争力的国有出版传媒集团是很大的利好，如一些已经上市并有较好发展势头的出版传媒集团，将获得更大的发展空间。

其次，民营资本在传媒行业的竞争性领域中将有更大的发展空间，投资热情将会被空前激发，投资效率、企业竞争力也会得到前所未有的释放。

从目前我国传媒业改革情况看，非公有制文化企业和国有文化企业一道，共同开创出我国文化产业欣欣向荣的局面，成为一支不可缺少的生力军。十八届三中全会深化改革的决定中提出“鼓励非公有制文化企业发展，降低社会资本进入门槛，允许参与对外出版、网络出版，允许以控股形式参与国有影视制作机构、文艺院团改制经营。支持各种形式小微文化企业发展。”这既是对非公有制文化企业以往成绩的肯定，又是对其未来发展空间的进一步明晰。

张泉：这种提法是需要魄力和勇气的，是对市场经济的充分认可。原来是政府行政主导起决定性作用，现在提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也就是说政府的“手”要往后放。市场是自然竞争、优胜劣汰，谁受欢迎，谁是品牌，那么谁最后就会占有相应的资源。如果能在传媒业里做到这一点，我想文化市场的活力就真的激发出来了，那些在经营上有市场意识、贴近市场的企业就能真正胜出。　　　　　　　　（下转第3版）

（上接第2版）

关切3

改革系列部署利好产业

李朋义：城镇化意味着公民的素质将不断提高，而素质的提高离不开文化的教益，这就需要出版界提供大量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作品，这就是产业机会。例如农家书屋，我们一大批出版单位从中受益。城镇化水平越高，文化的需求就越大，这从西方发达国家城镇化的水平和文化产品的需求增长相辅相成的实践中可见一斑。

陈海燕：关于财税体制改革中有一句话，“稳定税负”，所以从总体上不会减轻税负，这对文化传媒业没有什么直接影响，我想根据稳定的精神，原来推行的优惠政策仍将会延续。

关于推进城镇化，对文化传媒业来说，将带来持续增长的文化消费需求。随着城乡一体化，人口大量集聚，公众的文化消费需求将会持续高幅度增长，这就是未来很多年文化传媒业大发展的机会，应该说文化传媒业进入了大发展的黄金历史时期。

提高文化开放水平对文化产业具有重要意义。我认为将体现在几个方面：一是在内容方面更加开放，如中华的先进文化会传播出去，世界优秀文化成果会更多地引进来。二是不同所有制的市场主体，可以进入文化领域，甚至国外资本也可能进入中国的文化领域，我想在这方面，对资本会更加开放。当然，除了资本之外，还有各种生产要素，对文化领域都会更加开放，破除不必要的门槛，在有些领域或者会降低门槛，这对文化产业都是有利的。

莫林虎：这一系列改革部署，最关键的是把政府的职能归于政府，把市场的职能归于市场，强调政府的职能是制定规则、做好裁判，而市场的职能是把资源配置的功能充分发挥，使各类资本的发展潜力、盈利诉求进一步激发出来。

对传媒业来说，城乡一体化将使文化消费的需求进一步放大。从宏观上来看，开放型经济体制下，整体经济会上升到一个新的台阶，文化需求也必然会进一步提升。同时，如果完善了市场体系，国有企业、民营企业提供文化产品的能力将进一步提高。目前文化消费市场越来越大，以电视剧消费为例，高校学生、白领看的大多是美剧、英剧、日剧、韩剧等，这说明本土企业能提供的本土文化产品不够丰富，这一方面与其竞争力不足有关，另一方面也与体制机制改革不到位、市场化程度不高有关。

张泉：作为民营企业，我们愿意去寻找机会、参与机会。企业间能不能公平竞争，企业活力来自何方，大家不能都靠政策。如果做到了加快完善现代市场体系，加快转变政府职能，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那出版传媒业肯定要有巨变，希望管理部门做好体系建设，抓好公平、公正的维护和规则的健全。

关切4

藉改革红利激发主体活力

李朋义：三中全会对中国教育出版传媒集团的政策红利，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通过三中全会精神的学习贯彻落实，使集团进一步统一思想，提高认识，更加坚定把文化体制改革进行到底的决心和信心，更加坚定做大做强教育出版传媒企业的决心，凝聚共识、凝聚力量。第二，期盼通过贯彻落实全会精神，市场加大开放力度，从而推动我们的股改上市工作加快步伐。通过引进战略投资者，通过二级市场的运作，与出版行业之外相近相关的战略投资者产生协同效应。第三，通过贯彻全会精神，进一步实现我们数字化整合、经营的目标，达到整体上企业转型升级的目标，实现由传统教材出版商向教育内容提供商和教育服务商的转型。

陈海燕：凤凰集团最希望的还是能够加快、大力推进文化体制改革，特别是所有权制度，在所有权制度方面有所突破和推进，那么集团就可以考虑在更高层次上来引进战略投资者，实现股权多元化，更好地培植企业的内生动力。另外，通过管理体制改革的深化，能够为集团跨地区、跨媒体发展破除障碍和壁垒。目前企业扩张的最大困难就是行政壁垒，就是因为体制改革还没有完全到位。

陈昕：当前，上海世纪以推进集团重组改革为抓手，在多出好书、体制改革、资源整合、产业转型、技术进步和重点建设项目推进等方面积极推进各项工作。全力践行“努力成为一代又一代中国人的文化脊梁”使命追求，围绕建设中国最具影响力的现代出版企业的目标，通过全面深化改革，实施内容创新战略、数字化战略、信息化平台建设战略、产业链延伸战略、资本扩张战略和“走出去”战略，推动集团新一轮快速发展。

我们要贯彻落实《决定》关于必须坚持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前进方向的要求，在出版工作中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工作导向，始终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相统一，努力出版更多的精品力作。集团将以业务重组为契机，通过推进内容创新战略，加快六大图书产品线建设，通过实施“十二五”图书出版规划和若干长远出版规划中的300个重大出版项目，不断增强企业在内容集聚和内容创新方面的能力。通过建设三大编纂基地，大力培育自主知识产权的拥有和研发能力，以进一步提高图书产品的社会影响力和市场影响力为目标，不断增强集团在内容集聚、内容创新、内容提供方面的能力。

我们要按照《决定》提出的全面深化改革的要求，借集团重组改造的战略机遇，大力推进资本扩张战略，通过内生式发展和收购、兼并、上市等途径，积极拓展新的市场空间，做强做大集团的规模。遵循出版专业化发展的道路，按照相关相近原则，通过产业链延伸战略，拓展新的业务领域，开展各类增值服务业务。同时，要通过信息化平台建设战略和数字化发展战略，推进各类基于数字化、信息化的功能性业务平台的建设，按照再造企业流程、优化资源配置、转变增长方式的总体目标，加快推进ERP系统的实施、上线工作，进一步完善高度信息化的发行业务平台，不断完善现代化图书配送物流平台的功能，推进适合各门类、各领域出版工作要求的数字编纂平台的开发使用进度。通过推动空间布局战略，加快“世纪出版园区”和“朵云轩艺术中心”等重大基础设施项目的实施进度，推进重大基本建设项目。通过推动走出去战略，加快香港世纪传媒有限公司的发展，积极推进美国双世出版公司、斯帕格出版公司和新闻出版公司在全球业务的拓展。继续加强同海外出版集团的合作，扩大对外版权贸易业务，努力将世纪出版集团建设成为跨地区、跨国界，以内容提供为主体，涵盖所有出版领域，技术手段先进，能够参与国际竞争，在国际上具有较高知名度，整体发展规模进入全国前列，在中国最具影响力的现代出版企业集团。

王亚非：从总体来看，文化产业是轻资产行业，是无调控产业，是引导消费的产业，是“四两拨千斤”的产业，是多元融合的产业，大环境对我们很有利，关键是文化企业能否和如何顺势而为的问题。现在出版业应该抓住有利时机，一是向各种产业融合，只有通过产业的融合，才能推动出版传媒主业更加上档次、出精品；二是抓住国家对文化产业的利好政策，如减免税、资金扶持等，尽快发展壮大自己的实力；三是树立“只求所在，不求所有”的观念，鼓励一些大的产业资本作为战略合作者，如我多次提出组建文化产业银行，建立国家财政投入引导、各出版企业共同斥资的文化产业基金，而不是区域性、地域性的金融机构。否则，永远形成不了大的力量和影响，航空母舰是自建还是共同打造区别很大，在这方面更需要管理部门进一步解放观念、加强引导。

沈元勤：目前，国内的科技期刊多达9000多种，当中不少有较好的品牌，不过受数字出版等冲击其生存都很艰难。但经营层面的约束可能更需要突破，比如在保证内容的权威性和可靠性的前提下，是否可以像当下比较热门的出版界国有民营合作一样，引入其他社会资本进行合作，开拓市场。

而在具体的市场竞争中，一是当前版权保护还有待加强。当前抄袭、盗版等侵权行为大多还是罚款了事，这对包括传统出版和数字出版在内的文化发展、尤其是对原创市场的影响特别大。国外的数字出版为什么能够发展得好，像施普林格、德古意特的数字出版的比重分别占到了各自的70%和40%，这是因为传统出版和数字出版的定价体系都是一样的，读者只能买正版。二是产业需要升级优化和结构调整，由规模发展向质量效益转变。目前很多出版单位单纯追求产业规模，40万种在销品种中，有一半以上是新书，当中不少产值更是变成了其在途在库等库存，而正常的新书与在销品种比应在1：7至1：10之间，同时随着技术的进一步发展，在出版时也要根据具体的产品选择合适的介质。当然，现行经销包退的销售体系也制约了行业的发展。

关切5

新提法、新思路、新空间

陈海燕：“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导向”，以前没有提到过，这是我们需要学习和领会的。至少我认为可以理解为，不是以长官为心，不是以精英为中心，不是以文化贵族为中心，这是历史唯物主义观点。

王忠义：改革设计更加合理，注重提高人民的幸福感，坚持以人为本，尊重人民主体地位。改革执行标准更加强调“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而非以GDP为唯一标准。

某国有文化产业投资基金负责人：《决定》提出“对按规定转制的重要国有传媒企业探索实行特殊管理股制度”，虽没有给出具体细则和时间表，但整体指导思想是对的，如果能真正放开手脚，对文化企业来说这个度还是很大的。

关于允许社会资本进入对外出版和网络出版等政策，在文化事业单位的改革和股份制改造中，过去严格禁止民营资本进入，未来会不会对民营资本开放我们只能拭目以待。估计会在一些点上有些突破，如“在坚持出版权、播出权特许经营前提下，允许制作和出版、制作和播出分开”，内容制作环节给予民营机构更多的控制权。

推动文化企业跨地区、跨行业、跨所有制兼并重组，这是国家鼓励的方向。近年来一些大型出版传媒企业尤其上市公司已经在进行这样的整合，未来这一趋势将更加明显，阻力也更小。

推动主管部门由办文化向管文化转变，党政部门及其所属的文化事业单位的改制重组将释放出更多的活力，必将借助各种资本、集合各方力量，也将给投资机构等提供更多参与机会。

《决定》中就构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谈及很多，一方面肯定了人民群众对文化的需求，来自政府的采购需求会为文化企业提供更多机会。但另一方面，目前的表述也为文化事业保护留出了空间。

王昱：在改革的主导思想下，以这样既定的思路，我认为，文化产业会迎来一次大的发展机会。一，看需求，从纸媒到新媒体，虽然承载文化的媒介的形式在发生变化，但人类对文化永远有需求。第二，看供给，目前中国最优秀的人才并没有形成往文化传媒业走的热点，从收入水平看的话，这个行业处于社会中流水平，不能形成吸引效应。很多人排队到金融企业工作、排队考公务员、排队出国，但没有看到排队进文化产业的热潮。没有人才基础，就难以提高内容质量。

曾剑秋：三网融合从2010年提出到现在，条件已经非常成熟——IPTV用户从400多万增长到2000万，有线电视、网络宽带使用率在大幅提升，手机上网用户量也已超过5亿，三网融合在产业层面已经取得了重大突破，全面推进已成为国家战略性统一部署。三网融合首先是遵循信息技术的发展规律，演进过程中必然要按照这个道路走，它不仅是国家政策，更是技术发展的规律。具体来说，电信过去主要做点到点的技术，比如打电话；广电主要做点到面的技术，比如电视台播出节目，从一个点向千家万户的屏幕发送。现在这两种技术融合到一起，电信也可以做点到面，而广电也可以实现点到点。顺应三网融合的规律有利于国计民生。另一方面，通过三网融合能够实现国家的信息化，使我国从信息大国变为信息强国。

项立刚：三网融合依然存在着很大难度。从全球范围来看，还没有出现非常成功的三网融合案例。为推进三网融合，国家一直计划投资40亿元组建“中国广播电视网络公司”，但至今仍未成立。因为这样的公司初步预计需要2000亿元，显然，国家财政拿不出这么多钱，其他公司又不愿意承担。网络通信公司的计划便搁浅至今。从三网融合的产业意义来看，最受益的莫过于广电业可以更加有效地拓宽市场。现在，广电业凭借有线电视一年大约有600亿元收入、电视广告1200亿元收入，而电信行业一年便有10600亿元收入，广电行业必然需要渗透进电信行业去开拓市场。三网融合，互联网的角色很小，主要是广电和电信两大行业的相互介入。